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一位在南投县乡下的年轻神父写信给我，他说，他们那里的老神父病重，需要一位律师去见证他的遗嘱，我信天主教，他们请我去，当然希望我能免费服务。
身为天主教徒，我觉得这件事义不容辞，立刻就去了。老神父虽然病重，却不愿住院，住在教堂里。我去的时候，他很清醒，但非常虚弱，已经不能说话，遗嘱大概是他口述以后，别人写的。
这一份遗嘱的主要内容都是对那位新的年轻神父写的，老神父在遗嘱中叮嘱新神父好多事情，比方说，有一位教友最近失业了，情绪很不稳定，老神父请新神父一定要去帮助他找一份工作；某某人酗酒，老神父叮嘱新神父帮助他戒酒；某某国中学生不想念书，成天混，老神父希望新神父好好地管教这个小孩子；某某年轻人在台中打工，有参加帮派的可能，老神父请新神父务必要使这位年轻人不至误入歧途。我记得大概有七个案例，老神父一再叮嘱新神父一定要认真照顾他们。
遗嘱的最后一句话“我的财产全部遗给张神父”，张神父就是那位新来的年轻神父。
我将遗嘱念了一遍，问老神父是不是的确写了这份遗嘱，老神父点了点头，他已经无法签字了，我们拉着他的手指画了押，如此就完成了手续。
几天以后，张神父告诉我，老神父过世了，我告诉他遗嘱已经开始生效。我当时好奇，问他究竟老神父有多少财产。新神父告诉我说，他们发现他遗有现款二百元新台币，还有一些旧衣物和书，即使在二十年前，二百元实在不算什么，老神父显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穷人，新神父从老神父那里好像没有得到任何遗产。
我每年都会收到张神父的一份报告书，说明他如何处理那七个案子，看来他处理得不错，也都有好结果。四年以后，我告诉他，他已经照神父的遗嘱做了，以后不需要再送报告过来了，这个案子就此结束。
二十年过去了，我的秘书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这个案件，也勾起了我再度去南投乡下的想法，我设法联络上那位当时年轻的张神父，他仍在那里，我说我想去看他，他十分地表示欢迎。
二十年前，我就觉得乡下这里好舒服，空气新鲜，风景好，又没有交通拥挤，现在这种好感更加强烈了，当时的年轻神父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他一方面招呼我坐下，一方面仍在应付许多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小村落的每个人都是他要照顾的，他和我谈话不到几分钟，就会有人来找他。
我们谈了一阵子，我决定问张神父一个问题，以解我的心头疑问。我问他那位老神父明明知道他只有二百元新台币，为什么要在遗嘱中说他要将财产遗给他？张神父说他当时也不懂，他以为老神父老来糊涂了。可是几年以后，他终于懂了。他说他当时才从美国念完硕士回国，他毕业于美国的明星大学，硕士学位是生物化学，总以为自己会被派到大学去辅导大学生，没有想到被派到山间的乡下，他说这里的教友根本对他的学问毫无兴趣，他因此有些不安，也有点失望。
可是他规规矩矩地照老神父的遗嘱做了，一旦开始，他就全心投入了关怀村民的工作，他发现有好多人需要他的帮助，他也就成天帮助他们。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他拥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心灵上的平安，而他知道，如果他没有爱人，他是不会有这种平安的。
老神父当年叮嘱他爱人，然后说将财产遗给他，老神父的财产就是心灵上的平安，心灵上的平安不是白白地能得到的，只有真心爱人的人，才能拥有它，老神父的意思是：“年轻神父，你如能真正的爱人，就能得到心灵上的平安。”
神父告诉我，他仍和他的老同学、老朋友有联络。他们也都常常来看他，和他们比起来，他的确看上去一无所有，但是他所感到的平安，却不是他那些同学所能享受的。
我们天主教徒，个个想得平安，但真正心中有平安的人是很少的，为什么？无非是因为我们没有抓到秘诀，我们应该知道，平安绝非白白地能够得到的，没有爱人是不能享受这份珍贵宝物的。
我开车回台北的时候，决定要将那份遗嘱好好地保存起来，因为它所牵涉到的是一份无比巨大的财产，最重要的是：写遗嘱的人过世的时候，一无所有，是个道道地地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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