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徒四壁卧竹床 “蒋委员长”孙子的少年生活

2006-06-01 16:19 从小，和其他孩子一样，很早就听说了不少祖父年轻时的过人事迹，让我对祖父有无比敬畏。尤其那张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戎装照，英姿焕发，成了我崇拜的偶像。当然，他更高不可攀，遥远得像挂在天边的星星。
　　
　　 “蒋委员长”的孙子
　　
　　一九五一年念新竹市东门国小五年级，有一次放学，和孝慈从学校后门穿过陆军眷村走路回家，有几位老伯伯们正围在树下乘凉，当看到我和孝慈时，就有一位拉开嗓门指着我们毫不避讳地嚷：“来看来看，他们就是老蒋的孙子，蒋委员长的孙子！长得好可爱的一对双胞胎！”我们完全听不懂，只用小眼睛回瞪他们一眼，加快脚步回家。但是“蒋委员长”这几个字，倒让我们记住了。
　　
　　类似的事情重复发生了两三次，心中难免嘀咕，我们决定要问问外婆。有天吃完晚饭，我鼓足勇气问外婆，谁是“老蒋”？谁是“蒋委员长”？怎么我们会是他的孙子？外婆当时脸一沉，带着责难的口吻说：“问这些干什么？现在兵荒马乱，很多人家破人亡地逃到台湾，喜欢胡说八道，不要听那些人讲的话，他们有神经病！你们爷爷、爸爸、妈妈，还有姨妈、姨爹一大家子，来不及逃出来，都还在南昌；章家有一大半的人没有到台湾，我们家跟什么‘蒋委员长’怎么会有关系！以后不要问这种傻事，不要理那些人！”第二天起，外婆不准我们放学后再经过那个眷村，要我们走学校前门绕一条较远的路走回家，避开那些老兵们的指指点点。回想起来，这些老兵似乎已略风闻我们的故事。
　　
　　这段经历是第一次有人，在我们面前模模糊糊地提到和蒋家有某种关连，虽然有过疑惑，但一阵子就过了，毕竟年幼，被外婆编织的故事和她严肃的表情给隐瞒了过去。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当时外婆被我问到这个问题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家徒四壁卧竹床
　　
　　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这几年在新竹，过得还算平稳，没有任何异常，从衣着到每天的便当，以及上学用的文具，和其他同学没有两样。但是从一九五六年年后，家境突然变坏，一直到一九六○年高中毕业，都没有好转过。
　　
　　那段期间，新竹家里上上下下，可以找到唯一的电器用品，就是几盏悬在房间当中没有灯罩的电灯球。新竹的风是有名的，但到了夏天，却闷热异常。有次我和孝慈到邻居小朋友家去玩，看到电风扇在转，觉得既新奇又□慕，回到家也不敢提，我们知道家里买不起。中央路的房子西晒，外婆带着孝慈和我祖孙三人睡在小房间，里头摆着两张竹床，到了下午就像火炉般闷热，晚上就寝时，竹床上的竹片都是热的。家里买不起窗，只好去文具店买色纸把窗子糊起来，后来干脆用看过的旧报纸代替。
　　
　　二舅想出一个简单的消暑办法，他要我和孝慈放学后，到附近的东门市场去找鱼贩，向他们买几块用来冰鱼的便宜大冰砖回家，然后敲成大小不等的冰块放进脸盆，摆在竹床上来回移动个把小时，把竹床冰凉一些，剩下的冰块就放在房中间，让它慢慢融化，晚上就比较好睡些。整个新竹市，应当没有第二家，用这种妙方来对抗热浪的。单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日子的清苦。
　　
　　我最能体会什么叫“家徒四壁”了。我们睡的竹床一直到进了大学都还在用，陪了我们十几年，后来竹床不仅有个洞，还会夹肉，到了夏天都要垫上两层的床单才行。从这样的生活条件来看，街坊邻居怎么都不会相信，住在隔壁的这两个双胞胎会和“蒋总统”有任何关连！
　　
　　成功岭上见祖父
　　
　　我真正近距离见到自己的祖父，是一九六三年在成功岭接受预官训练的暑假。从报上得知他每年都会到成功岭向大专学生兵训话，所以一进到成功岭，我就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八月九日一大早，我们就整队在大操场集合，足足等了一个钟头。那年祖父已七十五岁高龄，向我们致训词时，声音宏亮、铿锵有力，虽然带有十分浓厚的奉化乡音，但他吐字很慢，中气十足，而且逐字照着稿子宣读，可以听懂九成以上。我和其他全体预官学员全程持枪立正听训，一动都不敢动，足足半个多小时。我内心是激动的，全场只有我知道：“他是我祖父！”
　　
　　致完训词后，他在文武百官簇拥之下，缓步走下司令台来校阅学员部队。我个子不高，站在第一排倒数第四位，祖父会很接近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我终于可以见到自己的祖父了！我兴奋得在心中呐喊。
　　
