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夫妇家居生活:两人上下床时间全然不同

进入官邸始末

我在同济任助教一年半后,教授们很欣赏我的工作表现,决定将我越级升讲师。不料报上教育部去,公文还没下来时,我却接到另一份公文调我回重庆。那是由军事委员会方面发来的公文,要我前往任职,我因在学校做得很好,非常不愿意去,便加以回绝。不久之后我又收到一封信,是父亲写来的,他坚持要我到重庆军事委员会任职,父命难违,我在无奈下只好回重庆去。

回到重庆我才知道,原来我家在重庆有栋四层楼房,但因妹妹身体不好,父亲便在重庆汪山修了一栋别墅,专供妹妹养病之用。因那屋前有五株梅花(包括白梅、腊梅、红梅各一株),父亲十分喜欢那栋房子,故抗战爆发、轰炸开始后,我们全家便搬到汪山别墅去。巧的是,汪山旁隔条山沟的山叫黄山,两山之间有公路可通,当时军事委员长蒋介石看中这座黄山,便将行辕搬至该地,每周均上山办公。蒋先生搬到黄山后,便针对附近住户调查户口,知道我们那儿有栋不错的房子 (即我家别墅),也知道是谁住在那儿,调查得十分清楚。当时蒋先生身边几位高级人员如王惕吾等,都与我家人很熟,也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所以便打算把我调到军事委员会。不料我竟不答应,他们便直接找我父亲,并动之以情,表示我若到军事委员会上班,因离家很近,便可就近照顾家人。父亲听了觉得有理,才写信非要我回去不可。

同济知道我的情形后,还特地让我留职停薪,待一两年后若我离开军事委员会,便可再回同济工作。从那以后,我便开始在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上班。初进去时,他们给了我一个少校阶级,并让我在医务所内工作。当时的医务所吴龄深所长是位留德博士,专攻内科,他觉得自己一人忙不过来,需要一位外科辅助,而我专攻外科,便征调我在那儿工作。医务所里除所长外,另有两名医生和一位男护士。不过那时蒋先生看病仍以吴所长为主,因为吴所长一直都跟着他,其他人只需为蒋先生以下的其他高官看病。

在侍从室工作是没有星期天与例假日的,全天候二十四小时均需待命。刚开始工作时我十分不习惯,医务所的人也都很体谅我,便表示私下可以调班,只要留一个人在医务所,另一个则可溜回家去。大家一个礼拜可以轮假一次,所以我每个礼拜都可以回家。

替蒋先生医治疖疮是我与“御医”头衔结缘的开始。1943年,我才进官邸服务未几,蒋先生肛门附近便开始痛,吴大夫看过以后对蒋先生说:“这是外科的病,我找熊丸来看。”蒋先生答应后,我便前去替他看病。经过诊断,我发现那疖疮已经化脓,光是擦药无效,应该把疖疮割开,将脓放出,于是便直接对蒋先生说:“报告委员长,这可能要开刀喔!”蒋先生问:“要怎么开啊?”我说“这很简单,我拿个小刀就可以开了。”蒋先生当时便说:“好啊,你去拿呀!”于是我便带了开刀器具,消过毒,便去帮蒋先生开刀。开刀时我帮他把疖疮割开,把里面的化脓一放,蒋先生的疖疮便治好了,是个很简单的手术。

其实照规矩讲,那时我应该小心谨慎地请蒋先生到医院治疗,但因我那时年轻,不晓得事情的严重性,便直接替蒋先生进行手术。我替蒋先生治好疖疮后,正好有人提报吴龄深担任军医署署长,蒋先生问他要找谁接替他的工作,他便提议由我担任,蒋先生说:“好,找他来我见见。”待我上去见了蒋先生后,他立刻开门见山地说:“你来做我的侍从医官!”从此后,我便开始了四五十年的“御医”生涯!(熊先生自1943年起担任蒋公医官,至1975年蒋公去世,共计32年。在此谓四五十年的 “御医”生涯,尚包含至经国先生去世的1988年为止。)

蒋先生夫妇家居生活

蒋先生与夫人在重庆的卧室,是两张大床并排在一起,再以一张大蚊帐将两张床罩住。床的旁边是一间起居室,里头有两个大柜子,一个放蒋先生的衣服,另一个则放夫人的。卧室外分成两间办公室,蒋先生与夫人各一间,他俩白天各办各的公,夜晚上床睡觉时间亦南辕北辙。蒋先生晚间九十点便上床,夫人则不到一两点不会睡觉;早晨蒋先生约六点多钟即起床,夫人不到 11点钟不会起床。他俩的生活方式一中一西,上下床时间全然不同,但两人上下床都轻手轻脚,谁也不吵谁。

