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黑手越伸越长

连一点敏感的文章也发不出

南方某省的另一位朋友的介绍更加恐怖：“我的版面现在连一点敏感的文章也不敢发了，有时还要加编者按，自己打自己的脸，即使要表达某种的意思，也要在编者按中强调一下，不是那个意思。好文章，删得面目全非。这两天省委宣传部的文件一个一个往下发，今天又收到一个《清理检查通知》，通知是转发中宣部的文件，要出版、发行、印刷部门对二００五年以来的出版物进行彻查，先是自查，自己找自己出版了哪些违规的东西，自己交待；然后再抽查，由省委宣传部和新闻出版局联手；到五月份，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还要全国清查、暗访。涉及文革、反右的内容，要逐本逐篇的清查。真是又一次文革。报社里都提心吊胆，今年惩罚更严厉，实行一票否决，如果报纸上出现一次政治错误，就可以将报纸给取消刊号。”

说来惭愧，本年度我先后给国内报刊投稿数十次，变成铅字的迄今只有一篇书评。我所熟悉的一份发行量很小且学术性很强的《读书时报》，也被莫名其妙地停刊几个月，什么时候恢复还没有说法。

几天前与出版界的朋友聚会，在座的一位喜欢看书的官员大发感慨：中宣部现在完全是蠢货当道，该管的事情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管乱套。到书市看一看就知道了，摆出来的不是搞政治宣传的垃圾书，就是旧书翻新的再版书，大学教授们所谓的原创书，也大都像周叶中一样拿着课题费去抄袭别人。前两年章诒和、陈桂棣几个人的好书刚刚启动市场，就被这些蠢货们给禁掉了。从二００四年开始，全国的图书市场一下子跌进低谷，不仅二渠道的书商赚不到钱，连出版社的书号都卖不出去，北京有几家很好的出版社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和谐发展离不开新闻自由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有《关于“新闻自由”》的社论，摘录如下：“统制思想，以求安全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像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然而，在当下中国，中宣部所扮演的正是“法西斯主义”的邪恶角色，同时也是为共产党自掘坟墓的角色。中共要想与国人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像前总书记胡耀邦和前宣传部长朱厚泽那样，积极主动地鼓励说实事、讲真话的新闻自由，从而通过新闻自由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宪政民主制度来平和理性地清洗此前欠下的血债和犯下的罪恶，直至解散中宣部之类的邪恶机构并且完成由法西斯独裁党向宪政民主的执政党的演变转型。

博客网上的言论检查与管制

在博客网中，我经常会遭遇名为爱国实为爱党的愤青们质问：“你整天在博客上发表议论，难道还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吗？”

事实上，我贴在博客网上的文章经常要被网路编辑所删除，而且除了在博客专栏发表主贴外，我的跟贴许可权早已被取消，经常看到自己的文章遭受非常无理的攻击谩骂却没有还手之力。尽管如此，对于允许我设立专栏的博客编辑我还是心存歉疚的。真正剥夺我的新闻言论自由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中宣部及其所代表的党国机器。

因争取新闻自由而遭受牢狱之灾的程益中先生，在荣获世界新闻自由奖的“答谢词”中表示说：“当务之急是扩大公众知情权、提高政治能见度。这是中国新闻从业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无权势者的力量’。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你有不说话的权力，但没有讲假话的权力。讲真话不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最高准则，而是底线。然而极其可悲，现在这是一条高压线。．．．．．．借此机会，我呼吁：让真话回到我们的生活，就像让大地回到我们的脚下！”

由此又让我联想到刘维钧的博客文章《疑问董建华副主席》：“让一个公开说健康不佳的卸任特首，来当政协副主席，难免让国人多少疑惑：政协担负参政议政重大责任，身体不好怎么吃得消，做不了特首，就能做全国政协副主席吗？．．．．．．非要让他说是身体原因下台，这么遮遮掩掩，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家政治资讯才会增加透明度呢？”

身体依然健康的董建华莫名其妙地辞职卸任了，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黄菊据说是因为健康原因，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公开露面，却从来没有他将要辞职的消息。这难道不是中国大陆政治不透明和新闻不自由的最好证据吗？

感谢网络技术，由中宣部封闭全国人的嘴巴，只允许自己的“喉舌”发出声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这个中宣部依然在不自量力地剥夺封杀着中国人的新闻和言论自由。

（开放杂志）(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