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中国第一个敢揭露文革中吃人肉的勇士
* （2）王定及环江亩产13万斤
* （3）二 厂 惨 剧
* （4）不是右派的右派
* （5）奇 冤
（1）中国第一个敢揭露文革中吃人肉的勇士
右派平反朋友王祖鉴兄，是解放前北京中国大学地下党员，解放后，参加南下工作团。49年底到广西，五十年代初到来宾县当了县委副书记。反右派他首当其冲，不当也得当。改造几年，63年摘帽，放到武宣县文化馆打杂，还不能当干部。其实，右派摘了帽，成为摘帽右派，实际无期徒刑。原来土地改革法规定地主五年可改变成分，富农三年，实际没见改过，就算个别地方地主、富农依手续改变身份，但仍属五类分子。地主、富农主要还是就地管制劳动。可是右派半数以上离乡背井去劳改场所接受劳动教养，是不宣布无期徒刑的无期徒刑。王到了文化馆，因是五类分子，会议不通知他参加，文件也不得看，报告更不给听，倒也没有什么；眼不见耳不听，总可以与世无争了吧！但是，除了《毛选》，他也不能看其他书。苦恼自不待说，但他是个有脑筋，肯动脑子的人。“文革”在武宣县掀开后，他十分惊讶。这不是摧毁文化，不要知识吗？学生批斗老师，他已无法容忍；看到打死老师，更忍不住了；后来发展到吃老师的肉、肝。他的脑袋炸了，思想沸腾了，这是人的世界吗？他这时还没有对党中央丧失信心，于是一连几天，偷偷写报告，将武宣县杀人吃人肉的情况写了上去。怎么送出去？邮局是不行的，什么都要检查，尤其是给中央写，根本不能放行，弄不好，退到所在单位，肯定挨批被斗。自己又无自由，又无钱，去不了北京（那时，任何人外出本大队本公社，特别出县，必须大队、公社甚至县的证明，无证就寸步难走）。后来他终于想到广州还有朋友，由广州朋友设法将材料带到北京，交到中央信访办。二个月后，中央才来电制止。区党委责成军区司令员欧致富（少将）率一连步兵，直趋武宣县干预制止，并通知全区各地县一律执行，不得再吃人肉。但事隔几个月，被杀吃的人数并无统计上来。 15年后的83年处遗时，方再查此事。各县曾查了一下，但实在太残忍、太惨、太丢丑，就不再搞下去了，因此材料非常不够，情况也非常不全面。据我听说，当时报上来时，已超过百人，后来中止调查和上报，这个数字就突然中止。据王祖鉴说，武宣一个县，他个人即可列出100以上名单。后我听平雷（曾在85－90 年任钦州专员，是我清华校友，58年毕业于水利系，为区人大常委财委主任）说，合浦县吃人肉很可能超过武宣的人数。
我曾静下来思考一个问题：听说有人拼死吃河豚，因河豚有毒，弄不好，吃后中毒而死；可是河豚肉实在太鲜美了，这么好吃，死也值得。我亲眼目睹吃癞蛤蟆致命的。61年在南宁西郊石埠农场上灵分场，那是南宁地区公安处的收容队，那时饿死人很多。有一天，一个年约50岁的本省人，出工时因肚饿，不肯走，带班监管干部再三催还不肯走，拿棍打他，他干脆坐在地上，不动了。突然，地铺下跳出来一只癞蛤蟆，慢慢地跳到这个人身边。他用手抓住就向嘴里送，牙齿咬得骨头咯咯响，满嘴唇是鲜红的血。干部见了，立刻叫他别吃，快吐出来，还用鞭子撬他嘴巴。那人硬不肯，继续不停地吃，不到三分钟吃完了，还用舌头舔干净血迹，生恐浪费掉。无可奈何，干部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这个人叫喊起来：“肚子难过，又痛又揪心。”大喊大叫，这个人好好的，太饥饿，饥不择食，中毒而死。这种死，一定是难受而痛苦极了。不过从旁观者看来，也许比饥饿致死、被活活打死、被人吃了更好些；比还活着开膛掏去肝肾、眼睛那痛苦来，更不知要好多少倍。吃人肉最残忍。叫我吃，就是宁可死也不会去吃的；但是我问过几个人，（并非都是广西人）有的说还是会去吃的。因为你看那一溜儿跪在地上的“五类分子”、“牛鬼蛇神”，都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是劳动人民的死敌，你不杀他们，他们就会反过来杀我们，还要寝皮吃肉，我们决不能手软心慈。只有打倒他们，干掉他们，吃掉他们，才是最革命的一员。
吃人肉，把文明人类的天性，把不食同类的动物性，统统抛弃了！希望能有人在今后到各县去搜集吃人肉情况细节，反映出来，以为后来者诫。
王祖鉴同志在来宾任县委副书记时，来宾县饿死人，频频告急，县委县府尽可能地去组织抢救，开仓放粮。但是这样的好干部，却在57年被打成了右派，驱至农场劳动教养。他爱人叫张慰人，也是“硬骨头”，不承认丈夫是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革命，不肯划什么界线，结果打成更坏的“右派”。很久以后，王才知道妻子也在同一个农场劳教，但彼此不允许见面，这对夫妻从此同在武宣县境内改造。老王先是烧砖瓦。不少同犯被饥饿和超强劳动夺走了生命。好在这个场的领导，其中一个是王的旧部，大饥饿来临，死人日多时，立刻给王改了工种，去放牛。他每天到野外，常设法捕蛇鼠等野味填肚。有时遇上一个大鼠洞，就可以吃几天；尤其是那一窝窝尚未睁开双眼的小婴鼠，用酒泡了，连酒带鼠（几已溶了）吃下去，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强。他捡回了一条命。极残酷的劳改生活，极不人道的处境，王祖鉴并未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初衷。虽党藉开除，他仍每月留下党费，并不断地存入银行。人们见他这种小额存款后，一眼即望穿其“险恶用心”在准备翻案，警告、威胁、斥责、批判他，但是他一如以往，无所畏惧，不知悔悟，照存不误。