我在重庆那段时间与蒋先生接触不多,但仍知道周围的情形。当时重庆市面还很安定,没听过什么抢案、失火,或示威等情事。交通工具有轿子、三轮车与公车,因重庆是山城,所以脚踏车不能走,蒋先生到黄山均乘轿子。蒋先生在黄山的房子坐落于山顶,是座不顶豪华的木屋,四周环境十分安静。而蒋介石在四川的轿子习惯上都有三个轿夫,其中两人抬轿一人换班。故蒋介石要由重庆上黄山,需先搭乘汽轮至长江彼岸的南安,再换搭汽车到黄山官邸,然后乘轿上山顶木屋,约需走八九十阶梯子。

由于蒋先生与夫人在重庆时,有许多时候均需用轿,故在官邸里确实有一顶专用轿子。当他们要上庐山时,也经常坐轿上去。但来台后,除了到复兴乡角板山之外,那顶轿子便很少用了。过去在四川坐两人抬的轿子是很平常的事,因为四川多山,轿子是最平常的交通工具,故有“滑竿”的出现。不过蒋先生坐的轿子比滑竿好的地方是:他的轿有盖可遮雨,还有帘可遮挡轿内的人,让外面的人看不见,此外均与一般滑竿相同,是种前后两人抬两根竹竿,当中有把椅子可坐的简式轿,与花轿并不相同。抬轿的轿夫也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他们绝对不会滑跤,因为一滑跤便没面子了。他们很稳当地上下梯,踩得很稳,我从未见过有哪个轿夫跌跤过。一顶轿共有两个轿夫,前后各一。有趣的是:他们在抬轿时还会彼此相呼应,若前面轿夫看见道路很滑,便呼曰:“滑得很。”后面轿夫听了即答称:“踩得稳。” 而前面轿夫若看见路上积水,便先提醒:“前面亮光光。”后面轿夫听了便答道:“后面水当当。”当前面轿夫说:“两边有(意指两边都有人)。”后面便应: “中间走。”这样一问一答,除有交通警示作用外,也表示后面轿夫听到警示。且因都是押韵的句子,故十分有趣。

抗战时四川交通可通印、缅,每回只要有人出去,大伙儿便托他买些OMEGA表回来,在当时这已是极好的表。当时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是公车、轿子或脚力,不过蒋先生自己用了轿后,市面上的轿子便渐少了,因为蒋先生认为轿子是种很浪费人力的交通工具,所以大力修筑马路,提倡单人拉的黄包车(又称人力车)。当时汽车很少,走远路全靠公车,不过那时的公车是烧煤炭的,经常会抛锚。

蒋先生很重视运动,每天要散步三次(早餐后、午觉后及晚饭前)。晚上散步通常是坐车出去,到黄山风景好的地方走段路。有一次发生一件趣事:因黄山上有个空军基地,虽然山上马路并不宽,但基地里的卡车却开得很快,使得路上扬起很多灰尘,也不管路旁的行人。有一回正巧蒋先生在路旁散步,他一看到卡车驾驶开得那样快,便叫卡车停下来,然而那些卡车司机平常便不管别人,所以根本不理会蒋先生,照样高速通过。卡车继续向前行驶,遇到走在蒋先生之前的中将级侍卫组高级人员,这些高级人员一看到卡车这样横行霸道,竟不理会蒋先生喊停,便举双手意图拦下那辆卡车,谁知那卡车司机非但不停,还吐了一口痰在高级人员脸上。卡车司机随后又遇到一些武装人员,此时他一看情况有些不对,便赶紧下车逃逸,连车子也不要了。

蒋先生和夫人常出外野餐,且每回都请一位客人一起乘轿前去。有一回他们到庐山野餐,请我一起去,我那时的阶级是中校,另外一位陪侍蒋先生身边的侍卫官则是中将,不料那一次那位中将没轿子坐,我一个中校反而有轿子坐,于是我只好下来陪他一起走,不料这一走便走了两个钟头才抵达野餐目的地,因为夫人喜欢到很远的地方野餐。夫人偶尔还会携带出游用的简单炉子,做些蛋炒饭来野餐。

重庆时代,蒋先生与夫人几乎每周都要上黄山,而戴季陶、陈布雷、吴稚晖等先生也常跟着住在山上。蒋先生很喜欢看远方,既乐山又乐水。他也常在郊外询问吴稚晖先生等人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周末时刻他常在郊外,平常时候则多在官邸,没什么多大变化。直到日本人攻下安顺后,有一天蒋先生突然不睡午觉,要车子载他到重庆郊外去。那天他到重庆郊外一片人迹罕至的田野,下车后拿了拐杖在田地当中来回地走,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时正在考虑迁都的问题,因为那时日本人已经攻下安顺,安顺离四川很近,所以很多人建议迁都西昌,蒋先生在田野里考虑过后,便决定死守重庆。

这个难关一过,其他的事便都不是难关。尔后日本人即节节败退,飞机、轰炸也都不来了。但在那之前,日本人的轰炸十分频繁。我还记得有一回在黄山,日本人的飞机又来轰炸,当时蒋先生正在黄山居所阳台外吃午餐,飞机已到头顶,蒋先生却不肯进防空洞。因为蒋先生的居所就在黄山山边,炸弹一丢丢得不准,正好落到崖下去,却炸伤崖下的一位平民。那次炸弹丢的位置离蒋先生居所很近,虽然最后没有造成蒋先生的任何伤害,但情况真是危险极了。

