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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医”:蒋介石撤离大陆前 险被手下扣留交给共产党(图)

 2006-05-23 06:51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这是蒋介石私人医生的口述历史。1943年,年仅27岁的熊丸刚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不久,就被调入陪都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工作,从此开始了做蒋介石四五十年的医生涯。以下是他关于蒋公下野与迁台的一段回忆记录。

1. 蒋公下野

1949年元月阴历年前,周宏涛秘书突然对我说:“你晓不晓得刘文辉明天要回成都过年?他有专机回川。”当时因情势不好,我把家眷都送回四川,独自一人留在南京,所以听到宏涛那样说,我灵机一动即随便写了份简短报告给蒋先生,表明想请假六天,顺道搭刘文辉的专机回重庆看母亲与家人,并一起过年。那时因为刘瑞恒(月如)先生还在南京,蒋先生若有什么特殊事情,中央医院的医师还可为他处理,而且蒋先生身体还很好,所以我请假一周应该还没关系。蒋先生很快就批准,第二天我便随刘文辉的飞机离开。

当飞机飞抵四川时,刘文辉说他要先在成都待一天,然后才到重庆,我因搭他便机,只好先随他到成都。待我返抵重庆汪山家门时,已是年三十的早上,家人都没想到我那年还可回家一起过年。然而就在当天中午,重庆市警局局长陈善周(曾任官邸警卫室副主任,与我家很熟)却突然跑到我家,因他接到曹圣芬秘书拍来的电报,要我马上去溪口。我说:“为什么要我去溪口?”他说:“总统已下野至溪口。”我说:“可是我才刚到家。”陈善周说:“你自己决定吧。”于是我说: “我不管,圣芬的电报可能只是他的揣测之词,我要等过了年初一或初二才走。”当晚,当我在家吃完年饭,半夜警局又来了份电报,这次是俞济时拍来的正式电报,里面写着:“希急来,专机来溪口。”这等于是命令,我只好初一早上就走。

初一一早,内人送我到机场,还替我用盒子带了过年用的腊肉与鸡腿。到机场时已有一架军用飞机在那儿等我,当时因为空军人员去吃饭,我便叫内人不要等了,先回去陪母亲吃饭。内人搭车走后,空军人员才来说:“飞机有点问题,发不动,恐怕要明天才能修。”后来我才知道是那位飞行员想待在那儿过年,才托词飞机出问题。我从家里搭来的车子已经离开,要再返家也回不去,加之我家到机场路程迢遥,我只好在机场附近临时找间栈房(最低级的旅社),将就草席和衣而睡。谁知第二天搭机启程,才飞到汉口,那飞行员又说:“今天飞机还是有点问题,我们先在武汉过夜。”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在武汉装银元,因为武汉的银元装到上海还可卖到好价钱。我没办法,只好在武汉再过一夜。

武汉那时有个和成银行,银行经理赵任安是我在重庆时代的好友,我在武汉没别的地方去,只好去找他。到了和成银行后,我才发现他太太生病住院,于是又转到

医院去找他。我和他太太也熟,所以在医院和他们聊了很多,记得当时赵任安对我说:“丸弟,我们是多年好友,所以我要跟你讲几句心里话。你是个医生,跟蒋先生已很多年,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现在蒋先生已经下野,你还到溪口做什么?不如就留下来,我负责帮你开家诊所,你又不是做政治的人,就别再回蒋先生身边,去淌那趟浑水了!”他说得非常动听,可我仔细想想:我到重庆是请假出来的,就算真的要走,也要讲清楚再走。所以我告诉他:“我既未辞职也没请假,这样便走实在不是做人的道理。你的一番好意我知道,不过还是等我回到溪口,看看情形辞职再回来吧!”由于我的坚持,他也没什么意见,便好好招待我吃了顿饭,休息一下,第二天又派车送我至机场。后来有段时间我兼蒋先生秘书,所有报纸及空军无线电广播内容都送到我这儿,我才发现赵任安被发表为华中经济指导部部长,原来他也是共产党员,难怪当时会对我说那些话。虽然他也是衷心之言,却仍旧没有讲穿,但这些都是后话。