“文革”中，武宣那么多吃“人肉”的事实，他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听到吃人肉的情况时，已经吃开场面很多天，这时他妻子怀孕了，他们决心去打胎。他和妻子去医院的途中，恰好碰上杀人开膛、割肉的场面，交通为之堵塞。他们只好原路返回（手术不成，终于后来生下个姑娘）。于是他，坐下来上书。这才有后来上级派欧致富带兵来武宣制止的措施。王上书的功劳，救了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也制止住多少人的兽行。王虽然功劳很大，但他却激怒了当局，尤其是武宣县委革委。查到他王祖鉴告“黑”状后，找出了他别的“罪状“，一次次拖到全县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上去狠斗，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他在那几年被那些杀人吃人的恶魔折腾得死去活来，直到八十年代胡耀邦上台，政策已改，他才被调到南宁师范学院（今改名广西师范学院）任中文系总支书记。三年后，以健康原因，提前离职休养。但十几二十年来，他从未中断对各种贪污腐败的斗争。各地同志，特别是柳州地区各县（来宾、象州、武宣）及柳州地区党政各单位同志经由他上交给中央各部门的揭发检举材料，估计有几百公斤重。
王祖鉴同志确是一位难得的斗士。
附：王祖鉴，广东省人， 1925年生，幼年起即在北京生活、学习，在大学念书时，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北京解放之初，他奉北京市委之命，加入了四野南下工作团，到了广西，工作积极出色。任来宾县委副书记时为民请命，被冤划为右派。夫人张慰人因不肯与右派丈夫离异，也成了右派。79年改正后，先后任广西师院中文系及地理系党总支书记。2002年逝世。
（2）王定及环江亩产13万斤
八十年代初，我住在南宁大板二区36号楼三层，距王定住的47号楼一层，不过30米距离，互相过从甚密。
解放后王定历任思恩县和宜北县的副县长（现改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长、县委书记，前后8年，直到被打成极右分子。他对我说：“38年前即1958年，环江饿死四万多人，占全县人口几乎四分之一。县委及其少数领导人，在区党委和柳州地委领导的支持、怂恿包庇下，犯了滔天大罪。四万多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惨遭饿死、杀害之事，被长期封锁无由申诉，不予昭雪，是我这个‘父母官’的最大耻辱，也是共产党的极大污点。义犬尚能报主、救主，我们共产党，尤其是环江县共产党员，眼睁睁看着四万多冤魂，看着屠夫、孽主飞黄腾达，却无言无字，不申不诉，党性、人性何在？对得起良心、人民及后世子孙吗？”王定这一极其沉痛的表述，令我悲从中来，泪由眼出－－马克思主义是这样对待人的吗！？
环江400多平方公里土地95%以上是山地，1954年约16万人，是专区出产粮、牛、猪的县份。
环江人民在合作化公社化中，生产、生活日益困难。尤其是大石山区，居住十分分散零落，为了参加集体生产（或开会），四点钟就要起身，步行二、三个小时山路，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收工回到家中，已是半夜，家家户户，无不叫苦连天。秋冬分配季节，更是问题重重，各个村屯，就那么一点点粮食，又得挑了回来，疲于奔命，喊苦不迭。不少僻远山区种了些瓜果、菜蔬及少量粮食，因路途遥远，行走都很困难，只好烂在地里，无人收割，造成极大浪费。许多地方，有的田块十分狭小，集体劳动根本无法进行，有人形容一个青蛙一跳可过12条田埂；也有叫一个青蛙三块田，牛也很难进去耕作。最幼稚的孩子也懂得：像这样地方，不应搞合作社生产队那样大呼隆集体生产。1956年，王定率领一批干部，到几个高级合作社调查，听取群众意见，然后拿到县委会议上。王定说：“应注意到各地的特殊情况，一个乡，方圆几十里，一个队有十多个弄场，管理和集体劳动十分困难，太分散了嘛！什么都统起来不好。农民习惯在田头、地角种点菜豆辣椒，或搞点什么副业，就扣上‘资本主义’‘自发户’‘破坏’‘复辟’等大帽子进行批斗。结果，生猪大减产，鸭鹅几乎绝了，中药材没有了，青菜也少见，合作社势必长久不了。”县委决定分小社，由生产队自负盈亏；分散的小区，就包工、包产、包投资到生产小组，到户。王定并于56年底报告地委。地委加上按语，批发兄弟县参考，同时准许环江搞试点。（万里委员长在接受《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龙时说：“包产到户救了全中国、救了社会主义。”因为他在安徽任省委书记时搞了包产，救了安徽省。）哪里料到，王定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几乎交出了生命。他被扣上瓦解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的大帽子；后来更被打成“右派集团”头子，成为“极右”的反革命。
