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在北京西城区，北京师范大学对门。1966年8月25日，这个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内打死了三个人。
目击者说，在学校大礼堂的舞台上和姜培良一起被“斗争”的还有校长高云，以及已经被指控为“牛鬼蛇神”的教师们。打人的主要是初中的学生。红卫兵领导人没有动手打，但是整个会是他们组织的。
打的时候用了有钉子的木棒，一打就把肉丝刮下来，鲜血淋漓。会中还有人大喊，“拿盐来。撒在他伤口上。”
姜培良有一个儿子在这个学校初中读书，红卫兵把他儿子叫到台上去，让他打父亲。他儿子拿起一根木棒打了。
姜培良在会上被打死。后来这个儿子一直精神不正常。有被访者在1992年见到这个儿子，他还是没有恢复正常。
姜培良被打死后，二附中红卫兵又去抄他的家，说要“斩草除根”。当时姜培良最小的孩子只有两岁，家中雇有保姆。保姆相当机智。她掩护姜培良的家人逃出家门，自己虚张声势和红卫兵周旋，延宕时间，救了他们。
同日被打死的另外两个人是语文教员靳正宇和一个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校长高云也被认为已经打死，被运到了火葬场。因为当时被打死的人和被打后自杀的人很多，火葬场火化要派长队。高云在火葬场的死人堆中间苏醒过来，回了家。有高云这样离奇而恐怖经历的人不止一个。北京第33中学的负责人杜光天，当时是一位中年女士，也是被毒打后被红卫兵认为已经死了，被送到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师傅说，还有气儿。她没有被送进焚尸炉，又回来了。有人说她“捡了一条命”。
打死三个人后，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还不满足。他们策划要在北京最大的会场工人体育场开十万人的“斗争大会”，把各中学的“黑帮分子”都拉到那里“斗争”，并且要把已经被打死的樊希曼的儿子曹滨海在会场上当众打死。周恩来知道以后，派了一个北京市委书记来谈话，说这样的会不要开，但是对他们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叫他们打到社会上去。周恩来也接了该校两个红卫兵领导人去谈话。因为等待周接见谈话的人很多，他们等待的时候睡着了，又被送了回来。
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作了。他们没有开那个十万人大会，他们到校外抄家，也打死人。“纪念园”里的李聪贞老人，就是他们在8月28日在校外打死的。
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一般的红卫兵只能手持毛泽东的红色语录本站在广场上，特别的红卫兵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耀。1966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写道：
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乘汽车绕场一周以后，在《东方红》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被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三百多个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革命小将们，向毛主席热烈欢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他们还给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和红卫兵袖章。
这三百多个“革命小将”中，有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代表。那正是他们在学校中一天打死三人的一周之后。
作者惠寄 原载《文革受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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