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民众的言论严厉地压制。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结社、游行、出版等自由，实际都是掩人耳目的遮羞布，中国公民从来就没真正有过这些自由。当年谁若对其党和党魁说点什么，就是反动言论，写点什么就是反革命标语，要定罪判刑的。如今谁若说“法轮大法好”，也算违法而遭绑架、被劳教甚至判刑。
各级党政机关都设立了信访办，有的还设立了什么“市长接待来访日”，这些幌子、招牌都是装点门面，实质是堵塞民众言路。有多少被克扣工资、不发工资、被强制动迁、被强占民地、“下岗”失业的人，屡屡上访而不解决任何问题，实逼无奈集体横卧于城市大道上，堵塞交通以示抗议。“水能载舟，亦可覆舟”，邪党坏事干多了，时刻都怕覆舟，老劲喊：“稳定”。怕上访特别是怕集体上访，要求层层包干负责，层层设卡堵截、抓人，各省市驻京办现在成了阻截办了。哪个地方上访的人多，当头的要受到处罚。因此暴力压制集体上访、集会游行的事不时发生。
“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标志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仅写进各国宪法，并且签定在国际人权公约中。而唯独在人民的共和国，上访就是闹事。中华文明古国历代明君，都讲君轻民贵，都允许拦轿喊冤。而现今的国家信访办却成了抓捕人的场所，特别是为法轮功上访的，统统的绑架！有冤不许申，有错不能纠，真话不让说！因此法轮功学员只能到人民群众中去讲，到天安门去讲，到中国驻外使、领馆去讲。
前两年，江首恶的俩个公子江绵恒、江绵康，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要在黄金地段地发财，多少市民因而一夜间失去了祖产被轰到郊区去。这些人不得不加入上访户的行列。为此江氏的姨外甥、上海市公安局长干脆直接派员到北京抓人，有些上访者生命甚至受到了威胁。
据报道，2005年3月8日，在北京高法附近，一辆来自河南法院的截访警车，用暴力抓捕一个河南女访民。百余名上访者一齐涌上，不让警车开走。4 月13日有5000——6000人到国家信访办上访，虽然截访的有4000多人，仍阻截不了访民，终于把北京“两办”的大铁门挤倒了 。
对公民著书立说一直实行出版审查，而且这种审查多半是以黑箱作业的方式进行的。也就是说，邪党的宣传、新闻出版部门可以发出内部文件，禁止某一本书或某一 方面的新闻出版，并且不需要给出明确公开的理由。海外出的书《六四真相》、《太子党》等禁止入内；国内出的《转法轮》、《中国农民调查》等被查禁。1991年出版发行的预言小说《黄祸》，只因为其中有的章节所描写的内容，和2001年江氏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相类似，所以就被查封了。
最近，又查禁了著名作家闫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认为其作品影射了在“为人民服务”牌子背后干坏事的人，邪党竟如此敏感、害怕又愚蠢，这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原本不被人们注意的小说，在邪党愚民政策中产生的逆反心理作用下，反倒提高了知名度，却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
共产邪党自称有三件法宝：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统一战线。其实，世间最口是心非的莫过于邪党；其党最怕的是批评暴光，更谈不上自我批评，一贯的“伟光正”；至于统一战线，则是其党的流氓诡计之一，拉完磨杀驴子的事太多了。
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今年2月28日发表了致全国人大、政协的公开信“致死众多法轮功学员必须查究”。信中说：“本人并非法轮功学员，但坚信这些学员应该享有基本人权。生命权，乃最根本人权之一，常言道‘人命关天’，不经宣判，致死千条人命，理应严肃追究。如有人说‘致死法轮功学员’是造谣，那就应该根据姓名、地址逐个查对，如果真能用确凿事实证明没有‘致死’的事情，那岂不也能说明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有关司法部门，如果不追究这样重大的‘造谣事件’是否是失职？掌握中共媒体的中宣部，如果对此不报道、不辟谣，是否也是失责？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这件大事也不应该长期不闻不问、装聋作哑。”这样的上书，无论古今中外都应被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有利于社稷的忠良之举。而此类上书，他在不同时期，向党中央、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写过多次，总数达五十余万字。然而，在这个自诩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里，他竟在多次运动中连续受到批判。并于66年6月被关进监狱六个月；74年12月被逮捕关进山东省看守所单人牢房三年半；78年6月被判七年徒刑进入“济南劳改支队”。此次上书，引起海内外人士和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很多人打来支持鼓励他的电话，都不怕电话被监听，告诉了他们的真实姓名、联络方式，包括手机号码。有一位律师说，如果遇到什么麻烦，就找他。
先后因揭露萨斯疫情和为“6.4”上书而两次触怒中共当局的蒋彦永医生，在被当局软禁8个月之后，于2005年3月22日重获“自由”。但还是不许接受媒体采访；不许说任何和党中央不一致的话；未经组织允许，不能参加任何地方社团和民间的活动，不许出国探亲等等。
(待续)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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