清洗了右派后，新书记洪华来了。在省、地区指挥下，狂热的大跃进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奇迹出笼了。
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的骗局和饿死杀死五万人的惨剧的导演，是地委书记贺亦然（后提升区政府副主席）。为了在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贺亦然特别关照县委书记洪华说：“……湖北省三万斤/亩的卫星，是把六亩田里的水稻移植到一亩田里……，没有十万斤亩产，恐怕在国内放不出去的。”洪华心领神会，回来把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等一批亲信找来，于8月下旬把试验田（一亩一分三）里的禾苗全部拔掉，再深耕犁耙后，倒入成百上千担肥料，不分昼夜，发动社员教师近千人，从附近各公社大队百多亩的稻田中，挑选出长势最好的几近成熟勾头的稻禾，连根带泥挖起挑到试验田中并蔸，两天时间就密植起来。新闻影片即摄录过副书记儿子在禾上嬉戏的镜头，并在广西日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这种做法，引起正直的人们的不安和不满。王定这时还在县里小劳改，路过该田，说了句“这么搞法，怎能增产放卫星，岂不劳民伤财？”洪华听到反映后，立即发动大批斗，以破坏大跃进罪名，把王定妻儿子女全家九口人，扫地出门，强制赶至一破烂不堪的圩亭角落里，四面透风，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最后干脆送去劳改农场改造。
一位中山大学农学院毕业的老农业专家去看了“卫星田”，回去县里汇报说：“这样放卫星，亩产哪会有五千、一万斤，我看五百斤也到不了。”当即被发配到右派改造队中去劳教。
9月初，自治区党委并组成了检查验收团，自治区党、政领导人，还有农学院院长，作物栽培学教授，遗传选种学教授，区农科院专家，以及水稻专家，都被特邀，兴高采烈到现场验收。
58年9月9日上午10点，洪华威风凛凛地将一把系有红绸带的镰刀给一名领头的副书记，隆重开镰。四百多名男女社员，在六千多围观者面前，挥舞镰刀，进行了收割，当即脱粒，装满一担担箩筐，然后派几十人排成长队，沿着主要街道游行示威，直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与此同时，一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另一群社员，遵照县委指令，挑起准备好了的谷子，一担一担尾随游行队伍，使稻谷担子顿增两、三倍。这样安排，洪华仍恐达不到十万斤，又布置一些担子，趁人多马乱之机，不倒去谷子，过秤后乘乱又挑了出来，再次（甚至三次）混入送去过秤的大队伍，重复过秤。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折腾，直到当晚十二点多，才收割完毕。县委大院堆起的谷子（干湿均有），统计人员根据过秤人员报出的数字，这块1.13亩田，当天收割了1.075亩共14万零217.4斤，（尚留0.055亩未收割，故意留下供参观），平均亩产13万零434.14斤。全国、全世界第一，就这样炮制出来了。
洪华等人，还要求参加验收的自治区领导、院长、教授、专家等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可悲可叹的是大多数人都签上本人大名。这一弥天大谎在各级党报上发表了。
假戏真做，明眼人也不难识破。当时在场的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就未签名。1959年3月7日，县林业局一位干部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样做法，我们以为十三万太少了，那块田可亩产一百万斤的啊！”环江中学教师覃有莘说：“这是环江的耻辱。”县委干部张联无说洪华瞎吹，洪华听到了就送张去劳改（还打屁股）。柳州农校老师学生中也有人深表怀疑；但发现一个，就处罚一个（劳改或送回乡劳动）。
9月10日，洪华举行记者招待会。9月12日《广西日报》大肆报道。9月18日《人民日报》又作了报道。《广西日报》还有“政治挂了帅，生产飞上天，环江亩产翻四番”的标题。区党委、政府贺电也飞来了。还组织了大量参观活动。人们络绎不绝来取经学习，连越南也派代表团来参观学习。