当天晚上我甫抵溪口,圣芬便告诉我:“你快点上去吧,先生已经在问你了。”于是我赶紧上楼向蒋先生报到,先生也没说什么,便叫我去休息。我在溪口与夏功权同住一房,他那时是蒋先生身边惟一的武官,兼总务工作。那时侍卫长仍是俞济时,其他一起在溪口的尚有经国先生、周宏涛、沈昌焕、于豪章及周菊村。和功权住一间房,我还记得他是个勤快的人,每天早上起床后一定擦皮鞋,顺便把我的皮鞋也擦得很亮。我对他说:“没想到你还会擦皮鞋啊?”他说:“我岂只会擦皮鞋,你看你桌上是什么?”我才发现桌上有杯热可可,冲得既漂亮又好喝。当时溪口就只有那么一盒可可,我俩都偷偷地喝。

2. 溪口岁月

蒋先生下野后,在溪口仍以总裁身份见客。之前陈仪在台湾惹出“二二八事件”,所以总裁要圣芬到广州见阎锡山(伯川),要阎赴台处理二二八善后之事。阎锡山那时担任行政院长,但他不听李宗仁的话,事事请示溪口的总裁,所以那时在溪口,时时刻刻都有情报传回来。圣芬因平常要处理很多新闻秘书事务,所以行前总裁便问圣芬说:“你走了以后,你的工作怎么办?”圣芬说:“请熊医官接办好了。”总裁说:“好,可以。”所以后来我除了医官外,还兼任新闻秘书职务,主要工作即是陪总裁见客,处理新闻及广播资料。

兼任新闻秘书职时,我发现总裁每天都自己翻阅报纸,当时我心里想:“他那样看报纸,有时心里还想旁的事,也许也不知道哪些消息重要,而哪些不重要。为什么我不帮他一点忙呢?”所以我便拿了支红笔,把我认为重要的新闻替总裁画起来,但画了两天后,由于我觉得有些累了不想画,便直接把报纸送进去,没想到那天报纸居然被退回来,总裁说:“报纸为何没画红线了呢?”这下我替圣芬找了麻烦。从此后,给总裁看的报纸都需要先画好红线。

我开始画报后,因为当时报纸消息较慢,空军方面时常为我送来无线电消息,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共方资讯,诸如我方有哪些军起义,哪位军长投降,又有哪位军长与共军合作,许多名字都是我很熟悉的。一些总裁平常认为忠诚者竟然叛变,而总裁认为善战者竟与共军合作,反倒是一些总裁不重用的人都殉了职。我这才发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真是一点不假。当时我有很多感慨,便把那些起义、殉职名单,合部抄在一张纸上,连同画好线的报纸一起呈给总裁。但这又为圣芬添了另一项麻烦,因为第二天没那张纸时,总裁又说:“另一张纸呢?”故我只好天天抄天天送,抄得心里着实也有些难过。副官们也告诉我,总裁每次拿到那张纸都唉声叹气,所以过后总裁到了台湾,第一件事便是将自己重新改造,整个观念也全部改变。

溪口时代,正是总裁与经国先生讨论来台后如何改造党政军之时,大陆丢的时候,总裁看到我方阵营的人,不是投降便是倒戈,感触当然很深。所以当他撤退来台时,必然是痛定思痛要进行改造,不但要改造党,还要改造军。以他和经国先生在溪口的计划为基础,故一到台北马上成立中国

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对部队里的人事也都亲自了解。他深入部队的原因,正是为了准备“反攻”,所以也真是用心良苦。

在溪口那段日子,总裁几乎天天回到儿时走过的地方。其中有个地方名“金峨寺”,庙里的人请我们吃饭,摆出一桌菜全是各类笋子,包括炒笋子、煮笋子、焖笋子、油炸笋子等。因为当地产笋,庙里都是竹桌、竹椅等竹制品。然而自那次吃了太多笋子后,我到现在都还不太喜欢吃笋子。

