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望工程”看共产邪灵的本质
近日《明报》重提“希望工程”的问题账,方进玉也再次发文,呼吁“希望”的审计报告得见天日,兼还“恐怖袭击犯”易晓一个清白。我不禁哑然失笑。按人之常情,我得对《明报》及方的作为深表敬意,且对易晓、柳杨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还要对徐永光之流大加挞伐。但我必须压抑这表面的情意,进而深入到事件的本质因果与内在关系里,得出他们无不误入歧途,只能无功而返的定论。原因仅仅在于,他们还寄希望于邪党体制的纠错功能,尚且梦想业已谎言成癖、暴虐透顶、无可救要的共产邪灵良心发现,至少还能演绎一回自欺欺人的拨乱反正的小小把戏。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为公义而鼓与呼,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呼吁的对象,早已失尽善良的本性,早不值得进上一言;他们的症结便是,向罪恶的黑手请愿,无异于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绝对不得任何善解。
1:忠告易、柳及方:不清洗邪灵的毒素,就只有徒劳的挣扎
见过易晓的照片,其人个子不高,却似深邃莫测,英气逼人。我凭直觉感知,此人必有过人的智慧,不凡的能力,缜密的心计,以及高远的抱负。再从时文披露的相关事迹,比如初进“工程”,即能为其争得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实物捐赠;陷身死囚牢狱三四年,受尽欺凌、威压与脚镣手铐的折磨,居然还能奇迹般地活下来;入狱十五年,每到所谓“两会”时期,即被狱方禁闭,短则一月,长则半年,尚且能够保持挺拔的身姿;亦为“重刑犯”、“敏感犯”,居然可以在德阳监狱遥控操作保外就医而且成功;获得自由而不思珍惜,反要剑指徐永光与“希望工程”,大张旗鼓地揭露腐败惊天大案,以致重陷囹圄;余刑尚有十六七年,而且被宣告不得减刑、假释与保外,却还能乐观自信地直面大局,远谋中国未来的命运,感染如柳杨、方进玉等等一大帮志士,为其舍生忘死--我即可以判断,此人自有经天纬地之才,睥睨天下之志,纵横有余之术,重善积德之行;倘若有朝一日让他自由,或如曼德拉一般,也作个雄才大略,百折不挠的政治家与实干者。
然而,他却在关键的选择面前迷失方向。他居然始终天真地相信,他的问题可以在共产邪党的体制内解决。因此,他便首先希望与徐永光和解,在他保外就医的初期,他直接和徐面谈的要求,仅仅只是让他恢复自由。只有在他被徐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愚弄之后,他才想到借助如山铁证及公众传媒的力量,直接撕开徐及“希望”的虚假面纱,展示一桩无耻不过的丑闻。他始料不及的是,徐在全球舆论及诸多港区代表、委员的声讨、质询之下,依旧稳如泰山;他则在“贪污死囚”的罪名之上,新扣一顶“危害国家安全”的高帽,再次跌进黑狱。黑狱里他苦苦思索的依旧只是,如何通过各种网络、纽带、喉舌与高院、最高院,继续向邪党高层施加影响,以求冤案突然得以昭雪。我们从《明报》与方文的轨迹里,即可寻觅他的心迹与想望。他还念念不忘在这一垂死挣扎的怪胎中间,赢得哪怕只是可怜到极点的些微恩赐。
柳杨也是。柳杨本是勇毅的巾帼英雄,能在徐永光频频对她示好的时节,决然退出“工程”,以与肮脏不堪的暗箱操作彻底划清界线;能在易晓判以重刑之后,排除重重阻力,广泛收集徐之罪证,并广为发布;流离于海外,本可安于美国自在的现状,却又念念不忘易之安危,以及“工程”硕鼠持续作奸犯科的系统勾当,毅然回国,力图以柔弱之肩担当道义;身患癌症,且至晚期,病榻之上依旧在为朋友及“工程”着想,依旧怀抱最后一丝期待。
