拉住绝大多数中共党员的手
2006年7月1日绝食感言
今天是中共建党85周年纪念日，中共又在全国各地搞些颇具花样的“庆贺”。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或被裹挟、或被要挟到一个一个的不同的活动中去，尤以中共党员同胞们为甚。中共央视早在一个月前就公开宣布：“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铁路部门决定将在七一前夕，在全国各地同时开出85对红色旅游客列，展开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我及我周围的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劳民伤财之举不仅不理智，而且也不道德，另一方面它更表明了今天的中共仍然是恶习不改。
中共的绝大多数党员同胞和我们一样明白的是，中共至历史的今天，其在包括绝大多数中共普通党员在内的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早已是今非昔比。连中共自己也十分清楚，它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早已成了一个毫无信誉、无恶不作、却无处不在的无赖。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即便你是一个正人君子，你每天不厌其烦的把表扬自己的话说尽、说绝，也必会引发人们的反感。中共在对自己夸奖时是从来没有过一丝在颜面和心理方面的障碍。这种自我表扬时毫不顾及理智的行为，对中共党员中的那些有良知者而言，在道德和自尊方面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我想和中共包括胡温在内的广大党员谈谈心。没有惊心动魄，更不会有波澜壮阔，就谈谈我们身边的一些现象。
就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针对咱们的那些坚持自由信仰同胞及他们亲人的毫无理智底线的、完全超出这个时代人类想像的伤害和实在存在着的伤害结果现实，我曾两度致公开信于胡温两位同胞。并且寄予我起自内心最深处的希望：希望他们直面我们民族正在持续经历着的沉重和苦难，理性和责任的思考是这个世间伟大民族在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持久的为沉重和苦难所捆锁的根源，拿出我们应有的且能有的，作为这个苦难民族儿女的对自己民族文明明天的道德、勇气、责任和爱，和全民族一道和平的、理性的、却必须是坚定的走出民族的沉重和苦难，走向我们民族永久美好的明天。
无论与我数次致公开信与胡温两位有无联系或有多少联系，从我致他们两位第一封公开信的第三天至今的218天时间里，中共的警察、秘密警察及他们所雇来的一些社会成员组成的近百人的群体，24 小时不间断的骚扰、围堵、跟踪我们全家。期间，这些同胞针对我一家做出了许许多多令常人难以理喻、难以置信更难以接受的事。律师事务所被莫名其妙的停业，家中一切通讯联系全被切断，至今不能启用。北京市公安局24小时包围着我的办公室，毫无理智的非法抓捕一切与我往来者，包括我的办公室律师同事。但这些都没有什么，之较于我们民族正经历着的苦难深痛相比，它只是我个人和我家庭的一些磨难而已。如果这样的承受是催生我们民族走向文明明天的必须，我和我的家庭愿平静的面对未来百倍于这种磨难的承受。
我绝无给中共领导人写公开信的嗜好！但我却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曾给胡温两位同胞写过四封公开信。从2月15日以来，围困我的秘密警察和警察几乎每天都与我发生着决不雷同的冲突，多为肢体冲突，实实令人无奈及痛心疾首。面对我的处境背景，直面这些警察的处境背景，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我想写出点文字来。我原本打算以《走向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为题来写，但念及一部分同胞可能会误认为我们寻求的，是这个民族摆脱苦难、走向文明明天的过程即是决心甩掉和牺牲、甚至是压制一部分人的过程。更会有人站出来说，我们是假借寻求摆脱民族苦难今天为名，行颠覆国家政权之实。
我需在此耐心且明确的强调，我们所渴望的、探寻我们民族摆脱落后及苦难叠生的羁绊，步上民族文明明天的永久路的目标中，绝对不含有要甩掉或压迫哪些同胞群体的具体目标。我们当然需面对这样的、令国人心理不平的现实，即：现今制度的控制者及他们的亲眷，拥据着几乎可被视作是漫无边际的财产及掌控着永远使本已漫无边际的财产不断加增的条件、基础。而有些条件和基础毋庸讳言，根本就是以其他同胞的血、泪、甚至是生命来成就的。这样的财产及这样财产的积累过程，不仅持续地、且是急速地积蓄并加剧着整个社会心理的失衡危势。这样的财产拥据态势和积累过程，亦持续地、且是急速地加增着压迫、侵蚀社会稳定润滑剂的道德及社会正义的恶能量，这显然是这个社会的病态存在。但这都是我们全民族必须理性面对的社会疾病，在这样的社会疾病中，那些拥据着无限量财产者的同胞及因之而赤贫至仅剩下生命的同胞都是受害者。
道德、责任及公义的价值在人性中的损缺之害将祸及几代人，无论是贫者还是富者。面对这种沉重的社会疾病的生成，不论是富有的同胞和贫穷的同胞，都对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是我们所有同胞共同为一个明知必然且持续产生这种社会疾病的制度提供了、且仍正在提供着它生成且继续存在所需的能量。有责任，即意味着要担负，即原制度性滋生的财富不均、社会不公的现状，决不能作为全民族对文明明天选择的包袱。因制度性原因而获益的同胞，也不应让他们为全民族文明明天选择付出个体即已到手的全部利益代价，但他们应当为一个真正和谐、文明的明天而放弃继续通过背离文明和道德的代价而获利的特权。从今后起，我们决不同意，他们自己也不应再坚持这样做下去。
