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1950年以后杀害的部分国军将领名单

1）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且基本上都在80年代被中共‘平反’。

2）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很多，除少数以外，大多数都被中共于80年代‘平反’，结论为“错杀”。

3）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基本未予‘平反’。

4）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

姓名 曾任最高军职 被害地点 被害时间

王旭夫 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 四川 1951
王育成 17集团军参谋处长 宁夏 1951
王春晖 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 湖南衡阳 1950.4.8
邓士富 173师师长 广东梅县 1952
邓子超 鄱阳湖警备司令 江西石城 1951秋
方涤瑕 西南区宪兵司令 1951
尹作干 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 河南南阳 1954.4.8
甘清池 整69师副师长 广东信宜 1951.12
叶干武 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军法处副处长 广东梅县 1950秋
刘进 第1兵团副司令 四川 1950
刘明夏 税警副总团长， 交警第15总队长 1951
刘秉哲 第28军军长 苏州 1950.11.17
孙天放 江苏省保安副司令 安徽怀远 1951
关仲志 广东保安4师代师长 广东 1952
向光明 宜昌警备司令部处长，国大代表 湖北巴东 1952
列应佳 广东保安4师副师长兼保5团长 广东 1952
李曙 伞兵司令部政工处少将处长 浙江永嘉 1952
李本一 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 安徽 1951
李用章 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长 四川邛崃 1952
李传霖 整47师127旅副旅长 1952
李楚瀛 85军长，整3师长，集团军副总司令 广东曲江 1950.11.14
李楚藩 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 1951
陈哲 海南保安2师副师长 1951
陈运武 第77师副师长 湖南辰溪 1952
陈应龙 第2军副军长兼9师长 海南文昌 1951
陈俊三 川滇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少将参议 1952
陈舜统 第14编练司令部参谋长 海南 1950
陈鹏翥 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 湖北 1951
沈荃 国防部少将监察官 湖南凤凰 1951秋
张铁英 第10新兵补训处少将督练官 青浦 1951
何际元 第49军79师长 湖南 1950.11
陆汝群 旅长 广西容县 1951
肖步鹏 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 1951
杨健民 第96军参谋长 安徽宿县 1951
周亚 预8师师长 1951
周址 第12集团军参谋长，第12兵站分监 广东开平 1953
周伯英 第17补充旅旅长 湖南东安 1952
金亦吾 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 1951.1.13
罗联辉 广州绥靖公署少将高参兼新丰县长 广东新丰 1952
林芝云 湘鄂赣清剿区少将司令 湖南湘潭 1952
危宿钟 第15师长，江西第5区保安司令 江西 1951
项丽源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谋处长 1952
赵俊图 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 湖南 1952
赵鸿厚 40师长 1952
徐廷瑞 陕南绥靖区少将副司令 河北蠡县 1952
徐余生 四川军管区第7常备师长 四川广安 1951
徐经济 新5军长 陕西 1951
莫树国 63师长，联勤总部第3补给区运输司令 湖南东安 1952春
莫致宽 国防部中将高参， 广西苍梧 1952初
唐孟壑 整2师副师长 湖南东安 1952
唐宪尧 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 四川 1951冬
袁峙山 整3师49副旅长，湘鄂赣边区少将高参组长 湖南常宁 1951
黄芳俊 整55师74旅副旅长 河南雎县 1952
曹森 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 河南唐河 1952
梁仲西 梧州行政区少将保安司令 广西 1951
梁顺德 陆军总司令部重炮兵训练班副主任 1952
龚汝松 川康黔边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副司令 1951
符树总 广州行辕外事处少将处长 海南文昌 1952
覃守一 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长兼县长 湖北长阳 1952
曾宪成 3兵团暂8军副军长 湖北钟祥 1952.10
谭正纲 川南军政区长官公署少将参议 湖南茶陵 1952
廖卓如 江西省保安副司令 江西 1951
廖德诚 赣南师管区副司令 江西 1951
潘琦 第14军10师长 江西广昌 1951
潘峰名 51军代军长 江西 1950
霍远鹏 内1警第3支队长， 湖南 1950春
戴云林 军统局少将专员 江西广丰? 1950.8
糜藕池 川黔绥靖公署独立1师长 贵州 1951.7
马廷贤 甘肃联军陇南路司令 甘肃临夏 1958
向传义 24军副军长，四川省参议会议长 四川 1950
刘孟廉 第27军军长 四川 1950.9
何绍南 副军长，陕西第2区行署专员 1954
张治公 中华民国(护党救国)29军长 河南偃师 1951.3
高倬之 34军军长 太原 1952.12
韩步洲 33军军长 北京 1953
韩起功 新编骑兵军长 甘肃临夏 1950
温怀光 第10兵团副司令官 太原 1953
邓献坤 第90师副师长 广东始兴 1952
陈少鹏 粤军第2军独立旅长 广东兴宁 1950
陈定平 4战区兵站部办公室主任 海南琼山 1951.12.25
宋士台 第66军160长，7战区少将高参 广东 1953
梁彩林 整65师187旅长 广东鹤山 1952
黄质胜 第19路军少将参议，灵山县长 广西灵山 1951
彭永年 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 1951
戴可雄 少将高参，海丰县长 1952
程斌 第53军上校高参 承德 1952.5.12
王雄 琼崖守备副司令，文昌县长 海南 1951.3.1
杨清海 合江挺进军司令 沈阳 1950.8
尚其悦 东北保安骑兵第2支队司令 哈尔滨 1950.5.30
刘培绪 第40师师长， 北京 1954


