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望工程”看共产邪灵的本质

原因仅仅在于，他们还寄希望于邪党体制的纠错功能，尚且梦想业已谎言成癖、暴虐透顶、无可救要的共产邪灵良心发现，至少还能演绎一回自欺欺人的拨乱反正的小小把戏。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为公义而鼓与呼，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呼吁的对象，早已失尽善良的本性，早不值得进上一言；他们的症结便是，向罪恶的黑手请愿，无异于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绝对不得任何善解。

1:忠告易、柳及方：不清洗邪灵的毒素，就只有徒劳的挣扎

见过易晓的照片，其人个子不高，却似深邃莫测，英气逼人。我凭直觉感知，此人必有过人的智慧，不凡的能力，缜密的心计，以及高远的抱负。再从时文披露的相关事迹，比如初进“工程”，即能为其争得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实物捐赠；陷身死囚牢狱三四年，受尽欺凌、威压与脚镣手铐的折磨，居然还能奇迹般地活下来；入狱十五年，每到所谓“两会”时期，即被狱方禁闭，短则一月，长则半年，尚且能够保持挺拔的身姿；亦为“重刑犯”、“敏感犯”，居然可以在德阳监狱遥控操作保外就医而且成功；获得自由而不思珍惜，反要剑指徐永光与“希望工程”，大张旗鼓地揭露腐败惊天大案，以致重陷囹圄；余刑尚有十六七年，而且被宣告不得减刑、假释与保外，却还能乐观自信地直面大局，远谋中国未来的命运，感染如柳杨、方进玉等等一大帮志士，为其舍生忘死－－我即可以判断，此人自有经天纬地之才，睥睨天下之志，纵横有余之术，重善积德之行；倘若有朝一日让他自由，或如曼德拉一般，也作个雄才大略，百折不挠的政治家与实干者。

然而，他却在关键的选择面前迷失方向。他居然始终天真地相信，他的问题可以在共产邪党的体制内解决。因此，他便首先希望与徐永光和解，在他保外就医的初期，他直接和徐面谈的要求，仅仅只是让他恢复自由。只有在他被徐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愚弄之后，他才想到借助如山铁证及公众传媒的力量，直接撕开徐及“希望”的虚假面纱，展示一桩无耻不过的丑闻。他始料不及的是，徐在全球舆论及诸多港区代表、委员的声讨、质询之下，依旧稳如泰山；他则在“贪污死囚”的罪名之上，新扣一顶“危害国家安全”的高帽，再次跌进黑狱。黑狱里他苦苦思索的依旧只是，如何通过各种网络、纽带、喉舌与高院、最高院，继续向邪党高层施加影响，以求冤案突然得以昭雪。我们从《明报》与方文的轨迹里，即可寻觅他的心迹与想望。他还念念不忘在这一垂死挣扎的怪胎中间，赢得哪怕只是可怜到极点的些微恩赐。

柳杨也是。柳杨本是勇毅的巾帼英雄，能在徐永光频频对她示好的时节，决然退出“工程”，以与肮脏不堪的暗箱操作彻底划清界线；能在易晓判以重刑之后，排除重重阻力，广泛收集徐之罪证，并广为发布；流离于海外，本可安于美国自在的现状，却又念念不忘易之安危，以及“工程”硕鼠持续作奸犯科的系统勾当，毅然回国，力图以柔弱之肩担当道义；身患癌症，且至晚期，病榻之上依旧在为朋友及“工程”着想，依旧怀抱最后一丝期待。

方进玉者，亦可置身事外，无关易、柳及“工程”。但他既然碰着了，他即豁出全部肝胆，不惜以死谏言。三年前如此，三年后照旧如此，尽管其间他本该在《南方周末》面世的长文被封，自身又被“礼节性”地劝退，几年里从没用真名实姓发表过一篇文字，甚至屡屡遭遇徐之爪牙的死亡威胁。