方进玉者,亦可置身事外,无关易、柳及“工程”。但他既然碰着了,他即豁出全部肝胆,不惜以死谏言。三年前如此,三年后照旧如此,尽管其间他本该在《南方周末》面世的长文被封,自身又被“礼节性”地劝退,几年里从没用真名实姓发表过一篇文字,甚至屡屡遭遇徐之爪牙的死亡威胁。
可是,我们在肃然起敬之余,不能不深感悲哀。他们和《明报》等诸多媒体、港区代表与委员、以及国内众多同仁一道,加之铁证在手,公义在心,力量绝非等闲。然而,他们到底得到了些什么,唤醒了些什么,至今成就了些什么?统归拢来,不过如此而已:高层无动于衷,高法、高检熟视无睹;“工程”蒙耻如故,招摇撞骗的大旗如故,捐赠者依旧蒙在鼓里,受助者依旧只是徐之流敛财博名的工具;徐永光大放厥词不断,台前幕后跳跃不断,即使臭名昭著,实在有损“工程”的所谓形象了,还可跳到慈善总会厮混;易晓旧冤未雪,复添新罪,不仅丧失申诉、接见律师、有限通讯的权利,而且连减刑、假释、保外的机会也彻底丧失,刑期在十五六年之后,还有十五六年;柳杨被拘捕一回,后来虽然得释,却务必面对更加严酷的威压与逼迫,以致郁郁寡欢,积郁成疾,身患重疾而奄奄待毙;方进玉被迫从《南方周末》退出,生计艰难不论,还得必须将真实面目深深掩藏。
再观照其言行,虽是出自肺腑,却亦可笑可怜之至。三年前方说,“(我)始终维护党的最高利益”、“我真的很爱我们的党”。三年后方还说,“恳请--我党中央--准予公布希望工程的审计报告”,而且希望柳杨能在弥留之际亲耳听到一个好消息,“党中央说了,你的揭发,全部属实”。易晓则直接拒绝海外人士为其设立营救基金的善意,以为外部力量介入进来,可能不利于“中央”的形象,并有碍事情的公正、快速解决。柳杨不愿在美申请“政治庇护”,依旧是怕这“庇护”使事态更加复杂,因而执意回到中国。
他们悲剧的根源恰恰在于,此生以来即被邪党文化“洗脑”,只能在其早被毒化了的思维模式里兜圈子;他们看不到一切问题的死结,都系于恶党邪灵的自身;想要从根本上伸张任何正义,都只有彻底清除恶党文化的毒素,并最终解体恶党邪灵本身。他们执迷不悟,因此才在多年的徒劳挣扎中,反使自身越发被动与无助,越发深陷泥沼而难以自拔;因此老方的父亲方休才会在1968年的批斗会上被活活摧残致死,他却至今不明其所以;因此柳杨才失却探寻生命真谛、长保宁静康健的视角与良机,只能痛苦地等待死亡;因此易晓也就只能困守黑狱的一角,空自谋划他的伸冤步骤,勾勒未来中国的蓝图。
2 透视徐永光及其黑网:早被邪党注定了的丑恶存在
徐永光到底是怎样一副嘴脸,方文及相关媒体已经作过详尽描绘。我完全可以断定,此人在进入“工程”之前,即已在邪党文化彻头彻尾的灌输下,唯以爬升、贪财、枉法、结党为己任,既无所谓政治理想,亦无救助失学儿童之良知。他之接手“工程”,一开始就怀抱了不尽的鬼胎与伎俩,只是他同整个邪党一样,最擅长者,莫过于把最堂皇的衣冠时刻笼罩在头顶。
但他在易、柳这里感觉到威胁与障碍。易晓素有大志,与徐谈及未来之时,冷不防就冒出个“半壁河山”。而徐的最大远景,仅仅是去做个“一省大员”。因此,易并不与他同流合污,仅凭其过人的远见与才华,便处处显得自负、坦荡与大气。何况他才来“工程”不久,即能从菲利浦公司争取到一亿之巨的实物捐赠。柳杨作财会,自然对徐的黑手了解更深。她怕事后欲罢不能,因此尽管面临了他许以重任与重利的诱惑,依旧全身而退。
徐既视易为眼中钉,当然必欲除之而后快。机会就在眼前,即是方进玉提过的两百万。他怕这一荒唐指控本不成立,所以掘地三尺,连陈维章的五万制作费也给搜罗进来。此外,他还得运用一张用金钱与权力铺织的大网,将公安、法院、检察院、证人等等所有相关对象,纳入到制造冤假错案的同一条沉船。然而阻力重重:一是易晓拒不认罪,辩护时振振有词;二是柳杨反戈一击,亮出他违规枉法的众多罪证;三是除开他本人赤膊上阵举证,其它证人如谭湘江、江波等等,都只能证明易晓无罪;四是法院、检察院的某些人,还能一针见血道破此案的荒谬;五是方进玉、《明报》等个体与媒体,不依不饶坚决刺激他的痛处。