尔后圣芬回来,我把新闻秘书职务交还给他。1949年4月21日,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投共,共军陈毅(仲宏)部渡过长江。次日总裁与何应钦(敬之)、张群(岳军)、吴忠信(礼卿)、王世杰(雪艇)等会于杭州。23日国军退出南京,此时总裁也准备离开溪口。我们在溪口三个月中与经国先生朝夕相处,平时聊聊天所以很熟,他还曾经送过我好几支派克笔。在溪口期间,张治中(文白)曾来见总裁,李宗仁也曾托人带信,希望总裁出国,没料到后来是李宗仁自己出了国。

我还记得那时在溪口,菜都开得很坏,我们那一桌八位坐的都算是最高级的官员,但八个人却只吃四样菜,且每顿几乎必吃“咸箕”(即咸菜,腌青菜)。到了台湾以后,有一回在蒋先生生日席上,他突然问我:“熊医官,在溪口时他们招待得好不好呀?”我回答:“很好呀,我们顿顿都吃‘鸡’。”蒋先生说:“那不错呀,顿顿都吃鸡。”夫人当时便笑说:“你晓得那是什么鸡吗?是‘咸箕’呀!”

在溪口时大家根本都没钱,那时我因从家里带了些钱,所以有时早上会买些油条回来。当时早上能吃到油条,已经是最好的菜了,而大家吃早餐时多了两根油条,对我也都十分感谢。那时根本连薪水都发不出来,尔后财务署署长吴嵩庆为我们带了银元来溪口发饷,我记得那时我拿到两百大头,和圣芬各拿了一百大头托张岳公替我们带回四川家里,不料事后才发现那笔钱他根本没帮我们带到。

3. 辗转撤退

我们离开溪口后就上了太康舰,当时太康舰舰长是黎玉玺(薪传)。太康舰离开溪口后一直在海上漂,因为蒋先生决定守住海南、大陈等岛屿,故先于舰上探勘攻守位置及情势。我们在海上巡游一个多月,完全上不了陆,也接不到信,(我与内子李忠慧在抗日胜利时匆匆结婚,以后跟随蒋先生而聚少离多,这次海上巡游,明知她快生产,也不知是男是女。)之后又回到上海。上岸后蒋先生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有很多人劝他:“共产党已经到了某某地方,上海已不能住了,要赶快退到台湾才行。”但他就是不走,不愿撤退到台湾,甚至到胃病都发了他还是不走,坚持死守上海。我不能到外面替他找医生,故只好找些药给他吃,看得出他的心情真的非常沉重。最后还是陈诚的电报让他离开上海,因辞公在电报中说:“我在台湾十分安定,而且深得人心。希望‘总统’快到台湾安排与指挥,将来还可由台湾反攻。”这个消息终于打动了蒋先生,所以他才决定离开上海。

我们离开上海后先飞广州,那时重庆还没丢。到了广州后,虽然蒋先生一人还在那儿忧心忡忡,但因大家已许久不知肉味,故决定去吃广州最有名的炸鸽子。我和曹圣芬、周宏涛等跑到一家餐厅吃鸽子,去后才发现黄少谷、谷正纲等也都来了,大家便在一起吃。吃完之后,因为少老说要请客,于是我们便在外头等他结账,不料等了好久他都没出来。谷正纲先生于是猜道少老可能钱没带够,进去看看才发现果真如此。因为我们那餐鸽子一共吃了一百多银元,而少老身上只有一百银元,幸好谷正纲先生过去把钱付清,少老才得以退出。那时一块银元等于三块美金,所以一百多银元可是十分值钱的。

到广州之前,蒋先生在重庆便已经找云南的卢汉(永衡)来,但卢汉不肯来,因为他怕蒋先生不放他走。当时蒋先生便派经国先生到云南去,要经国先生住在昆明,只要卢汉一天不回昆明,经国先生便不许离开。换句话说,经国先生等于到昆明当人质,所以卢汉才来。卢汉来了以后,蒋先生对他也很客气,然事实上卢汉那时已经……与共产党接触很多,但蒋先生依旧不甘心,因为云南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后来蒋先生决定亲赴云南,卢汉知道后提出一个条件,表示蒋先生要到云南可以,但身边不要带太多人。蒋先生也答应他的要求,于是