可是，我们在肃然起敬之余，不能不深感悲哀。他们和《明报》等诸多媒体、港区代表与委员、以及国内众多同仁一道，加之铁证在手，公义在心，力量绝非等闲。然而，他们到底得到了些什么，唤醒了些什么，至今成就了些什么？统归拢来，不过如此而已：高层无动于衷，高法、高检熟视无睹；“工程”蒙耻如故，招摇撞骗的大旗如故，捐赠者依旧蒙在鼓里，受助者依旧只是徐之流敛财博名的工具；徐永光大放厥词不断，台前幕后跳跃不断，即使臭名昭著，实在有损“工程”的所谓形象了，还可跳到慈善总会厮混；易晓旧冤未雪，复添新罪，不仅丧失申诉、接见律师、有限通讯的权利，而且连减刑、假释、保外的机会也彻底丧失，刑期在十五六年之后，还有十五六年；柳杨被拘捕一回，后来虽然得释，却务必面对更加严酷的威压与逼迫，以致郁郁寡欢，积郁成疾，身患重疾而奄奄待毙；方进玉被迫从《南方周末》退出，生计艰难不论，还得必须将真实面目深深掩藏。

再观照其言行，虽是出自肺腑，却亦可笑可怜之至。三年前方说，“（我）始终维护党的最高利益”、“我真的很爱我们的党”。三年后方还说，“恳请－－我党中央－－准予公布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而且希望柳杨能在弥留之际亲耳听到一个好消息，“党中央说了，你的揭发，全部属实”。易晓则直接拒绝海外人士为其设立营救基金的善意，以为外部力量介入进来，可能不利于“中央”的形象，并有碍事情的公正、快速解决。柳杨不愿在美申请“政治庇护”，依旧是怕这“庇护”使事态更加复杂，因而执意回到中国。

他们悲剧的根源恰恰在于，此生以来即被邪党文化“洗脑”，只能在其早被毒化了的思维模式里兜圈子；他们看不到一切问题的死结，都系于恶党邪灵的自身；想要从根本上伸张任何正义，都只有彻底清除恶党文化的毒素，并最终解体恶党邪灵本身。他们执迷不悟，因此才在多年的徒劳挣扎中，反使自身越发被动与无助，越发深陷泥沼而难以自拔；因此老方的父亲方休才会在1968年的批斗会上被活活摧残致死，他却至今不明其所以；因此柳杨才失却探寻生命真谛、长保宁静康健的视角与良机，只能痛苦地等待死亡；因此易晓也就只能困守黑狱的一角，空自谋划他的伸冤步骤，勾勒未来中国的蓝图。

2 透视徐永光及其黑网：早被邪党注定了的丑恶存在
徐永光到底是怎样一副嘴脸，方文及相关媒体已经作过详尽描绘。我完全可以断定，此人在进入“工程”之前，即已在邪党文化彻头彻尾的灌输下，唯以爬升、贪财、枉法、结党为己任，既无所谓政治理想，亦无救助失学儿童之良知。他之接手“工程”，一开始就怀抱了不尽的鬼胎与伎俩，只是他同整个邪党一样，最擅长者，莫过于把最堂皇的衣冠时刻笼罩在头顶。

但他在易、柳这里感觉到威胁与障碍。易晓素有大志，与徐谈及未来之时，冷不防就冒出个“半壁河山”。而徐的最大远景，仅仅是去做个“一省大员”。因此，易并不与他同流合污，仅凭其过人的远见与才华，便处处显得自负、坦荡与大气。何况他才来“工程”不久，即能从菲利浦公司争取到一亿之巨的实物捐赠。柳杨作财会，自然对徐的黑手了解更深。她怕事后欲罢不能，因此尽管面临了他许以重任与重利的诱惑，依旧全身而退。

