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胡锦涛是北京跛脚鸭

上个世纪，1992年，胡锦涛被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邓小平命名为接班人的时候，很少中国人知道这个人是何方神圣。即便是十年以后，到了本世纪， 2002年，胡锦涛作为江泽民的接班人开始走向最高权力时，中国人对他还是所知甚少。直到胡锦涛正式接班，并且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中国人才开始对他渐渐地有所了解。

《华尔街日报》记者阿瑟.华尔琼（Arthur Waldron）撰文说，胡锦涛曾经做过四年西藏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在这之前，胡锦涛曾出任过贵州共青团的团委书记（On the Secretariat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注：原文此处有错。事实上，胡锦涛担任的是甘肃省委书记，译者注），甘肃省的组织部长（As secretary of the construction department of Gansu Province）。胡锦涛的跃升，得益于他在甘肃任职时的上司，宋平。宋平在1981年，安排胡锦涛去北京的中央党校学习。在那里，胡锦涛和其他学员一起，遇见了邓小平的女儿。后来把胡锦涛提拔到最高权力机构的，就是邓小平。

就个人的魅力而言，胡锦涛显然无法与邓小平那样的中国领导人相比。他所获得的权限，也是无法与邓小平比肩的。退休后的江泽民，在最高权力层里留下不少亲信，处处限制着胡锦涛的权力。

胡锦涛是个很单调的人。他没有邓小平那样的幽默和传奇故事，但也没有江泽民式的虚荣。很难定义胡锦涛这样一个政治人物。他平日沉默寡言，逢事避免作决断；言行之间，尽量让人人感觉愉快。

胡锦涛眼下的高位，是不太稳定的。在同代人之间，他对手不少。谢世的邓小平及其追随者，依然对胡锦涛有所制肘。像胡锦涛这么一个无名无臭出身的最高权力执掌者，是很容易被人取而代之的。曾经有中国政治评论家，将胡锦涛比作跛脚鸭，在政治上一脚左、一脚右地蹒跚而行。

胡锦涛如此跛行的日子，应该不会太久了。因为他面临着一个无法避免的、实实在在的选择。是继续坚持一党专制，还是推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后者要求法治和民众的政治参与。

自1978年邓小平开始号召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和高速发展的经济，如不羁的野马，向前奔腾。这样的变化既带来可喜的成就，也产生新的问题。那些问题在胡锦涛四年前执政时，已趋白热化。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贫穷是人人分担的。然而，如今的中国，财富控制在了极少数的人手里。1%的家庭控制着60%的财富。严重的腐败，四处蔓延。高达 56%的党和政府高级官员卷入其中。由于缺乏法制的约束，党的干部形同黑帮。仅仅去年一年，就有3000万个案子，到北京上访求助。城市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同时?升。中国人开始通过旅游了解了外面的世界。结果是社会变得更加不稳定。去年一年，发生了8万7千多次骚乱。

北京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最近警告政治官员说，“共产党无视自由，践踏法律，其权力缺乏合法性。”没有人相信胡锦涛能够找到走出一场正在聚集的风暴的途径。他一上台就采取了两个措施，结果全都事与愿违。他镇压异议者和自由言论者，结果激怒了知识分子与他为敌。他承诺帮助穷人，可是他却无法践诺。结果，不仅没有平息穷人的怒火，反而火上浇油。

《华尔街日报》记者阿瑟.华尔琼（Arthur Waldron）撰文说，曾经有中国政治评论家，将胡锦涛比作跛脚鸭，在政治上一脚左、一脚右地蹒跚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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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胡锦涛被迫在纪念党的前任领袖胡耀邦一事上，作出让步。他在政治局不得不继续忍受一系列的失败，在人事变动上和在一些关键性的军事将领晋级上。如今，他只是无所作为地得过且过，心中没有任何特别的打算。(chinesenewsnet.com)

胡锦涛在国际事务上的谨小慎微，是因为遵守避免冒险的建议。这可能是件好事。无论是对日本，对台湾，对其它邻国，还是对美国而言，都是件好事。但他在医治中国本身的病症上，却一直犹豫不决，不愿采取必须采取的措施。胡锦涛没有明确的想法。2003年，他告诉澳大利亚议员，“民主是人类的共识。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认真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可是，1年之后，他又重申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他声称：苏联的变色，是“违背、甚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果。(chinesenewsnet.com)

胡锦涛似乎承接了邓小平式的极权主义。他在西藏有过一次镇压藏人的记录。他加强了网络审查，扩大了对宗教和政治异见者的残酷迫害，还公开封杀媒体。但他又坚称，他是个改革者。他还很像邓小平的地方在于，他似乎相信制度性的改革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任何事情都可以随心所欲。这就好比造房子不需要蓝图，旅游不需要地图。这种方式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和扩大市场经济。然而，假如要建立合法的和政治的制度，以此满足市场的进一步繁荣和管理一个复杂的社会，必须首先有所设想，然后再着手落实。(chinesenewsnet.com)

普林斯顿大学斯兑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教授的那个有关前苏联领导人面临90年代社会变革压力作做的艰难选择的定义，也同样适用于当今中国：“要么国家拥有一套有效的正常的公民服务设施，要么没有。要么国家拥有一套强有力的司法程序推动立法，要么没有。要么国家拥有可靠的银行系统，要么没有。”对此，有必要再加上言论自由和有诚信的选举过程。

如今的中国，很需要上述所有的事情，事实上却一个都没有。胡锦涛和他的同事们能够改变那样的事实么？胡锦涛很可能尝试做一些体制改革的事情，可是按照他的妥协嗜好，那些事情又很可能做得很不符合要求。结果，不无好笑的是，一旦小心翼翼地着手可怜兮兮的十分有限的政治改革，胡锦涛本人，甚至整个共产主义制度，可能都会成为他那种没头没脑的政治机会主义的牺牲品。(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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