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邓小平两句话误国三十年

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共产党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堂皇，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心目中的希望之星。可是正如《红楼梦》中的一句话——"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中共辛辛苦苦几十年打造的光辉形象，建国之后迅速开始一块块地坍塌。它对哪个行业发功动手术，其形象就在哪个行业坍塌。土改，在农村富裕群体中坍塌；工商业改造，在城市工厂主、店主阶层中坍塌；反右，在知识群体中坍塌；大跃进，在整个农村坍塌；至文革，地无南北东西，人无行业老少，共产党的形象全面彻底坍塌。

文革浮世，茫如烟海，举国皆乱，但有一点，即崇毛拥共始终不乱。人莫予毒的红卫兵“踢开党委闹革命”，却连想都没敢想过踢开共产党闹革命。孙猴子敢闹凌霄殿，红卫兵断不敢闹毛泽东。因而文革期间的任何灾难都是在毛主席、共产党的名义下制造出来的；只要奉毛主席、共产党之名，就可以光明堂皇地无恶不作。这个逻辑甚至至今依然未变，中国大陆无量数的人渣躲在毛泽东、共产党的庇护下，贪贿腐败、横行霸道。只要你尊我为大，你就做什么都不犯法。这是比黑社会还黑的黑规则。

文革及其之后，共党恐怖（共恐）和对共党的恐惧（恐共）犹如天穹一般笼盖着中国的每个角落。“共产党什么都干得出来！”“共产党坏得很，别招惹它！”这已经成为大陆、港澳台、海外华人华侨，乃至全人类的共识。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努力改善共产党的形象。可是猴子总会露出尾巴，到了六四，一切努力全打水漂，共恐和恐共又回来了，直到如今。

忏悔能把堕落的因素赶出灵魂（ Repentance drives from the soul the elements of corruption ）。如今文革虽然过去三十年了，至今却没有得到人性层面的清算，没有人忏悔，没有人反省。除了邓小平个人报了一剑之仇，以国家的名义审判了他的政治对手 “四人帮”之外，其他无数的害人者并没有得到正义的惩罚，无数的受害者没有得到公正的平复和申雪，国族未从如此巨大的创痛中总结出足够的经验教训，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浓度丝毫没有稀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官方意识形态，专政机器、阶级压迫依然是他们不变的信条。

旧账未了，又欠新债。六四杀人、愈演愈烈的上访悲剧、疯狂的土地掠夺、对法轮功灭绝人性的迫害，共党恐怖一次又一次地上演。政府不是政府，是匪帮，是黑帮。那些虐待人民的“人民警察”，都是二、三十的年纪，属于文革后的一代。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可是在灭绝人性方面与他们野蛮的前辈相比没有两样，奴性和党性一如既往地把人性践踏在地。

邓小平是文革时期的受难者，同时又是文革灾难的最大受益人，还是后文革时代中国政治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的第一责任人。他的一句对待历史问题“易粗不宜细”，轻松挡开了关于共产党继续执政合法性的考问，中国从而坐失改革政治、提升人性的最佳历史机遇。如果人性高贵的一面得不到张扬，就绝不可能有健康良好的政治文明和适合人类生存的社会人文环境。

邓小平之所以于文革之后回避提升人性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旨在为自己日后的一系列反人性、反普世价值的罪恶动作留下逻辑空间。他从文革之后复出那一天就很清楚，有朝一日，他不得不再次以灭绝人性的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力。高贵的人性是一束杀菌的阳光，邓小平的人性深处属于霉菌的世界，他本能地要把阳光关闭在门外。由于及早铺垫，当于六四时期他释放出阴狠的人性的时候，果然不曾遭遇杀菌的阳光。

邓小平两句话误国数十年。第一句是前述的对历史问题“易粗不宜细”，第二句则是对现行政策“不争论”，其中自然也包括对待历史问题方面的政策。如果说第一话从历史的角度挡开了射向共产党继续执政合法性的箭簇，第二句则从现实的角度挡开了同一个问题。一旦挡开这两个问题，共产党就可以不思进取却继续执政。

到江泽民、丁关根时代，中宣部在“易粗不宜细”和“不争论”的基础上形成了清晰的宣传方针——为文革讳。这不仅是官方掌控意识形态的指针，也是学界必须奉行的圭臬。至此，文革成为从学术研究到文艺创作的全面禁区，学者、作家几乎全员堕落。历史和现实问题不断积累，致使共产党遗产的首席继承人胡锦涛也成为柳宗元笔下可怜的蝜蝂.

世人皆知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创意，如今中国遍地是博物馆，可是文革博物馆安在哉？据媒体报道，在遥远的边陲之地汕头已经创建一家文革博物馆。可它基本上是个人之功，就像过去和尚化缘修庙。修建文革博物馆应该是国家的责任。文革博物馆遥遥无期，而国家大剧院已经接近完工，这是江泽民不可饶恕的一大罪过。

——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