　　自从外婆向我们解开身世之谜后，对祖父的感受，立即变得复杂又矛盾，好像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理障碍要去克服。他那种历史巨人的身影，从小就牢不可破地烙印在脑海里，突然间外婆却说他是我的祖父，这是何其大的冲击。对一个十八九岁的穷孩子来说，要接受它为事实，真是太残酷了些！对这种几乎不可思议的身世转折，除了必须不露声色地去面对周遭，在人生道途上，更要隐忍住不能说出自己是蒋家人，这不是“辛酸”两个字能道尽心里的委屈。
　　
　　回首过去，在那么严峻的环境中，孝慈和我竟能毫发无伤并成功地把这项天大的密深锁心中数十年，不怨天、不尤人，更未自暴自弃，反而知所奋进，各自在不同领域里，走出一片天来，这是外婆艰辛的代价成全了我们，只要想到那夜她热泪盈眶的双眼，和那双轻抚我们面颊、微微颤抖且布满皱纹的双手，我们就会强忍泪水，潜心向上。当十六七岁时弄清楚自己亲生父母是谁以后，我和孝慈一下子变得沉静起来，甚至内向而寡欢。这是一种内心的折磨。
　　
　　那天站在成功岭的队伍里，我不只是好奇，急着想看到像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蒋总统”，更想偷偷地感受一下自己爷爷的慈祥。
　　
　　他是我爷爷！
　　
　　祖父校阅时，学生队伍一律举右手扶枪行注目礼。我用眼睛余光看到他老人家从右边缓缓走过来，内心兴奋不已，心跳也加速。他戴着三军统帅帽，披着那件招牌式的披风，带着白手套，面带微笑，步履稳健而轻快，神采奕奕，威仪慑人。当他走过我面前，接触到他目光的那一刹那，我心中一怔，真想唤他一声“爷爷”，但我不敢。他双眼炯炯有神，面色异常红润，身材没有想像中高；他威严中不失和蔼，一直带着笑容，向我们颔首回礼。他眉毛很淡，唇上的胡须已白，身体却显得健朗。我感到他很亲切，我晓得他是我爷爷，但是在那一刻里，“他是我‘总统’”的感觉超过了“他是我爷爷”。
　　
　　我继续转首行注目礼望着他的背影，我问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孙儿就站在这里，和所有优秀预官一样，认真地接受着严格的军训？”如果有人敢事前告诉他孝严在受训，他该会有多高兴和安慰？！
　　
　　外婆说，祖父早就非常清楚我们的事。四姨妈亚梅还说过，母亲在广西桂林过世后，我和孝慈先被带到江西万安，住了一年多，再搬到贵州，两年后才回到南昌，蒋老夫人还曾差人带口信到南昌，问外婆愿不愿意把这对双胞胎交由蒋家抚养？如果舍不得，可不可以只抱走其中的一位？外婆没有答应，只告诉那带口信的人说：“我女儿都死了，两个孙儿是我命根子，他们是分不开的！”
　　
　　再见面已是永隔
　　
　　当我第二次见到祖父时，已是十二年之后，一九七五年我密从美国回台为他老人家奔丧。
　　
　　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奉派“驻美大使馆”工作时，深感自豪，因为我是蒋家第三代当中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经由特考及格进入“政府”工作。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通过“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考”，接着到“外交部外讲所”接受十个月的严格训练。“外讲所”的设立是“外交部”的创举，同期同学均自我谑称为“黄埔一期”。
　　
　　十四年之后，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长”，部内就流传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当祖父获悉他的爱孙孝严考上了“外交官”，很是高兴，不动声色地命令“外交部长”魏道明立即编列预算，设立“外交领事人员训练所”，除了强化国际公法、私法、国际贸易等专业知识训练外，还安排了高尔夫球、交际舞、桥牌等那时算是很时髦的课程。听到这种绘声绘影的说法，我只有笑笑，无从证实，也无以否认。但此一传言，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外交部”里面已经渐渐有人耳闻我和蒋家的关系。我不会向人提起自己的家世，就是有人向我打探一些真相，我都会托词闪避。

　　外放生涯尝甘苦
　　
　　一九七四年我携眷飞抵华盛顿“驻美大使馆”，那是二月初下着大雪的寒冬。美国在冬季搬家的人不多，现成待租的空屋更少，当时“外交官”的待遇不如现在，三等书的月薪只有七百四十块美元。“驻美大使馆”的同仁，大部分都集中住在华盛顿近郊的惠顿区（Wheaton），因房价较廉，那一带大都是美国社会里的中收入户，要不就是韩国、越南、墨西哥和从台湾去的移民。“大使馆”的同事程建人与戴瑞明，和媒体朋友傅建中、王景弘、王嗣佑等人也都住在那里。
　　