便带着我、武官夏功权,及少数警卫人员搭机到云南,可说单枪匹马赴会。我们当时虽未事先听说那次行程将有危险,但由事前计划的警卫森严,且每名警卫均佩带双枪来看,也可判定情况十分紧张。

到了昆明以后,蒋先生吩咐座机停在原地不能熄火,以便随时准备起飞,功权则寸步不离地紧跟着蒋先生。尔后卢汉出来迎接,蒋先生与卢汉一起走在前面,功权则紧跟在卢汉后面,以防卢汉有任何不轨动作。那次除了蒋先生、功权及少数警卫外,其他人均只获准待在机场,中午就在机场吃便餐。

蒋先生下机与卢汉会谈约两小时后,卢汉又送蒋先生回机场,最后我们还是平安离开。但事后我才知道:当时机场附近全是迫击炮,他们原本计划:只要卢汉一声令下,那些迫击炮便可将整架飞机摧毁,再将蒋先生扣留,交给共产党。但卢汉却没这样做,因为他当时看到蒋先生样子十分威严,故不敢妄动,只好战战兢兢地陪着蒋先生谈话,始终不敢下暗号。直到他把蒋先生送回机场,蒋先生一直都是谈笑自若,若无其事的样子。所以第二天张岳公到云南时,卢汉便把全部怒气全出在岳公身上,扣留岳公,把其他人全杀了。(编者注:这段叙述时间有误,背景也更复杂:其一,蒋介石到昆明是1949年9月22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去昆明安抚卢汉而被卢汉扣押是12月9日,而非本文中所说的“第二天”;其二,卢汉此时还没有在反共与反蒋间做出最后选择;再则卢汉仅仅几个保安团的兵力,绝非蒋介石的中央军李弥、余程万两个军的对手,而中共大军此刻尚在湘、粤,远水救不了近火。这些因素才是卢汉没有对蒋介石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而非如本书所述,是蒋介石的“样子十分威严”所致。参见《蒋经国自述》215页、229-230页及刘红所著《蒋介石大传》第1614~1615页,团结出版社, 2003年版。)最后还是因为岳公原对卢汉有恩,卢汉下不了手,才放岳公脱险回来。所以之前我们陪蒋先生到云南,还真是一场惊险之旅。

另一项惊险却温馨的遭遇,则与蒋夫人有关。1942年夫人随同蒋先生到印度开会,会后准备返回重庆。回程飞机飞离印度未几,机师便来报称座机周围有日本飞机,可能蒋先生行踪已让敌人发现,故需采取紧急低飞措施,以使敌机不易抓到目标。当时机上同时准备降落伞,但将人数一算,却发现降落伞不够用,于是夫人的贴身佣人蔡妈便没分到降落伞。那时夫人告诉蔡妈:“这样好了,假使等会儿真的需要用到降落伞,你就抱紧我的腿,这样便可平安降落。”当时蔡妈立该对夫人说:“如果真到那时候,我绝不抱您的腿,让您平安下降,我绝不拖累您。”夫人听了很感动。后来座机低飞后,由于先遣机并未采取低飞措施,日本敌机跟着先遣机追去,而未认出蒋先生座机,最后一行人总算平安回到重庆。尔后夫人便对蔡妈很好,因为觉得她很忠心,很多事也都不与她计较。蔡妈约于十数年前以 60多岁死于台北,她比夫人年轻,是夫人在上海时就极信任的贴身佣人。

4.“剿共”失利因素研判

抗战胜利后,“剿共”失利的因素有很多,但就我了解,其中包括几项重要因素。

第一是经济因素,本来在抗战时期国家之所以尚称安定,全靠稳当的法币制度。当时社会整体经济还算稳定,以后改行金圆券(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

令,实行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收兑法币及金银外币(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1圆,金圆2圆折合银币1圆,金圆4圆折合美钞1圆),登记外汇资产,加强管制经济。公教人员待遇以40元为基数,40元以上分别二折一折。)与银圆券,社会经济即变得一塌糊涂。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到马鞍山避暑,找徐柏园先生谈金圆券改银圆券之事,市面上的物价在当时只能以“一夕数变”来形容。当时经国先生到上海打老虎,(1948年8月21日,蒋介石电各省市政府,晓示改革币制、稳定经济决心,命切实执行。并派俞鸿钧及蒋经国、张厉生及王抚洲、宋子文及霍宝树等,为上海、天津、广州各区经济管制督导员。)打得所有公司都把物资藏起,在奇货可居的情况下,市面上都没有东西可买,每个人都要物资而不要钱,最后还到了拿金子发饷的地步。整体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使得中央政府大失民心……