功勋赫赫的洪华，出尽了风头，披红戴彩，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欢迎队伍，成千上万，挤满街头，洪华被群众高高抬起，一路抬入县委。从此，洪华越吹越神，成了英雄。他到哪个公社，都安排群众夹道欢迎；一些离大路远些的山区的社员，还要打着火把来到路边，甚至连夜赶来，绝不许误了时间。有的欢迎队伍长达五华里，俨然一个国君的驾临。洪华任内短短两年，荣获上级奖旗达96面之多，实属空前。
贺亦然从地级升去区里成了省级干部；洪华也由县委书记提升为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环江还要争夺钢铁元帅哩!原始森林大量被砍伐，“土法”炼钢上马，成绩亦极尽辉煌；但其结果是：废铁渣一堆，秃山光岭一片。
洪华等胡吹瞎报58年粮食产量为3．3亿斤，实际1.05亿斤还大有水份。0.71亿斤的征粮购粮任务，比上年增加近5倍，但农民怎么完得成任务呢？于是，洪华不惜以瞒产私分的大帽子欺压群众，并制造2.4亿斤“后手粮“的假现场，让柳州地区三千多名公社大队干部出席斗争会。结果使得各公社仅留的口粮和农民家中头年的极少量余粮（几斤或几十斤）都扫出来交公购粮。到1959年，口粮全面紧张，断粮户成千上万，饥荒大片出现，饿死人日益增多。区党委被迫向环江返销一百万斤粮食，才勉强度过上半年的饿死关。
不久，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全国群起反右倾保三面红旗，反瞒产运动再起高潮。洪华再次赤膊上阵，争当先锋：59年产粮任务是58年3．3亿斤的三倍（9．6亿斤），秋后征购任务是1亿斤。但我的天啊!环江当年实产只有0.8亿斤还不及，而虚构胡编的数字是要用实物去兑现的。于是，洪华开展了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大斗争、大迫害，召开大会，故意挑选几个虚报产量的队干为标兵，去斗争报得少或报不出来的干部，并以“劳改”相威胁。在洪华亲自主持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批带打和挨饿，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都是社会主义逃兵，死去不要紧!”
洪华还宣布，凡偷仓库粮食的，均可予以开枪打死。龙岩公社一个粮管干部发现一名仅十二岁的学生偷粮食，立即抓住按在偷粮的地方，开枪射击，小学生被打成重伤，三天后死亡。吉祥公社一个小孩偷粮，被关入粮仓，活活闷饿死在里面。有一次在搜查时，发现一户家庭锅边有一粒饭，就肯定该家主妇偷粮，便将该妇女脚姆指捆起倒吊挂了起来，剥光衣服，用烧红了的铁钎，烙烫其肚皮及阴部，直到将她摧残至死！八十年代在柳州市七中任校长的覃杭生，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剧。类似这样情况被折磨至死的至少有四、五十人。
还有些不甘心饿死的环江人，纷纷外逃至贵州讨饭度日，谋求一线生路。县委又下令进行追捕。一经捕回，即予关押，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内，几天几夜，睡不得，连坐也挤不下去，活活闷死了44个人。洪华还下达指示：外逃人员如经动员仍不肯回来，或归途中又逃跑的，就打死算了。水源公社的书记就是这样宣布和执行洪华的指示的。这个公社逃难到贵州150多人，追回来的几乎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死，没几个活下来。
饥饿随着洪华的大谎言接踵而来，死亡则随着饥饿和残杀而至，全县死亡高达五万人。洪华却提出：饿死人也不得开仓放粮。真是丧心病狂！不但家家断炊灭烟，连公共食堂也揭不开锅（最短一个多月，长的一百三十多天停伙）。本县无处可以讨饭，找野菜树叶也无法充饥，死人日益增多，许多饿死路边的人，也无力去埋。全县十六万多人，1962年发布票，只发下去12万人，可见那几年饿死人之多（另有人说死五万多）。王定说54年普查时环江人口是15.7万人，毛泽东奖励人口生育，至59年，又无自然灾害，全县最少也有十八、九万人。就按十六万计，也死了四万人，有人最保守估计，全县至少死1/4至1/3。根据对城关公社陈关大队、副点公社中山大队及驯乐公社康宁大队调查，死亡率分别是26%、47%和46%。水源公社的龙树屯和驯乐公社的岩口屯，人口全部死光。水源公社饿死1500人，斗死15人，斗后伤死82人，枪杀的5人。全家死绝的有9户共47人。
开始死人时，由生产队负责派人抬去埋葬；后来死人多了，有气无力的活人，也抬不动那么多的死人；死了大人只剩小孩子的，尸首便无人掩埋，不是横死门口，就是陈尸村前屋后。有一天洪华见一个转业军人死在水源街上，便大骂“挡路，死也不找个地方”，并下令“以后有病的人，不准出家门来”。居然禁止死在路上。
