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副局长“雇凶杀人”案中得到的启示

　 这是近两个月来我第三次看到“雇凶行凶”的新闻了。就在前几天，四川省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龚远明，因具名举报腐败而遭到报复。龚远明在自家门前遭到三名陌生男子砍杀，左脚脚筋被砍断，头部受到重创，至今仍未脱离危险。此前，山西省运城市银监分局副局长及他的情妇，雇凶将他的两名属下打成重伤。如果我们把镜头再拉远一些，可以发现，官场中的“雇凶杀人”案竟然也屡有发生。

　 从刺秦王的荆轲开始，中国“雇凶杀人”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唐朝，“雇凶杀人”就已经正式写入法典。《唐律疏议》规定：“雇杀人者，以谋杀论，造意为首，受雇加功者为从……”及至民国，国民党元老宋教仁，就是被袁世凯雇凶暗杀的。改革开放后，对于权力和金钱的追求，反映到某些人身上，同样是贪婪和不择手段。

　 在这些“雇凶杀人”案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官员，而且手段极其残忍，一出手就要置对方于死地。他们为什么雇凶杀人？从表面上看，是利欲熏心，是争权夺利。其实背后，雇主对“雇凶杀人”也曾进行过严格的成本和收益比较。为什么要雇凶杀人？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东窗事外”的可能性并不大，这样做的收益大于成本。作出这样的判断，是有依据的。曾经看过一则报道，说我国的刑事破案率只有大约30％。难怪有当事人在法庭上这样说，查到我，算我倒霉。

　 从犯罪经济学上来讲，要遏止“雇凶杀人”，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增加犯罪成本，二是减少犯罪收益。要增加犯罪成本，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对于某些面临生命威胁的人，关键时刻，应由国家出资，专人保卫。对被害人的保护，势必增加雇凶杀人的直接成本。

　 “恶官”雇凶杀人，不外乎是为了争权。争权，最终又是为了“夺利”。可以这样说，官场寻租的空间越大，这种“恶斗”存在的可能性也越大。雇凶杀人，是因为腐败带来的巨额利润足以诱惑官员采取极端手段。如果“升官”与“发财”之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那么，雇主通过雇凶杀人来扫清升官障碍的动力，也就会大大降低。从这里来看，要降低“雇凶杀人”的犯罪收益，就应该加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若能政治清明，贪污腐败减少，那么，“官官相杀”这个难题，自然也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