第二,当时陈辞公采纳马歇尔的建议,将部队精简。但裁兵的结果,使得许多军长突然降为师长,师长又变成团长,以致部队士气大降,造成许多人员投共,敌我势力大幅消长。共产党那时尚在东北接收许多日本人留下来的武器,我方战况自然容易溃不成军,未战先逃。

还有一项极重要的原因是,那时蒋先生身边有太多中共特工。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分别是蒋先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当地几个重要指挥官便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作战结果才算顺利。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一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编者注:刘斐(1898-1983),湖南醴陵人。早年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大革命失败后,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任

国民党军令部次长,主张团结抗日。后任国防部参谋长。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国民党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去香港,与黄绍竑等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体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此外,罗泽闿也是中共特工。当初如果没有这些人,我方根本不会如此惨败。当初播迁来台时,人们根本无从得知身边亲人有哪些是共产党,因而形成彼此猜疑的局面,大家都没了信赖感。直到现在,台北还有四千位共产党员,但谁晓得自己的朋友中谁是谁不是?以前有位蒋先生亲信的内卫股中校股长,专门指挥蒋先生身边事务,且治军严谨,大家都认为他很能干,后来才发现他也是共产党。还有一次,夫人向我表示她需要一名护士,要我帮她选个好一点的人去,于是我选了医院里一位能干的护士长,不料在还没进官邸的前一天,护士长即已被捕,原来她竟是苏俄方面派来的国际共党分子,真令人想像不到。

过去戴笠在的时候,我方情报做得很好,蒋先生对戴先生也信任有加,交代戴先生进办公室时可不需通报。戴笠当初受到蒋先生赏识,乃因有一回他亲笔写了一份情报呈给蒋先生,那时侍卫长是王世和,王世和看戴先生只不过是个小小参谋,哪有资格呈报委员长,便把戴先生写的报告丢在一旁。戴先生没办法,只好另外想法子,和副官们打交道,请副官帮忙把报告呈给蒋先生。然而副官们哪敢把东西随便呈上,只有一位施副官是个老好人,他帮戴先生把东西放在蒋先生办公室。不料蒋先生看到那份报告后大吃一惊,便要左右找出写报

告的人,事发之后施副官先交代戴先生,要他一定要认罪,戴先生也应允。结果戴先生进去后,蒋先生便要他日后随时供应情报,且无需通报即可进入蒋先生办公室。尔后戴先生的情报愈来愈多,事后也都证明是事实,因为他在共方组织里埋伏多人,我方情报系统全需仰赖他。戴先生后因飞机失事而去世,(1946年3月 17 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自青岛飞抵南京上空,于岱山失事,时年50岁。戴笠死后,台北方面以其字“雨农”为路命名来纪念他。)他死后我方在共党组织里的所有耳目便全数断线,之后经国先生自己掌管情报系统。

5. 来到台湾

1949年12月到台湾后,蒋先生连任

国民党总裁,并兼“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国防研究院及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蒋先生刚到台湾时,住在阳明山空军新生社里,后因陈辞公(即陈诚,编者注。)修建士林官邸,蒋先生与夫人才住进士林。尔后蒋先生自己修了中兴宾馆,他很喜欢那个地方,经常到那儿小住。我在那儿也有自己的房间,大门进去右转的大房间便是我的办公室。蒋先生的房间则在二楼左手边,二楼右手边的房间是蒋先生与夫人特地留给孔夫人(宋霭龄)的,以后孔二小姐便住在那儿,而把当中的正房留给孔夫人。但我住在中兴宾馆总觉得里头阴飕飕的,因为山上风声之大有如鬼哭神号,每晚都像刮台风似的。由于中兴宾馆位于阳明山一座山口,风正好由屋旁吹过,风声特别大。蒋先生很喜欢那栋房子,因为那里确实景色秀丽,但住那儿对他的健康却真的很不利。

