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葆璋:王文怡、王维林和当代商人(图)


退休前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的吴葆璋先生。

华人女子王文怡在胡布会的白宫南草坪上喊出“停止迫害法轮功”一事后,吴葆璋在分析了此事件的三大成因之后,指出:王文怡就好比16年前天安门广场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两人所表现出的道义力量,必将动员更多国外正义人士帮助中国人民结束中共暴政,为民主中国催生。

吴葆璋首先表示他很关注此事。他分析有三种因素促成了该事件的发生:“一是法轮功遭受的冤屈太深,二是中共暴政的史无前例,三是国际上某些政客和记者的麻木不仁,这三方面导致了王文怡白宫抗议这个突发事件的产生。

中共在过去七年里对法轮功的镇压是史无前例的,其手法之恶劣,在人类刑制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最近人们常谈起文革,文革结束到今天已经30多年了,但即使文革后,中共对不顺从它的百姓,依然完全是外国占领军的态度,就跟当年纳粹和日本占领军一样,屠杀残害中国百姓。而对讲求“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他们更是变本加厉的镇压。不但把人杀死,还出卖他们的器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吴葆璋说,从这个意义上看,王文怡事件不是太出人意料,因为冤情太深,镇压太残酷,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他不能不说出这些话,他不能不在这个看上去不太适合的场合下讲出这些话。

吴葆璋说:“我还把王文怡和16年前一位叫王维林的青年对比在一起来看这个问题。16年前,有一个青年只身在天安门挡坦克,16年后,一个女子只身在白宫南草坪上朝中美首脑喊话,我相信,两人所表现出的正义和道义的力量,必然会进一步动员国外正义的力量,帮助中国人民早日结束中共的暴政,为民主中国催生。”

吴葆璋在谈到西方社会的麻木不仁时,进一步谈到西方商人的责任,他说:“我常问那些欧洲朋友,19世纪的欧洲人和今天21世纪的欧洲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500年前,有一艘葡萄牙人的船到一地方搁浅了,那个地方就叫澳门。他们说到那的唯一目的就是做买卖赚钱。

后来发生了鸦片战争等一系列事情,标志着中外关系史上很惨烈的一页吧,再后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也翻过了好几页,当代欧洲和那时的欧洲大不一样了,当代欧洲有了二次世界大战烟火下锻炼出来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观,现代的欧洲人,如果不尊重这些价值准则,只想赚钱的话,我看不出他们和 19世纪的欧洲人有什么本质区别。

现在的西方商人,要他不去中国赚钱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可不可以要求自己去赚干净的钱,在赚钱中不帮助中共暴政助诌为虐呢?我想这是做得到的。对西方政客,要他们在外交政策上把人权看得高于主权,这对他们来说太难了,他们没有这个道德勇气,但是作为21世纪的政治家,他们不应该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不说话,他们不但不应该不说话,而且应该提出具体的措施,制止中共践踏人权的行径,制止中共歼灭民主自由的暴行。

16年前的王维林和16年后的王文怡,我想他们的作用都是唤起更多西方正义的力量,帮助中国人民尽早结束中共暴政,早日建立起一个民主富强的中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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