徐既视易为眼中钉，当然必欲除之而后快。机会就在眼前，即是方进玉提过的两百万。他怕这一荒唐指控本不成立，所以掘地三尺，连陈维章的五万制作费也给搜罗进来。此外，他还得运用一张用金钱与权力铺织的大网，将公安、法院、检察院、证人等等所有相关对象，纳入到制造冤假错案的同一条沉船。然而阻力重重：一是易晓拒不认罪，辩护时振振有词；二是柳杨反戈一击，亮出他违规枉法的众多罪证；三是除开他本人赤膊上阵举证，其它证人如谭湘江、江波等等，都只能证明易晓无罪；四是法院、检察院的某些人，还能一针见血道破此案的荒谬；五是方进玉、《明报》等个体与媒体，不依不饶坚决刺激他的痛处。

可他胜利了，至少取得局部的胜利。他终于逼使法院判决易晓以死刑，尽管稍后改判死缓，却仍能由他随心所欲地操控；他让国内媒体噤若寒蝉，让方进玉三年里不能吭声，让柳杨一筹莫展命悬一线，让自我飞黄腾达不成，却还能逍遥法外。因此其罪，不啻是罪上加罪：将公众投诸“工程”的钱物，大规模违规投资，且多数血本无归；广泛制造借口，将相关款项中饱私囊；大量炮制假账，让“工程”纵经李金华旗下审计，依旧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曝光；私设海外账户，秘密敛钱、洗钱；百般克扣下放款项，让“救助”之举徒有其名；挟私报复，致使易晓沉冤十五六年不雪；操纵中宣部、公安部、司法部及高院、最高院，使其成为他为所欲为，肆意践踏公权与正义的帮凶。

有人或许会问，其官其位也不算显赫，何以具有如此之巨的能量？那就不妨看看幕后。从小处说：任虹是任建新之女，亦曾是徐之下属，早有证据显示，此二人盯准“工程”这块蛋糕，长期沆瀣一气，那么公、检、法及司法这一条线，就被他拴牢，因为一旦他原形毕露，“二任”就再也隐藏不住；他以“工程”之款大量给深圳先科以“好处”，当然他们就可以心领神会地使诈，提供不利于易的证词；他曾借巨款与团中央，那么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自然就要为这“纳贡”的下属提供保护；他在“工程”以一家之言做主，显然就有充分的条件利用、驾驭、赚取资源，并用其网络一大批同样包藏贪心与祸心的败类，甚至在内部完全毁灭证据，及至利用黑社会对方进玉等人发出死亡威胁。

从大处说：他把“工程”炒成一面金字招牌，让人认作是中国的“最后一方净土”，那么他就有充分的借口去蛊惑上级、同级或下级，胡说什么攻击他就是攻击“工程”，就是与当代中国仅有的几张“虎皮”唱反调；更要紧的是，“工程”隶属团中央，团中央又走出一个胡锦涛作总书记，那么徐就更能要挟所有对他不利的因素，说他及“工程”一垮，即是给“团”抹黑，即是给“胡”抹黑，即是与当今最关神经的“政权稳定”相悖，因此也就可以轻易上升到“亡国亡党”的高度，更就可以随便给易、柳扣个“恐怖袭击”、“危害国安”的大帽；再往后推，他这庞大背景的每一个机构，每一显要或不显要的个体，大都有过猫腻，大都有过见不得人的丑闻，大都犯下过滔天的大罪，大都需要“同仇敌忾”、“严防死守”，以免一倒俱倒，一亡俱亡；更进一步，则是因为共产邪党本身，从起家、建政、治国到如今，早该被当成历史的垃圾扫除，那么当今每存在一天，就必须依赖寄生于国家与民族的蛀虫，就必须依靠谎言、暴力及无所不用其极的封锁手段，来苟延残喘。

徐永光正是这罪恶体系的一粒，一开始就被其毒害，而后就自觉地毒害、危害一切。所以他可以假中宣部之手，封杀《南方周末》；可以假公安部之手，非法逮捕易晓；可以假司法部之手，让每一所关押易晓的监狱，动辄将其禁闭；可以假法院之手，以敏感之名，暗箱操作将冤案做大做实；可以假《南风窗》之手，一边为其贴金，一边只字不提易晓之冤；可以假团中央之力，永远作他得心应手的靠山与同谋。