当时重庆遭到日军轰炸,许多地方都起了火。过去当地的建筑并不好,日本人又多投烧夷弹,房屋一起火后,往往得烧个大半天才救得了。我们那时在黄山,经常看见重庆城里一片片火团。当时的物价倒不怎么涨,不过米却最值钱。当时我们领的是薪水,还可配给到一点米,我记得一旦将米拿去换钱,还可以换到比薪水多的钱。所以那时有田地的人都很富有,房子因为轰炸的关系反而不值钱。

四川各种重要物资都有,所以日常生活物资如盐、米、糖、鱼、肉等尚不虞匮乏,但奢侈物品如牙膏、牙刷等均较稀少。不过那时大家都很俭朴,即使吃的、穿的、用的都很坏,大家也都无所谓,每个人心中仿佛都存着几许抗战胜利的希望。所以在当时,共产党势力虽然有所增强,但表面上看来,社会治安、物价、物资、兵源等均不成问题,民心十分稳固。一言以蔽之,当时的社会情形便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抗战胜利

1945年8月,美军在日本广岛与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日本决定投降,我国对日八年抗战至此方告结束。胜利来临后,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不平等条约全部取消,台湾、澎湖均收回,一切胜利使得蒋先生自信增强,很多时候变得不大听劝。此外,因胜利来得太突然,政府在事前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派出去接收失土的人员并未经过慎选,全凭他人推荐与蒋先生个人喜好派遣。例如钱大钧接收上海,陈仪(公侠)接收台湾,便可能是两个大错。钱大钧是个爱钱的人,人们都说他是 “钱大勾,勾大钱”;而陈仪又是个军阀,所以台湾才会发生像“二二八”那样的大祸。一下子“接收”竟成了“劫收”,国民政府顿失民心,使得舆论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肆攻击,于是孔祥熙(庸之)被逼退下野,连带地使法币也出了问题。

1948年5月,蒋先生当选中华民国总统,那时我已是他的专属侍从医官,全权负责他的健康问题。当时蒋先生要参加任何会议,都会先询问我当天的健康情形再做决定,所以有时蒋先生会否准时参加某一会议,底下的人因不敢请示,便先打电话来问我。我那时不但要负责蒋先生个人的健康,连蒋先生身边的重要人士如戴传贤、陈布雷、吴稚晖、何应钦等,蒋先生也会要我去看,一方面是去替他们看诊,另一方面也表示蒋先生的关怀之意。所以我那时每天工作都很忙,不但要忙蒋先生的健康,还要替他做亲善工作。

那时蒋先生每次搭飞机出去,共有三架飞机一起飞。第一架是先遣机;第二架是座机美龄号,共可搭载十一人,包括蒋先生、夫人、侍卫长、武官与副官,有时还有吴国桢(峙之)、黄少谷等人;第三架则是随从机,搭载侍卫官、侍卫,及行李铺盖等。我原本都坐随从机,后来蒋先生交代我也搭乘座机,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因朝夕相处,我对他的了解也很深。

在那段时间里,我发现蒋先生确实十分辛苦,几乎每晚都睡不好。夫人那时表示要到美国,一方面让美国了解我们的情形,另一方面则是求援。当时徐蚌会战已败,情势十分危急,蒋先生便答应夫人的建议,让她到美国去。直到出发的前一天晚上,蒋先生才吩咐我随夫人一起去,我因毫无准备,一下子脑筋也转不过来,便回答蒋先生道:“报告总统,现在这个时机并不方便随便找人接替我的工作,假使我和夫人一起走了,这里就没人了。”蒋先生那时一愣,还没来得及想,夫人便说:“达,〔蒋先生与夫人间的昵称,即英文“达令” (darling)之简称〕我看不用这样,我在美国还有医生可以照顾我,熊医官在这儿很重要,还是让他留在你这边吧。”于是蒋先生问我:“你的意思呢?” 我说:“我要留在这儿。夫人在美国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生可找,且真有需要时,我临时去也来得及。”于是我便未随夫人一起去。如今回想往事,这几句话对蒋先生的影响究竟多大我不清楚,但对我个人的影响却很大。假使当时我和夫人一起走了,也许我自己便会待在美国不回来,就在美国医院待下去,对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也都不会参与。所以当时我若真去了美国,将来是否还能把我的家人由四川接到台湾定居,都还在未定之天。当时一念之间做出那样的决定,对我一生的影响确实很大。

那段期间我与蒋先生十分接近,也发现他对国家局势与人事实在担了许多心,晚上皆需依靠药物帮忙才睡得着。后来国家情势愈来愈乱,我们那时还不太能了解局势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只晓得蒋先生处理政事十分辛苦,我也只能好好地照顾他的个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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