6. 来台工作情形

过去我陪蒋先生去过金门多次,他很喜欢金门,因为那儿桃花开得很美,空气也很清新,经国先生也很喜欢那儿。1958年“八二三炮战”前一晚,我还陪同蒋先生在金门,那时我们天天由台北飞金门办公,不料次日共方弄错情报,以为蒋先生还在金门,所以发动炮战。我在金门住在一位副司令的房间,炮战过后我们回金门去看,发现我住的地方浴缸里正好有一枚炮弹,假使那天我在那儿洗澡,炮弹便正好落在我身上。炮战过后,有两位副司令官都死在那里,因为炮战发生时他们正在那里开会,俞大维“部长”那天到得晚,胡琏也陪他到得晚,所以他俩才逃过一劫!

其实在我的观念里,身为医生最好留在医院里,才能随时学到东西,所以我跟着蒋先生到澎湖去时,便到澎湖省立医院参与开刀。当时我感到待在省立医院不错,所以从澎湖回台北后,某日正好陈辞公来官邸,我便向辞公表示:“假使有机会的话,我想到省立台北医院去。”陈辞公听后便与经国先生商量,经国先生也很同意我的想法,便问我想到“陆军总医院”或省立台北医院,且因我当时军阶已是上校,过去在大陆上的临床经验也够,故可以为我安插副院长职。我选择了省立台北医院,并在那儿当了两三年副院长,后因原任院长不擅行政事务,故将我升为院长,我一做就是十余年。虽然当时我兼任省立台北医院院长,但大部分时间仍待在官邸,有空才到医院去。我在医院里也看门诊,与本省许多医界人士也很熟。

“陆军总医院”因只能看军人,无法照顾到退役军人,所以于1958年开办“荣民总医院”,经国先生找卢致德担任院长。但因卢院长很忙,年纪又大,经国先生拟为他找一位副院长,便问我的意见,我向他推荐“陆军总医院”的邹继勋院长,因为我见过邹几次,觉得他满能干。于是我俩便到“陆军总医院”拜访邹院长,一到“陆总”便发现那里的洗手间与办公室均十分干净,经国先生觉得邹院长确实是个人才,于是见到邹院长立刻向他表明要调他任“荣总”副院长的想法,邹院长也立刻答应,两三天后即至“荣总”到职。邹先生在“荣总”一做就是六七年,所以他后来见到我便向我埋怨:“就是你给我搞的鬼,让我一做就做了六七年副院长。”因为卢院长很苛待他,未予他实权,后来他好不容易才升上院长,把“荣总”也办得不错,我与荣总也因此结下诸多渊源。

过去我曾参加“铨叙部”医疗审议委员会,常与台大医生们一同开会,故与台大系统也很熟。如今台大新人辈出,全民健保开办后,医疗审议委员会也不召开,我与台大方面便开始不熟了。我认为台大与“荣总”两个系统都各有长处,彼此间有竞争也是好事,不过台大本身门户之见太深,要台大毕业的人他们才用,且只要一离开台大就别想再回去,不像“荣总”只要是优秀的人都进得去,故两者性质仍有不同。不过台大学生程度本来就高,能够考进台大差不多都是好学生,他们自医学院毕业后,还要辛辛苦苦地研究多年,再出国接受训练,所以一般来讲,台大医生的素质确实不错。不过台大毕业的学生除了在台大外,大多会到新光、长庚等医院,较少到“荣总”。

省立台北医院则因台北市改制成“直辖市”,故改为台北市立中兴医院,我因此又由台北医院院长变为中兴医院院长。1968年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开办,我再兼该院院长,一下子身兼两个医院院长,又是官邸医生,每天生活忙不胜忙。后来台北市卫生局改组,我因医院院务办得不错,故又兼任台北市卫生局副局长。当时台北市长乃现任“奥会”主席张丰绪,后来经国先生对张先生说我在官邸的事很重要,还是不要让我兼太多职务较好,所以张先生便另换了一位王先生任副局长,我则继续担任院长,共做了五六年。

