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告诉过笔者李炳泉之死，并建议去新华社“老干部处”询问他的妻子的地址以向其了解详情。在笔者能做这件事情之前，看到了他的老同事李慎之写的《李炳泉文革中的悲剧人生》（《炎黄子孙》2003年8月），对他做了相当详细的介绍。
李慎之先生的文章说，李炳泉长期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在促成傅作义将军和共产党谈判并且接受北京“和平解放”立下巨大功劳，还因此被拍在一部著名的纪录电影里。文革中，他遭到迫害，从高干楼搬到了最破烂的宿舍里。他的罪名是“反动文人”。李慎之的文章强调，作为李炳泉“罪证”的一些文章，是李炳泉在傅作义下面的《平明日报》做记者写的，那时他给共产党作地下工作，文章中偶有攻击共产党的话，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那些文章也给他的共产党上级看过，得到同意。
李慎之先生的文章非常清楚有力。但是，他对李炳泉之死的说明和诠释，存在一些盲点。
盲点之一是，在竭力“辩诬”的同时，好像还使人觉得假如李炳泉当时是真心地写了那些文章，那么文革对他的既无法律程序又非常残酷的惩罚就有理了。
盲点之二是，李炳泉的遭遇是悲惨而令人同情的，但是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几十年来，人们已经看到，这种共产党高层干部中的大规模的残酷的清洗，在苏联发生了，在中国发生了，在柬埔寨也发生了。大批高层干部遭到残酷的迫害甚至杀害，而他们被指控的罪行呢，后来被发现都是假造的。一方面这是有普遍性的现象，另一方面这样的情况也只在苏联、中国、柬埔寨等地发生。在已经积累了那么多的案例的条件下，人们可以知道这不是个别坏人起作用的结果，而是有制度和基础理论的作用才会产生的。要说明李炳泉的死亡，仅仅为他“辩诬”是说不清楚的。
在文革的受难者中，可以说有两类。一类是普通老百姓。一类是共产党高官。文革后20多年来，作为老百姓的受难者几乎很少能被提起。是不是因为老百姓遭受的大苦大难和李慎之先生文章里强调的“功劳”就有冲突呢？可惜李慎之先生已经去世。否则，作为1990年代中国最敢于公开讲真话的人之一，以他勇敢思考的精神，他会提供比他的这一篇纪念文章更多的答案的。
作者惠寄 原载《文革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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