以上只是部分人员，在1950-1953年间死亡的将领比以上要多得多。

下面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宋士台 第66军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1953 年 被害

宋将军到底做了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以至于被共产党枪毙呢？我们在中共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

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

中国广州网2004年9月21日讯　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区领导麦忠民、黄水记、任耀行、黄富林、汤浩昌等以及宋将军在港、澳、台的亲属、部属应邀出席了揭幕仪式。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六十六军一六零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宋将军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科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在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戒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一切都很清楚，宋士台将军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即懈甲归田，根本没有在内战中和共军打仗，仍被杀害。

如此杀害抗日将士， 天理何在？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

五十天后，他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径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泽东为纪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把这种滥捕滥杀定性为“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在北京建政。斯时川东川北犹在激战。九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台北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号召国军“在短期内完成相当的准备，发动积极的反攻”，此后国共内战在西南与沿海岛屿继续激烈展开：成都撤守是在十二月廿六日，西昌撤守则延至翌年三月廿七日。但是随着土改、镇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大陆各地反共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少数民族的抗暴斗争也风起云涌，一批业已投共的国军官兵则伺机反正。在广西、湖南等省，地方反共武装结合国军游击部队，一度达百万之众。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尚处于风雨飘摇境地，美国政府宣布在台海采中立立场，所以大陆各地的反共游击队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被共军各个击破，景况极为惨烈。中共宣称投入一百四十多个师的兵力，历时四年才将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匪患’平息下去”。

五十年代大陆的反共游击战争究竟付出了多少人命代价呢？据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泽东处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在一个月内处死的最高数字则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透露的：皖浙苏鲁四省一个月之内死了一百一十七万六千人；在华中和华南，一个月内则死了一百五十万人。中共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提及：“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按：指反共游击战士)

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中共杀害。

一九九九年九月，共军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钜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共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档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军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按：中共席卷大陆之后，仗着成王败寇的定律，便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视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考虑到东北、华北陷共较早，反共武装相对较弱，且统计数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与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较迟，国民党在南方有较周详的布建，且统计截止期为一九五二年六月与一九五○年二月(华东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难人数数十倍于北方。再者，中共惯用“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杀死、杀伤、俘虏的总数，但时隔半个世纪，愈来愈多的剿“匪”部队成员撰写回忆录，承认“那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让押运的部队疲于奔命，上面干脆下令：除了团、营一级的俘虏军官留下审讯，其他俘虏由连一级指挥员自行处置……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边、山边用刺刀捅死，用他们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杀一两批人”，即便侥幸逃过鬼门关，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共方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二百多万土匪”已经比较接近了。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廷钰在其传世之作《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同薄一波所承认的杀人数字大体吻合。倘若加上五十年代中、后期反右、肃反、西藏平叛诸役的杀人数，则远远不止区区三百万人了。

在中国大陆，将“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之英雄史诗来予以歌颂”的日子，不仅已经来临，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大陆，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深刻地歌颂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坚持英勇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早已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之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更高阶段。

然而，令人痛心的却是，曾坚持长期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中共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在打内战的共产党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之史无前例的黑暗时代，他们的万古奇冤是永远也无处可以诉说的。

但是，历史与人民还是永远地记住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