初时，死者还有棺材；人死多了，不说没有足够棺材，就是有棺材也抬不动，甚至连抬的人也没有了。以后根本找不到棺材，就光尸体丢着，连埋也省掉了。洪华大发雷霆说：“现在死人不埋，是刮一股妖风，是五类分子，是富裕农民的反动表现，坚决予以打击。”
60年3月由区、地两级合组了一个调查组到县调查，洪华等如临大敌，召开秘密会议，千方百计置障碍，破坏调查。调查组困难重重，再也深入不下去了。
广西区党委于60年元月提拔洪华为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3月5日洪走马上任不久，调查组终于查出了环江死人不是传染病，实在是饥饿，死人实在太多。区党委不得不稍作处理，将洪华改为地区财贸部长，以安人心。1960冬至1961年春“整风整社”运动中，因环江县大放假卫星，大刮“五风”等原因，广大干部群众起来揭发检举，要求将洪华揪回环江批斗。61年3月2日，洪华被开除出党，并逮捕法办。区高级法院直到63年10月31日，才以违法乱纪罪对洪判刑5 年。对环江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洪华，重罪轻判，法律何在，天理何存？！
环江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地广人稀，原始森林成片，四季常青，粮食作物季季有收，平常年景即有余粮外运，是柳州地区乃至全自治区较好县份。人民勤劳敦厚，解放前从未听说过粮荒死人之事，即使大荒大歉之年，求亲靠友或依靠自然资源采种互济，断不至于饿死人。58年的十三万斤旷古未有举世罕见的亩产稻谷数字，完全是洪华等精心策划，在堂而皇之搞三面红旗大跃进社会主义大生产、大丰收的谎言下，强加给人民和全世界的大诓骗，大谎言，导致环江惨饿至死五万农民的大血案，大惨案。这帮混进党内的家伙，大权在握，奸佞残暴到了极点。为了个人的极端无止境的私名、私利、私欲地位、权力，在自然条件极好的时期（全国也根本不是什么三年自然灾害），把人民群众视同草芥，不及蝼蚁，残害致死。本来，亩产十三万斤，任何稍微正常的孩童也都明白是不可能的事。可怜的是某些权威科学家，为了溜须拍马，连良心良知及科学常识也丢掉了，还厚颜无耻说什么亩产几万斤完全可能。
环江13万斤亩，许多人还以为是原县委书记王定搞的。我的许多朋友，知道我和王定交往甚密，悄悄询问过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通过多次了解，获悉其中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为他辨诬，并供后人警醒。
附：王定前妻革命烈士蒋继璘简介：
全州人，1924年9月出生，比王定小一岁，初中文化（当年第一名），当过小学教师。1947年7月，她泪别襁褓中的婴女廖绍琼，离家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桂北农民翻身团，并担任桂北游击队妇女宣传队长。在遭遇战中，不幸被俘。在敌人狱中，大义凛然，坚持斗争。反动派惨下毒手，她从容就义，时为1947年9月 15日，年仅24岁。大恶霸、全州县保安头子蒋余荪，竟残忍地让刽子手当场剖开烈士之腹，挖去烈士怀在腹中胎儿去泡酒。解放后，此大恶霸被处决。政府追认蒋继璘为烈士，并将其尸骨安葬于县体育场后山坡上，供后人瞻仰致敬。
（3）二 厂 惨 剧
“文革”浩劫，当然是最高领导者应负首责；新兴农场二加工厂的惨剧，则经理高振卿难辞其咎：田映、王成活活被毒打致死，迄今不悉尸骨何处；阎振伦、吕甫周、霍实、庞昆明、顾家良、伍廷枢、喻良璋以及阳有富等十多人，莫不惨遭酷打，不是血肉模糊，也是皮开肉绽。顾、庞甚至被捆绑、强押至新兴农场禁闭室关押几月至几年。其他人或戴上镣铐，关入本厂临时自设的牢房；或强交群众积极分子严管不贷。这是1968年间二加工厂发生的惨剧。若非1969年军队进厂驻扎，全体干部及其家属，全体就业人员（均已摘帽的右派和少数无帽就业人员）一律被调去一加工厂，那么，这一人间惨剧，更不知将伊于胡底。事隔30余年后，一位当时斗打他人近乎疯狂的“积极”分子亲口对我说，连他这样的人竟然还余悸后怕，生怕自己最后也逃不脱虎口。而像我本人，迄今还记住二厂高振卿经理成天撕心裂肺怒吼狂叫什么 “田是一块一块耕，饭是一口一口吃，你们是一个一个斗，谁也别想逃掉”、“老鼠拖木锨，大头在后面”、“现在是先斗小的”。有好几次，他露骨地不点名地公开直指我说：“过去你跟老反革命（指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反革命，现在又跟新反革命进行反革命。群众专政放不过你，我们也饶不了你。”
在二厂，谁都知道，7名干部在文革中分成大小两派（即联指派为大派，四二二派为小派）。韦诗江指导员、高振卿经理、韦德隆、郎艳琼干事夫妇是联指派；黄宏森队长和刘克仁管教员是四二二派；司务长则哪一派也不入。应该说1968年以前，主要是他们两派之间在格斗，与我们没什么干系。我们近百名无帽就业人员，是全场25个中队里，唯一全是无帽的公民队，有选民权利，且发有选民证，还参加过选马场长为人民代表的普选活动。这个时期却降为和其他队一样，接受“军管”，还居然说享有“不受冲击”的待遇。但是，1968年大灾大难突然从天而降。
