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七十三岁生日。按照中国老的说法，七十三岁被认为是“命坎”，有所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说法。毛本人就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耐人寻味的是，一向不在自己生日主动请客的毛，却在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请了中央文革的大部分成员到他家中吃寿面。正是在这次生日晚宴上，毛最后定下“全面夺权”的大计，决心采取破釜沉舟之举，把自己发动的文革运动搞到底。席间，毛的兴致很高，谈笑风生，围绕着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问题讲了很多话，并站起来祝酒，一语惊人，提议：“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大都写入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社论中。不过，社论中并没有直接使用“全面夺权”的字眼，而是用的“展开总攻击”的提法，而毛祝酒词中的“展开全国全面内战”也被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换了个说法，改成“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了。
根据毛泽东在生日宴会上的布置，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返回上海，紧急策划夺权。一月六日，以上海市“工总司”为首的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揪斗了自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以下几百名司局级干部。随后，在张、姚的操纵下，建立了全市性的临时政权组织，宣布以“造反组织联络站”作为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接管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对于这出本来是由毛泽东在幕后一手导演的上海夺权，随后他又自导自演，出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许，称：“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接着，毛又让中央文革小组代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造反团体的贺电，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开展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
接着，中央文革开足宣传机器，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造声势，使上海“一月夺权”的风暴迅猛席卷全国。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首先起来响应，其它各省也不甘落后，纷纷展开夺权斗争，各地党政机构完全瘫痪，领导干部被普遍批斗，正常工作无人过问。不同派别之间的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打得不可开交，演成恶性的武斗事件，全国陷入了更大的动乱之中。
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之际，一直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变得更加尴尬。尽管他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以退让求生存，但文革女老板江青仍然不依不饶，挑唆造反派继续散布诸如“文革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等流言，年初在北京街头甚至连续出现了“打倒周恩来” 的大标语。
更让周恩来感到被动和尴尬的是，在上海夺权这样大的问题上，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并没有被通知参加毛泽东作出重大决策的生日聚会和表态支持上海夺权的谈话。局势的丕变令他措手不及，完全打乱了他原先解决上海问题的设想和安排。
本来，从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对上海市委一直采取保的态度，针对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炮轰上海市委的作法，曾几次表态宣布：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在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上，迫于毛泽东的干预，他不得不退而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但仍主张依靠上海市委解决自己的问题。甚至就在几天之前，鉴于上海的局势日益混乱，他还代表中央给陈丕显打电话，要他出来主持上海工作，叮嘱上海一定不能乱，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上海的夺权行动，让周本人的政治信用破产。
问题还不仅于此。自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周恩来在政治上努力紧跟毛泽东的同时，内心一直希望运动能够早日结束。在他看来，既然接班人的问题已经解决，群众也已经充分发动起来，刘少奇也靠边站了，总之该解决的问题大体都已解决了，运动就没有必要再这样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了。
为此，周恩来曾几次设想过结束运动的时间表，并积极为此创造条件。甚至可以说，周之所以在前一段全力支持毛放手发动群众，检阅多达一千一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与此不无关系。因为中共历来搞运动的作法，都是一旦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运动也就将由高潮转入收尾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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