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是唐王朝。

  作为中国人,我也赞成上述观点,只是要进一步对这一观点精确化。我认为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是唐帝国的“贞观王朝”,也就是李世民大帝当政的时期,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说贞观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提出异议;但如果问及贞观王朝因何强盛和具体强盛到什么程度,恐怕多数的中国人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古代的黄金时代呢?

  贞观王朝是李世民大帝建立起来的,他是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在古代中国的开国皇帝中,只有李世民一人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出身也最为高贵。他胸襟开阔、文武全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在当政期间创立了盖世绝伦的文治武功。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里,皇帝的素质决定国家的命运。李世民除了具备历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优势外,下面的几个优势还是李世民独有的。

  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

  责任心是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坐上皇帝宝座后,并没有像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利用手中的职权尽情享受一下荣华富贵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于政事,一头埋在公务里,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讨论国政,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不肯停下来休息一下,以至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和那些志得意满的权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个幅员辽阔、兵强马壮的强盛帝国(那时的唐帝国确实如此);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又一次民变推翻的新生政权。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刚刚瓦解的、曾经强盛无比的隋帝国,不断地琢磨隋王朝灭亡的原因,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导他的帝国走出荆棘,走上繁荣,走向辉煌。在李世民当政的中期,唐帝国已成了当时已知世界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繁荣和富庶达到顶峰。这时李世民应该满足了,可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华和辉煌,而是帝国漫长而艰巨的未来之路,并为夯实未来的路基继续孜孜不倦地努力。

  李世民的超强责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体现。

  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执政风范

  中国的古代历史上许多统治者拥有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以耍小聪明为荣;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结果当政者用诡计驭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真正做到诚实执政的帝王,他在任时对臣僚敞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恪尽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伎俩。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治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或有受贿迹象的贪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

  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诫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可能会使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还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18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征拒绝在诏书上副署(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制自己的无限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兴旺强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质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执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因为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但并不是所有的当权人物都重视人才的,实际情况是占半数以上的权力人物漠视甚至仇视人才,只有那些胸怀宽阔、胆识过人,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并能宽容人才无伤大局的弱点,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够任人唯贤。

  李世民执掌的贞观王朝可谓人才济济,文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武有李靖、程咬金、尉迟敬德。一大批精英人物围绕李世民组成一个坚强高效的领导核心。可李世民还是感到人才不够用,并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德彝荐举人才,在久久没有消息后又一再催促他。封德彝委屈万状地说:“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当即纠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借才异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听了这样的真知灼见,封彝德除了惭愧外还是惭愧。

  高度超强的自制力 对“好话”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残留一点动物的痕迹;只要是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有人性的一面和兽性的一面。人类文明的真正内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弘扬人性和尽可能地克服兽性。人性的多少和一个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地位极低和极高的人身上兽性的成分容易蔓延滋长,前者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后者会恣情纵欲乱用职权。中国的皇帝因为位高权重的缘故,长期被压抑的兽性有了释放的条件,就会像深秋的野火一样四处蔓延,不是自制力极强的人不能阻其殃及池鱼。

  爱听甜言蜜语几乎是人类的通病,权力人物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纵观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只有极少数败在强大的敌人手里,绝大多数是被身边的甜言打倒的。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够不被好话所误导,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他充分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对阿谀逢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官员:“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报喜不报忧。”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它具有如下几大特征:

  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正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9月,290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唐帝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平气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中国人民简史》引一位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睦相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帝国的各国人民,多以成为唐帝国人为荣。

  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20万人以上。

  贪污降到历史最低点

  贞观王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唐帝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尤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警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如此,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文明有了迅速和长足的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唐帝国。除了沿海的胶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已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理性和自信,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抉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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