庞昆明被第一个揪出来示众。那是个星期天，打扫清洁卫生；庞因去修月刮（农具）而未在小组内劳动。管教员刘克仁便动手将庞推推搡搡，命令他去中队部交给韦诗江指导员处理。庞作了些辩解，韦即拔出手枪，开枪击中庞的腰部，鲜血直流，幸未中要害，不然打死也白死。这还了得！于是全队人员被集中举行批斗大会，上级大队部教导员和其他干部以及军管代表，都全体驾临，荷枪实弹，剑拔弩张，密封四周，环包八方。批斗尚未正式开始，高振卿一声不吭，手举棍棒，气势汹汹直朝庞昆明的光身、背、腿、臀部猛劲一棍棍啪啪击打，来来去去，无稍停歇，足足打了46下。木棍被打断两根，又就地拔起围护花木的木棒，继续用劲击打。庞昆明伤口的血仍在流着，却硬是不吭一声。在旁边的教导员覃韩这时不得不上前隔开，没有让高再打下去。这时高因用力过度，只好靠边，用打人的木棍支住身子站着。军管代表走到会场中央，狂吼什么 “你们想要什么自由嘛！一点都不给，半点也不给。只能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就把庞昆明拉到中队部，再五花大绑押到场部关押了几年。
事有碰巧，养猪的脱帽右派伍廷枢，根本不了解外边发生了庞昆明事件，在他去中队部领饲料粮的途中，惊见庞昆明血流倒地，迅即叫龙咏孙医生速去急救。不料，被黄侃杰看了个正着，立告高经理。于是，在送走庞昆明去场部关押的当晚，二厂就立即召开批斗伍廷枢的毒打大会。伍并无其他言行，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良心，因此，他无惧无畏，昂首挺胸，浩然屹立。高振卿煽动说：“伍廷枢不睬不理，不检讨不批判，大家说该怎么办？”于是，便有几个人立即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小个子的伍廷枢，迅速被压倒地上遭受一阵踢打，弄得全身都是泥沙土粉，可是在这场几个小时的毒打中，伍始终一声不吭，一言不发，硬是顶到底。提起黄侃杰，早在此前个把星期，在斗喻良璋（原四组组长，黄是他的组员）时，已崭露头角。这次检举伍廷枢，是为其成为积极分子铺路。过了两个月，果然，黄不仅成了积极分子，而且当上记分员，还担任什么大会总纪录。
不久，又发生了顾家良事件。为了打茅草夹，中队下达割茅草任务，定额100斤（因草源有限，实难完成），各小组早早地就出工了。顾（组长）这组16个人，因草源好，中午就完成任务，经过秤，质佳，量也超，上报了队部。下午，黄队长来大宿舍，见顾全组人都静躺在床上，就问组长顾，为什么不出工，顾讲完成任务了。黄强词夺理讲：“你们只完成了定额，但八小时的任务，还有一半哩！出工，出工！”全组无一个动弹，黄只得无奈离去。
晚上，队部召集全组人员，去队部门前开会，我也到了会。高经理，还有一个管畜牧菜园饲料组工作的韦德隆主持开会。16个人团团围坐着，谁也没开腔。高经理一个人，绕着大家围坐成的外圈，边绕边骂，走到顾家良组长身后，似是冲着这个为首的组长说：“你说说，你改造好了没有？”顾立刻掉头对高经理说：“那你改造好了没有？！”高听后，怒火猛燃，厉声怒吼：“你这是什么态度？！是反改造！”接着就问大家：“你们都听见了吧！”大家没有出声。－－我们当然都听见的，十分清楚嘛！但是你高某难道还不明白完成定额是表现好，正反映了改造好嘛。而你们这类干部却颠倒是非，横行霸道，还要批斗完成任务的好人，理应好好改造－－高更气急败坏，就指着16个人，挨个问：“你听到了没有？”回答居然是：“没听见”、“听不清楚”、“没注意留神”……高只气得大声直叫：“散会！”把顾家良一个人捆绑起来送去场部关押了40天。
斗田映，有高经理大棍的示范，结果田映被踢得倒地打滚，刚能起来，又是一轮毒打。他干脆就自己用头冲墙，以求解脱。果然，次日高经理悻悻然宣布田映“不吃白米饭”了（把整人致死说成不吃白米饭）。
王成心中十分明白：既挨点名，必被毒打惨死无疑，于是便出走逃难，岂料外边也是兵荒马乱，王在踯躅徘徊中，被收容进了收容所，押返新兴农场。高经理高兴极了，立刻把王领回二厂，当晚即开斗争会，在会上大叫：“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也布下天罗地网抓你回来。”王成挺胸昂首，镣铐叮口当进入斗场，什么也没有交代（其实也无可交代）。他平时与任何人都平和相处，无任何个人恩怨，也与二厂领导无争，成天除了写黑板公布各生产组数字或者抄发报纸外，跟其他人并无多少来往，不过大家都很尊重他。在国庆节前几天，他被狠狠地打斗了几晚。节日休斗了二天。重开斗打时，王成已站不稳，倒在地上。几个积极分子打手，一涌而上提手、提脚凌空抬起王成，又重重摔下，他只哼了一声。王成已经无声无息永远告别了人间，一张席子卷走了事。
斗霍实，是讲他和月亮塘赵延年组织了反革命集团，也斗得死去活来。我本人托黄松蕃新购的一套纯毛棉衣裤失窃，也不敢报失。事后一年，许多知道这件事的人，祝贺我是老天爷照顾我，逃过了这一大灾难。