我在中兴医院担任院长,一直做到六十五岁退休为止,之后便在中心诊所做临床,看门诊。老友余纪忠先生看我已自中兴医院退休,便找我到《中国时报》担任副董事长,因他知道我在重庆曾经担任过蒋公的新闻秘书。我则因与他很熟,他的母亲又是我干母,故也不好推托,于是自六十五岁退休后,我便在《中国时报》任副董事长至1997年,也有十五个年头。

我在《中国时报》其实也没负什么责任,每周一、三、五均需到报社上班,他们给我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本来我每天都得去,后因他们考虑我可能太忙,便让我隔天上班,不料我开始隔天上班未几,蒋夫人又要我接任圆山饭店董事长。接任后我天天都得到圆山,轻松不到几天的生活又开始忙碌起来。

蒋夫人把圆山交给我管理以后,除圆山之外,其他如华兴育幼院、振兴医院等夫人所属单位,若有困难与问题也都变成我要解决。而这些问题大多也与台北市政府有关,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所幸我现在把圆山原任的总经理换掉,新的总经理上任后为我分忧解劳不少,我便有更多精神应付华兴与振兴的问题。不过振兴后来也有一位很不错的新院长,极能独当一面;华兴方面我也找了茅钟琪校长来管理,让我省下不少心力。

而台北医学院甫成立时,因我与徐千田的关系,故也担任董事职,并在北医兼授心脏内科课程,如心脏衰竭、高血压,及心脏缺氧等课。我在那儿教书教了十几年,一直教到七十五岁,所以现在台北医学院的医生,大部分也都是我的学生。我在那儿教书,一直受同济大学时代德国老师们的影响,讲课时绝不带任何笔记,且一上场便开始讲课,教材全在脑子里,学生们也很欢迎这样的上课内容与方式。

我当医院院长三十多年,所以医生的一般生活我很了解。其实真正的外科医生是不能喝酒的,若是喝酒,外科生命到五十多岁手便开始抖起来,而没办法开刀。可是本省医生喝酒是一种习惯与乐趣,而且他们很喜欢闹酒,但除宴会外平时也不大喝酒,不像外国人总是拿着一瓶酒倒着喝。其实外科医生天天都有刀开,甚至星期天也有,天天紧张倒也就无所谓紧张,故也谈不上要松弛情绪。徐千田过去曾经遇到一种情形:他自己在一家医院开刀,却突然接到马偕医院打来的电话,表示马偕那边有个刀开到一半开不下去,要他去做紧急救援。于是徐千田马上把手边的病人稍微缝两针,并交代护士麻药不要给太多,然后脱了衣服立刻跑到马偕去,穿上手术服再把马偕那边的手术接下去,手术结束后又跑回原来的医院开刀,最后两边都救活了。有很多外科医生已经把开刀当成一种乐趣,养成习惯后便不会紧张。

过去我一天至少喝五杯咖啡,而且都加糖。后来发现那样不好,因为咖啡喝多手容易抖,便减成了两杯。英、美、法等国的人都喝咖啡,也加很多糖。不过英国人也喝红茶,过去我在英国待过,发现英国人把下午茶时间看得很重,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到了午茶时间,每个人手边的事马上都暂停。上午约摸10点半钟,时间一到,天大的事情也没人管,甚至在开刀房里的人都会把刀放下来,所以英国人对午茶是非常重视的。美国人也有午茶时间,却不似英国人那样重视,且美国人也不喝茶,而喝可乐或咖啡。我在美国医院也待过两三年,他们早上8点开始工作,约做到10点即有半小时午茶时间,时间到后再继续上班到中午吃饭时间,吃完便继续工作,没有午睡。下午三点钟还有一个coffee break,5点钟下班。他们一周只上班五天,所以一星期一下子就过去,但工作起来可还是一点都不含糊。

如今官邸里的医官五老:我、王师揆、卢光舜、陈耀翰及邓述微,只剩下我和邓述微依旧健在,其他三人都已过世。现在我们这些人在医学界都已算是老前辈,中心诊所里已经没有比我再老的医生,连邓述微都比我年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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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理性交流,拒绝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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