　　因为没有积蓄，我外放时虽然领了治装费和预支的薪水共三千六百美元，因为要花一笔钱买汽车，所以在华盛顿旅馆住了三天，手头变紧，感到吃不消，于是我找 “大使馆”的另一位三左泽华商量，让我们一家三口在找到房子前，挤到他小公寓里的客厅打地铺。左泽华是“外交部”书处老同事，他一口答应，由我分担他三分之一的房租，他成了二房东。我们便在他客厅住，这一住就是一个半月。
　　
　　他租的公寓只有两间卧房、一个小书房、一套盥洗设备，客厅饭厅连在一起，总共四十坪上下。他们夫妇用一间卧房，还带一个半岁多的男孩，另一间卧房已分租给在“大使馆”担任会计的薛粮辉，所以我和美伦带着两岁大的蕙兰，只有在客厅打地铺了。小公寓一下子住进了五个大人、两个小孩，真够挤的了。睡在别人家客厅，是很特殊的经验，我们学会一个基本动作，就是别人就寝后，我们才能入睡，别人起床前，我们就得起来，因为要先起身收拾好铺盖，否则真的不好看。那段日子，确实难为了美伦。
　　
　　巧遇孝章夫妇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下午，祖父崩逝的消息，是从新闻报道得知，当时为之一惊，除了有失去“元首”的不舍，还是有淡淡一层失去亲人的哀伤，但我不能表现出来，下午还出席了在双橡园由沈剑虹主持安排追思会的讨论。回家后，从电视上看到更多消息，美伦也流泪了。我随即跟美伦说，应该回去奔丧，并和在纽奥良杜伦大学念博士的孝慈通上电话，他说学校正要考试，无暇走开，要我也代表他回去一趟。
　　
　　第二天上班，整个“大使馆”笼罩在极端凝重的气氛里，不仅没有往日偶尔传出来的笑声，大家连走路的步子似乎都放慢了。看得出来，此一重大变故，的确带给所有人深沉的不安。我悄悄以家中有急事，从四月十二日起请五天事假。
　　
　　回台北奔丧途中，遇到一件没想到的事。在旧金山登机时很意外，我发现我应该喊“大姐”的孝章大姐和她夫婿俞扬和先生居然也在同一班机上，只隔两排座位。孝章大姐身着深色洋装，面容哀凄，不苟言笑，相当矜持。我和他们夫妇俩目光接触了一下，没有打招呼。我不敢确定，那天他们有没有认出我是谁？
　　
　　顾及人伦坚持回台
　　
　　飞机于十四日下午抵达松山机场，叫了部计程车照着王升的约定，径赴爱国西路的“自由之家”。一路上，觉得那天的街景显得特别萧瑟，敦化路和仁爱路上的椰子树和樟树，随风摇曳，呼呼的风声像是发出低沉的哀鸣。
　　
　　进到“自由之家”和王升通上电话，他随即于五点三十分驱车前来，着一身戎装，一向是精神抖擞，眼神逼人。我曾从华盛顿打电话告诉他奔丧的想法，他原本有所犹豫，问我一定要回来吗？我说，如果不回去，我会永远于心不安。他说，那就隐密一点好了，关于瞻仰祖父遗容的事，他会安排。王升还是怕我在敏感时刻回来，身世的密不小心被暴露出来。但是，我不认为这层顾虑可以凌驾人伦之上，我坚持回台。
　　
　　那天他走进来时脸色显得有些苍白，表情严肃而神伤，先安慰了我几句话，说：“你是应当赶回来见自己祖父最后一面的。”接着便陪我一同驱车前往国父纪念馆，车前面坐着跟他多年的随身参谋王耀华。这辆黑轿车有通行证，一路开进国父纪念馆，到后面的侧门下车，换由两位穿着深色中山装的人带路，进到里面转了几个弯道才走进大厅。那时，纪念馆里里外外有数以千计排着长龙的致哀民众，不仅秩序井然且肃穆安静。
　　
　　带领我进到大厅的那位先生，很客气地引导我走上最靠近舞台的较高平台，一般民众是不被允许站上去的。我肃立在上面，非常接近安放在舞台中间的蒋公灵柩，十分清楚看见祖父安详地躺在里面。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祖父，但已天人永隔。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用泪眼注视着他已没有表情的脸庞，也看到挂在他胸前的青天白日大勋章，我低着头默念着：“爷爷，愿您老人家在天之灵早日安息，我也替孝慈来见您最后一面。安息吧！请你保佑父亲，给他力量度过难关。”我让眼泪流着，深深三个鞠躬后步下平台，再跟随那位工作人员，左弯右拐地走出纪念馆。
　　
　　与父亲一帘之隔
　　
　　就在走出大厅前，这位先生轻声说，经国先生此刻就在我身旁悬着一张黑色大布幕的后面休息。这位先生并未自我介绍，显然知道我的关系，也晓得我前来的目的，才会特别指出经国先生此时就在里面。我只轻轻点点头，没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四月十六日早上，王升还安排我参加了大殓和移灵典礼，虽然不在家属席，我默默坐在一个角落，还是很安慰地告诉自己，我已尽了孙辈的孝道。隔天十七日下午飞回华盛顿上班。
　　
　　这次悄然回台奔丧，在某方面没有太多实质意义，既不能公开，又没得到蒋家认同，当然更无助于对外强化“我是蒋家人”的事实。我之做此决定，只在寻求自我的肯定。若在自己祖父过世时，由于胆怯、犹豫、退缩，连尽孝心的勇气都没有，那就不配做蒋家的一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