斗吕辅周时，天已入冬寒冷，他早已穿好棉衣、棉裤等待。高经理也早已看在眼里。斗争尚未开始，高就对大家说：“这是个早有准备的，大家必须更狠地斗。我们特地打了一付30多斤的脚镣给他戴！”一米八高大个头的吕辅周，锒铛进入会场，当然交代不出什么反动言行。金子瑾是柳州市已解除劳教的右派分子，有一、二次从柳州去穿山路过二厂时，在马路上和吕邂逅偶遇，寒喧几句就走了。可是高经理就煽动一些人起来斗打吕，什么“订攻守同盟”啦，“里应外合”啦。吕这个小组在马路边拾到红卫兵、民兵丢失的一颗手榴弹，吕作为小组长，主动亲自上交中队部。但是，高经理竟借此煽动说吕拟炸掉中队部是反革命现行活动。于是，竹鞭、木条齐发，拳三脚五交加，斗打进行了六、七天，因为解放军要来驻扎，我们二厂全体一律并入一厂（相距十二、三公里），吕才免于一死。但是他骼膊和腿脚上的镣铐烙印，却伴随他整个余生（吕2002年病逝于龙州）。
被斗、打得最惨的数阎振伦。他一被投入斗争，就是一顿暴风雨般拳打脚踢，上下左右鞭抽帚揍，本来光秃的头，就鲜血四迸，淌流全身，整个成了血人，只见眼白还有点白色。不论他交代坦白什么，都不算数，因此挨斗了一、二十个晚上，身上血迹也不让擦，鲜红的血，干了成黑色，他就成了黑人。斗完了就脚镣手铐，叮叮当当押至队部关押（原为干部洗澡房）。白天由专人看守押往工地劳动（镣铐在身）。
最后，我想再讲一点阎振伦。他的胞兄阎振兴，是台湾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早年以河南省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当过清华、河南大学教授。1946年赴台湾，历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教育部长、科学指导委员会副主委等要职。振伦右派改正并恢复工作时，自治区特地调他担任广西区政协委员。1983年，他应当时邕宁县委书记之请，合作创办邕江大学，是广西第一所民办大学（全国是第二所）。这是他的功劳。他和我（有几次，戴弋也在场）有过多次商谈，并由我介绍去教育部直接请示部长何东昌、滕藤等，获得批准备案。可惜，为时不久，他患癌症去世，终年58岁，未能目睹今日邕大的新发展。振兴先生也于今年病故，享年95岁。1949年振伦以为：解放了，可以为人民服务，自由驰骋，不肯随胞兄去台湾。岂料，他当年正在学习的华北文法学院被勒令取消，师生员工进入“革命大学”、“华北大学”、“南工团”；个别少数人则被军管会强行吸入“集训班”等进行关押、集训。当然，临解放前，也有的师生自行离校南下，有的去了台湾，可是，振伦主动留下，等候解放，再学习，以便毕业后为人民服务。他欢欣鼓舞地参加南下。广西解放了，他在隆安教育局工作，1958年竟被打成右派，被送劳动教养。6年后解除劳教，回不了家，就带妻女来新兴农场，准备一辈子就业，过“三种人”生活。文革开始，他是被惨斗得最绝的，被摘帽的右派积极分子奚士衡等猛押狠打。摘帽的社会劳教司徒权，更是一边不绝口地骂“咸家铲”，一边朝那一直流血的创口猛力抽打他简直成了个血人。由于田映、王成的惨死，高经理不得不交代打手们不要向致命处进击，所以被斗得流血而不丧命，创深而不致死，痛苦而不气绝。折磨、摧残至于极点，非拙笔所能形容。
这个振伦，后来被广西区政府副主席、区党委组织部长张声震特地调离隆安（阎是县教育局副局长），邀住入国旅，当然是统战对象。因为他胞兄振兴是大科学家，还是台湾国民党的中常委。他也与胞兄联系上了，他们的子女堂兄妹还在香港见过面。振伦不计前嫌，不记22年巨深的创痛，投入到广西第一所民办大学创建工作，这比那些高官厚禄、无所作为的人，特别是那些残害无辜的人，无论在人格上，业绩上，是何等天大差别啊！！
（4）不是右派的右派
79年改正错划右派时，基本上不得不实行“三恢复”。可是，遭遇了22年同样的折磨后，在改正时，却发现某个人并不是右派，不能三恢复。这就更惨了。
卢静安是个干部的养子，读高中时，被打成右派，处以劳教；但中央下文：工人、农民、中学生不划右派。怎么办？就当作坏分子。这样，卢静安也一直劳教22年。到了要改正，才发现并不是右派。自谋生路时，已经四五十岁了。
罗国忠是四川人，为了逃饥荒跑到广西来，不知何故，说他是右派，送到农场与右派一起劳教。到了“改正”时，才查明他也不是右派，只能又让他去捡牛粪，一直到大家都走了，还不知结局。
霍钜，解放前是孤儿。解放后在麻尾六甲火车站得了一份工作，平时省吃俭用，口讷言寡，从不惹是生非。单位要找一个右派，别人不好惹，就看上他，不容分说，当作右派送劳教。在农场时老老实实。他有一个存折，三年饥荒时，每月不得已时提出三元五块，买点木薯片，开个小锅。79年改正回去，叫做什么就做什么。 80年代的某一天，人们见他没有上班，这是反常的，就去敲他宿舍的门。原来，他躺在床上，已溘然逝去。来时是单身，去时也仍然是单身－－这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么？他若在天有灵，应该去向谁清算这笔糊涂帐呵！
（5）奇 冤