可他胜利了,至少取得局部的胜利。他终于逼使法院判决易晓以死刑,尽管稍后改判死缓,却仍能由他随心所欲地操控;他让国内媒体噤若寒蝉,让方进玉三年里不能吭声,让柳杨一筹莫展命悬一线,让自我飞黄腾达不成,却还能逍遥法外。因此其罪,不啻是罪上加罪:将公众投诸“工程”的钱物,大规模违规投资,且多数血本无归;广泛制造借口,将相关款项中饱私囊;大量炮制假账,让“工程”纵经李金华旗下审计,依旧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曝光;私设海外账户,秘密敛钱、洗钱;百般克扣下放款项,让“救助”之举徒有其名;挟私报复,致使易晓沉冤十五六年不雪;操纵中宣部、公安部、司法部及高院、最高院,使其成为他为所欲为,肆意践踏公权与正义的帮凶。
有人或许会问,其官其位也不算显赫,何以具有如此之巨的能量?那就不妨看看幕后。从小处说:任虹是任建新之女,亦曾是徐之下属,早有证据显示,此二人盯准“工程”这块蛋糕,长期沆瀣一气,那么公、检、法及司法这一条线,就被他拴牢,因为一旦他原形毕露,“二任”就再也隐藏不住;他以“工程”之款大量给深圳先科以“好处”,当然他们就可以心领神会地使诈,提供不利于易的证词;他曾借巨款与团中央,那么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自然就要为这“纳贡”的下属提供保护;他在“工程”以一家之言做主,显然就有充分的条件利用、驾驭、赚取资源,并用其网络一大批同样包藏贪心与祸心的败类,甚至在内部完全毁灭证据,及至利用黑社会对方进玉等人发出死亡威胁。
从大处说:他把“工程”炒成一面金字招牌,让人认作是中国的“最后一方净土”,那么他就有充分的借口去蛊惑上级、同级或下级,胡说什么攻击他就是攻击“工程”,就是与当代中国仅有的几张“虎皮”唱反调;更要紧的是,“工程”隶属团中央,团中央又走出一个胡锦涛作总书记,那么徐就更能要挟所有对他不利的因素,说他及“工程”一垮,即是给“团”抹黑,即是给“胡”抹黑,即是与当今最关神经的“政权稳定”相悖,因此也就可以轻易上升到“亡国亡党”的高度,更就可以随便给易、柳扣个“恐怖袭击”、“危害国安”的大帽;再往后推,他这庞大背景的每一个机构,每一显要或不显要的个体,大都有过猫腻,大都有过见不得人的丑闻,大都犯下过滔天的大罪,大都需要“同仇敌忾”、“严防死守”,以免一倒俱倒,一亡俱亡;更进一步,则是因为共产邪党本身,从起家、建政、治国到如今,早该被当成历史的垃圾扫除,那么当今每存在一天,就必须依赖寄生于国家与民族的蛀虫,就必须依靠谎言、暴力及无所不用其极的封锁手段,来苟延残喘。
徐永光正是这罪恶体系的一粒,一开始就被其毒害,而后就自觉地毒害、危害一切。所以他可以假中宣部之手,封杀《南方周末》;可以假公安部之手,非法逮捕易晓;可以假司法部之手,让每一所关押易晓的监狱,动辄将其禁闭;可以假法院之手,以敏感之名,暗箱操作将冤案做大做实;可以假《南风窗》之手,一边为其贴金,一边只字不提易晓之冤;可以假团中央之力,永远作他得心应手的靠山与同谋。
因此方进玉的内参资料,尽管高层可以见闻,尽管多人可以义愤填膺,尽管网民可以群起响应,却至今看不到任何解决问题的迹象。因此易晓的直接与徐永光谈判,实则是天真地自曝底牌,自投罗网,自断退路。因此所有关切此事的人们,如果还希望在“体制”内摆平此事,也都只能是痴人做梦。
3 旁观雅安监狱的嘴脸--浓缩了的邪灵范本
我们再从关押过易晓的雅安监狱,来体察一个具体而微的邪灵范本。