因此方进玉的内参资料，尽管高层可以见闻，尽管多人可以义愤填膺，尽管网民可以群起响应，却至今看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迹象。因此易晓的直接与徐永光谈判，实则是天真地自曝底牌，自投罗网，自断退路。因此所有关切此事的人们，如果还希望在“体制”内摆平此事，也都只能是痴人做梦。

3 旁观雅安监狱的嘴脸－－浓缩了的邪灵范本

我们再从关押过易晓的雅安监狱，来体察一个具体而微的邪灵范本。
易晓保外就医后重陷囹圄，第一站就是雅安监狱。他们接到所谓“上级”的密令，说此人是部级重犯，绝对不能让其走漏半点风声。他们早就在邪党文化之下，除了一味地惟命是从，行凶作恶，再也辨别不了任何是非、正邪与好坏。他们作为爪牙，不仅忠实地执行完全违背法律与公义的密令，而且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分青红皂白，首先将其投入四川名山的禁闭室，一关就是半年。此间由六名恶警、六名重刑犯人轮流看管，动不动便给以“颜色”，用尽侮辱、折磨的手段。易晓没有写信、通话、接见、申诉的半点权利，虽然这些权利都能为其它犯人拥有。他们的理由仅仅在于，“正是‘两会’期间，上面说了，不准你发出任何一丝杂音”。半年后出来，易晓面色苍白，脚步蹒跚，大小疾病接二连三发作，苦不堪言。次年“两会”又近之时，他们如法炮制，再次将其禁闭。其中，尤以副监狱长刘健康、四监区监区长陈新颖表现最为突出。

他们还关押有与“六四”相关的“良心犯”，他们承接上面的意旨，完全压制其声音，剥夺其本该拥有的记功、减刑、假释的权利。当然他们最为残暴对待的，则是三十余名“法轮功”学员。为了达到所谓“转化”的目的，他们用尽电棍击打、绳索捆绑、强行灌食、公开批斗、干扰睡眠、高强度劳动、播放邪党谎言、严禁通讯与交流等等手段。其中如牟强、饶贤成、吴实秋等，因为拒不“转化”，便被其一直严管于入监队，受尽摧折。为了让陈智荣“就范”，将其四肢捆绑，电击、打骂长达两小时之久。为了给罗尚勇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将其完全孤立，不准任何人与他接触。

由于受邪党洗脑，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六七十年代，麻木、迟钝得不行，却又凶恶、贪婪得不行；除了为私为我的欲望，再也没有关于人权、民主、自由的任何一丝良知。面对易晓、“六四”人士及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除了极尽专政之能事，从来都没有过一丝反省，都没有过一丝人性的复苏迹象，更没有一丝直面邪党罪恶、直面自身罪恶的丁点勇气。

也就是说，他们身处共产邪灵体系的一环，且是其暴力维护政权、镇压民众的直接工具，因此从身体到心灵，从言行到思维，从举手投足的模式到凌下媚上的行径，即已注定其中每一人的命运，都已与邪灵息息相关，都伴随其犯下了如山如海的罪行，都再难得到自行救赎与被人救赎的机会。

总之我是说，包括监狱的帮凶，包括易晓、柳杨及方进玉等，包括《明报》等多家媒体，或者直接被共产邪党同化，或者还对中共邪党怀抱一线希望，都是极不明智的选择。因为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一切罪恶与不幸的根源，都在共产邪党那里。它严重侵犯了民众的基本权利，危害了众多生命的人身安全，阻碍了所有正义事业的脚步。说到底，它已再也不具备为“六四”与“法轮功”“评反”的资格与条件，它连想上一想的胆气都不可能存在。仅仅易晓一案，仅仅因其涉及团系及“党魁”，一切也就不了了之，一切也就严捂实盖，一切针对易、柳及方的打压也就更加隐蔽而险恶。

适值全球维权正轰轰烈烈开展之际，谁都需要有一双更为雪亮的眼睛，一眼看破共产邪党的本质，给自己寻找一个清醒的视角与位置，也给华夏民族争得一个光明的未来。

元 道
2006-4-5

附注：
柳杨已于四月六日去世.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