1957年5月至6月，全国“帮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大字报，一个多月后变成了“反右派”运动。55万多人被划成右派，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直到1979 年，方将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的人，改正“错划”，实行“恢复党藉、公职、工资”。因为毛泽东讲过右派只能摘帽，不能平反，故名为“改正”。这样还得用去二十多年时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除处死东条英机等极少数首犯外，杀死我国几千万同胞、毁坏掠夺几万亿财富的绝大部分战犯和侵略军，都宽大为怀遣返日本，战争赔偿也不要了。这难道不是敌我矛盾？！对两者的处理，竟如此颠倒、悬殊！？
我本人从四十年代参加革命，入党10年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发表过当时所谓“右派”言论，文字上（含私人信函，日记及纪录等），也没有过。甚至和我爱人的私房话中也找不出一点蛛丝马迹。反右后，忽然被通知到工厂去“上班”。我还以为在领导机关工作时间长了，下去和基层单位干部交流。不料进入工厂大门，迎面撑着半扇门面大小的大块木板上，竟然用大绿纸写着“右派分子毛毓珪来我厂接受工人监督劳动”。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好象突然天塌下来了，暗然无光。厂长、书记打开介绍信看，轻松地绷出一句：“六十元一月，比五级工还高哩！去铸造车间翻砂，好好干，二、三年差不多了。”车间一、二百人，原先已先来了个工程师，他过去出版过科技方面的书，似乎原薪下来的。他参加转炉炼钢。车间主任安排我到熔炉（叫冲天炉），按电钮开机放料入炉，劳动强度并不大，只是劳动时间很长。正是“大炼钢铁”高潮时期，人人如此。
我实在不明底里，心中顿起亲自到上级党委申诉的念头，只要碰到公休，就去市委、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上访并交上文字材料，总有几十次之多。曾经有两名干部下来找我个别谈话，还是很和气的，当然十分严肃（他们说什么伟大领袖教导说，除去沙漠外，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分左、中、右三派人）。问我：“你总说自己不是右派，那好，你就指出一个右派来。”我从未听过主席这样的话，但我知道世界各国凡有议会的，因座次在议席的右翼、左翼，拥护现政权的均坐右翼的座位，而反对现政权的，则居左翼席次。想到这里，我就平心静气地说：“我们都是一个劲儿工作，我个人没发现人家言行上有什么左、什么右的表现，都是不错的。如果在外国议会上，谁都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他们倒也和善客气，再三问我：“真提不出来吗？那就希望你安心改造，照主席教导，搞得好，三几年也就解决问题；否则，后果你就自负了。”回到家里，我爱人向我述说毛主席的几次讲话，还轻松地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少了几十块钱吗，我有稿费，不难补过来的，年把两年，挺一挺很快过去了，这也是一种政治考验嘛！”我边听边想，实在太感到冤屈，10年来自己牺牲了学业，无私、无悔、无怨，难道就这样不明不白下去吗？！硬是坚持不断上访申诉。直到党委书记高各荣厉声呵斥说：“你这一连串行动，就是右派反党罪行。只有兴凯湖（在新疆）等你去。”一位老工人师傅悄悄地（他颇表同情）说：“听说已指示保卫科派人送你了！”
我这才写了三封信，给中央组织部、北京市委、爱人（主要是希望她带好两个儿子、去办离婚手续，以免株连）后，流浪了半个中国，进出过8个厂、场，历时22 年，摘过三次帽子。我一向不知道给了我什么名义的处分，直到“改正”时，方知是什么回事。最后我正式口头、文字提出：“我的档案无论多、少，也无论真、伪，要求全部保留下去。”让后人看了，好真正明白是什么一回事。否则，在那样一位伟大英明领袖领导下，实不能想像会有这种荒唐、奇异的冤案。退一万步说，如果这次“改正”是个错误，将来的人又凭什么来平反这搞错了的“改正”呢？我在参加广西“文革”处遗和“地下党”处遗工作时，就真的大量遇到“查无案据” 的事，因为许多档案烧了，使得许多真正的坏人蒙混过关，溜之大吉。好心误了大事。
我这个“改正”的右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22年；受饥挨饿，饮辱蒙囚22年。
除了杀人、强奸，一切思想（还有莫须有的言行）罪行，都非要强加在我身上。孤家寡人的我，只能以坚决沉默不语和不断上访申诉的铜墙铁壁抵制到底，历经了22年。
这是我唯一堪告慰自己和世人的。
── 原载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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