易晓保外就医后重陷囹圄,第一站就是雅安监狱。他们接到所谓“上级”的密令,说此人是部级重犯,绝对不能让其走漏半点风声。他们早就在邪党文化之下,除了一味地惟命是从,行凶作恶,再也辨别不了任何是非、正邪与好坏。他们作为爪牙,不仅忠实地执行完全违背法律与公义的密令,而且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不分青红皂白,首先将其投入四川名山的禁闭室,一关就是半年。此间由六名恶警、六名重刑犯人轮流看管,动不动便给以“颜色”,用尽侮辱、折磨的手段。易晓没有写信、通话、接见、申诉的半点权利,虽然这些权利都能为其它犯人拥有。他们的理由仅仅在于,“正是‘两会’期间,上面说了,不准你发出任何一丝杂音”。半年后出来,易晓面色苍白,脚步蹒跚,大小疾病接二连三发作,苦不堪言。次年“两会”又近之时,他们如法炮制,再次将其禁闭。其中,尤以副监狱长刘健康、四监区监区长陈新颖表现最为突出。
他们还关押有与“六四”相关的“良心犯”,他们承接上面的意旨,完全压制其声音,剥夺其本该拥有的记功、减刑、假释的权利。当然他们最为残暴对待的,则是三十余名“法轮功”学员。为了达到所谓“转化”的目的,他们用尽电棍击打、绳索捆绑、强行灌食、公开批斗、干扰睡眠、高强度劳动、播放邪党谎言、严禁通讯与交流等等手段。其中如牟强、饶贤成、吴实秋等,因为拒不“转化”,便被其一直严管于入监队,受尽摧折。为了让陈智荣“就范”,将其四肢捆绑,电击、打骂长达两小时之久。为了给罗尚勇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将其完全孤立,不准任何人与他接触。
由于受邪党洗脑,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六七十年代,麻木、迟钝得不行,却又凶恶、贪婪得不行;除了为私为我的欲望,再也没有关于人权、民主、自由的任何一丝良知。面对易晓、“六四”人士及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除了极尽专政之能事,从来都没有过一丝反省,都没有过一丝人性的复苏迹象,更没有一丝直面邪党罪恶、直面自身罪恶的丁点勇气。
也就是说,他们身处共产邪灵体系的一环,且是其暴力维护政权、镇压民众的直接工具,因此从身体到心灵,从言行到思维,从举手投足的模式到凌下媚上的行径,即已注定其中每一人的命运,都已与邪灵息息相关,都伴随其犯下了如山如海的罪行,都再难得到自行救赎与被人救赎的机会。
总之我是说,包括监狱的帮凶,包括易晓、柳杨及方进玉等,包括《明报》等多家媒体,或者直接被共产邪党同化,或者还对中共邪党怀抱一线希望,都是极不明智的选择。因为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一切罪恶与不幸的根源,都在共产邪党那里。它严重侵犯了民众的基本权利,危害了众多生命的人身安全,阻碍了所有正义事业的脚步。说到底,它已再也不具备为“六四”与“法轮功”“评反”的资格与条件,它连想上一想的胆气都不可能存在。仅仅易晓一案,仅仅因其涉及团系及“党魁”,一切也就不了了之,一切也就严捂实盖,一切针对易、柳及方的打压也就更加隐蔽而险恶。
适值全球维权正轰轰烈烈开展之际,谁都需要有一双更为雪亮的眼睛,一眼看破共产邪党的本质,给自己寻找一个清醒的视角与位置,也给华夏民族争得一个光明的未来。
元 道
2006-4-5
附注:
柳杨已于四月六日去世.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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