我上面颇费嘴舌的主张，想说明的是，只要我们一道坚持民族大义价值，而在民族大义价值面前，宽怀、包容（甚至是痛苦的忍受），对既有利益的让渡，对既有罪责的赦免，都成了浅层次的技术问题！都是可以在一个文明对话的协商过程中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
在这里，在这样的日子里，来讨论我们民族迈向文明明天的问题，它不单是一个对民族命运久远前景的必要性问题，它还有着急迫的现实性问题。
我今天确无意与广大的中共党员同胞来提及更多的、具体的社会不公及妇幼尽知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司法制度性腐败问题，我的面前堆积的“文件”量可能不会比胡温两位同胞面前的文件少，不同的是，被他们所能看到的文件不仅是绝色的官样文件，同时也是无一例外的通过了不同类别“专家”的关隘的文件，而我面前的则是直接出自于那些底层蒙冤者、蒙冤者的亲眷之手的草根“文件”。那些文字无一出自专业写作者之手，但这样的文字间却无不滚动着惨烈、血痕及泪水……
85 岁的老党员蔡益老人前阶段又老泪纵横地来到我面前。他流泪，我流泪。6年前，他28岁的孙子被福建平潭县的一群干部子弟给活活打死，死者家人至今不能获得一分钱的赔偿，其中一个凶手的父亲就是一个小小的县法院的庭长。蔡家的失至亲之痛尤天崩地裂般，让他一家刻骨铭心的深痛却是看不见尽头的、至今看不至底的几近荒蛮的、制度性的司法腐败现状。已被冷冻了6年的尸体仍得不到本应有的、符合人性及常理的处理。
堇士让，山东济南重汽集团的一位退休的老党员。七年前，老人25的儿子堇伟光遭到派出所刑讯后惨死。中共九届人大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与中共全国人大四十三名代表联名促请司法机关公正处理该案，无奈，纵有强劲的呼唤正义的民意，怎奈无保障正义价值彰显的司法制度基础，七年过去了！老人仍守着自己已冰冻了7年的儿子的尸体等待正义的到来。
北京老人李桂芬老人的灾难景境遇更加惨烈，一个好端端的 30多岁的女儿，进入派出所不到一小时即死亡。“高律师，我的小外孙可怜啊。他妈死了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我每次去看他妈的尸体都不敢告诉孩子！更不敢带他去，这样的事对孩子来讲太残酷了。最让人揪心痛苦的是，我的女儿会冤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政府、公、检、法、人大、政协、党委，无论你哭诉到那里，你遇到的一准是没有了一点同情心的，也许这样的冷血事件他们见惯了”。老人见我时泪流满面却滔滔不绝！老人女儿的尸体已经在首都北京冷冻了 8 年了！
这个社会里，人们总能找到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不合理、不公正甚至是背离人伦的黑暗存在的“理由”。诸如，“这只是个别现象”、“主流还是好的嘛”，及“这是发展中必然的问题”等等。我想，喊这些调子的同胞是否意识到，我们的民族就是在这样无知的论调中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这种地步。这种全民族的深度麻醉，就是在这样的调子中将一个人世间最大的民族拖入至不能自拔却也不愿自拔的苦难的深渊。
人命关天，亲人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死亡，对哪个具体的个体而言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喊着以人为本的中共当局却从来不把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的中共普通党员的生命财产当成一回事。不仅如此，它根本就是产生这样具体罪恶的最直接的根源。中共广大的普通党员必须清楚，今天的中共早已蜕变成一个对少数歹徒群体特权利益而存在集团，他们抢夺的不法利益仅归这些在中共党员中占极少数人的手中。
无数与这些不法利益无关的广大普通党员却都在稀里糊涂地充当着这种罪恶的帮凶。有些党员同胞常常会以“我反正不做坏事” 为自己辩解。岂不知，每个占居着一个党员位置的、作为中共整体中的一个个员额，都构成了中共整体罪恶得以成就的条件。没有一个个具体的党员，何来中共中共专横妄为的恶行基础和条件？85%以上的中共的普通党员，不知不觉中成了中共历史罪恶的帮凶。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中共普通党员而言，每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的存在，对其个人、对民族、对社会都没有一点积极意义。但他却构成了中共内部极少数反动势力持续作恶的条件和基础。
结束这样的身份，对于一个普通党员而言，暂时也许会有些困难和麻烦，但你这样的身份保留，却为你、你的子孙后代、为这个民族的灾难性的大麻烦提供了条件和基础。我们成了恶人们的帮凶，却是在我们不知及不情愿的的情势下。
2006年7月1日 在中共以黑帮黑帮手法围堵我全家的第218天 于北京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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