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 (一) ——“文革”实录之一

本文叙述的“反革命世家”,是当年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称之为“南京三大反革命世家”中位居榜首的一个“反革命”家庭。所谓“世家”,即意味着该家庭中至少有两代人以上从事某种职业,代代相传,子继父业,一脉相承。过去人们普遍羡慕的“革命世家”,无非指父母是“老革命”、子女是“新革命”。这里的“反革命世家”,同样是指前辈为“历史反革命”、子女为“现行反革命”。

1966年前,在南京白下区慧园里有一栋残败的小楼房,几十年以来门牌一直是6号。里面住着一户李姓人家。原户主李剑文已于1950年逃往台湾,其妻林舜英,在南京太平路(现太平南路)一家小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长子李蔚荣,因“家庭成分”之故,无法在城内就业,18岁那年去了南京东流农场当农工。次子李立荣,在三山街刘长兴面馆紧邻的一家早餐店里做大饼、炸油条。次女和幼女,一个在锉刀厂当工人,一个在读中学。另外还有个大女儿,婚后随夫在武汉教书。一家人在林舜英的带领下,老老实实做人,基本不同外界接触,日子过得倒也平静。

已去台的李剑文,早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就读于苏联莫斯科大学,两年学业期满后,会同另外三个同窗好友一起回国。这四个青年留学生中,李剑文和另一同学出于亲戚关系(按:李剑文是李宗仁先生的远房堂兄弟)去了桂系部队,另二位同学则参加了共产党。李剑文到李宗仁麾下后,曾先后任安徽无为县县长、凤阳县县长、蚌埠市长、皖南专署专员等职务。任职期间,为官清廉,政声极好。由于同情共产党,而且利用职务帮过一些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朋友的忙,在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被“中统”密捕关在合肥,并被列入处决名单。当时亏得一位元朋友热心帮忙,将此消息迅疾告知定居南京的林舜英。林立即去南京棉鞋营李宗仁公馆面见李宗仁,恳请老上司搭救。李碍于同乡情面、又是宗族堂弟,遂派程恩远先生携李宗仁手谕星夜赶赴合肥,经过一番交涉,总算把李剑文保释出狱。抗战胜利后,李剑文一直在国民党安徽省省政府中任参事之类的闲职。1949年春,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在南京失守前夕,李剑文、林舜英夫妇携子女五人及保姆匆匆收拾细软举家南逃。一家人历经艰辛逃到广西境内时,谁知挥师南下的解放军部队已先于李家攻陷两广。眼看南逃无望,李剑文一家只得返程北上,决定先回南京再说。孰料祸不单行,快出广西时,一家人不慎走散,由保姆背着的老七(男孩)被当地农民强行抢走,从此音讯杳无。一家人好不容易到杭州会合后,李剑文考虑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人查认出来,为了保命,独自一人去了上海朋友处暂避;林舜英则带四个儿女回到南京慧园里6号旧居。最初一些日子的生活主要是靠过去的一点积蓄支撑,同时变卖一些首饰来维持。

1949年至1950年,李剑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里,这段时间倒也安然无事。1950年全国“镇反”运动开展的前十天,李剑文突然接到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的一位元朋友透露的重大消息:十天之后将在全国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这位朋友过去曾潜伏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任秘书,与李剑文私交甚笃。那时李虽已知道他是中共特务,出于私交及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估计,也就睁眼闭眼认这个朋友交,并在暗中帮过一些忙。如今改朝换代后,这位朋友虽然在上海市军管会里身居要职,却也能念及旧情,关键时刻把这个绝密的消息捅给了李剑文,并嘱其立即设法出境,越快越好!李剑文得讯后,连夜赶到南京与妻儿匆匆作别,在军管会朋友的帮助下,设法经香港逃到了台湾,总算躲过一劫。但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南京一别,不仅从此天各一方、生死茫茫两不相见,还成了与爱妻和次子的永诀!三十八年后的1989年,两岸关系有所松动,李剑文以九十高龄之躯重返大陆探亲。在慧园里那幢老楼里,我曾与老人两度促膝长谈,提及这段惊险往事时,李老先生为之唏嘘不已。这是后话。

李剑文之发妻林舜英,原籍广西,书香门第出身。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即与李剑文结为夫妇,婚后一直相夫教子,持家主内。其为人秀外慧中,婉淑贤慧,堪称李剑文的贤内助。自丈夫去台后,仅靠一点为数不多的旧日积蓄维持全家生计。偶尔李剑文通过在港澳的亲戚朋友,汇寄一些钱款以助妻儿度日。

1957年春,我国政治环境处于一个短暂的相对宽松时期(若干年后我们才看出这是一种暴风雨来到之前的短暂平静)。林舜英同香港的朋友商定,准备举家去香港定居。经多次申请,南京市公安局批准并颁发了林与四个子女的港澳通行证。当时全家已将一切料理停当,连车票都已买好,只等整装出发了。谁知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犹豫起来,经过再三考虑,居然决定暂时不走,以后再说。是舍不得把已经参军的大女儿一人留在大陆?是对那幢寓居多年旧楼的眷恋?还是一个传统旧女性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现在我们再来作任何揣测都已毫无意义。当我们今天穿越时空隧道目睹着她第二天去退车票的背影时,只有两句古老的格言在我耳旁轰鸣:“一念之差定生死”!“世上没有后悔药”!十三年后,在她和爱子一同被绑赴刑场的途中,这两句话恐怕比即将面对的枪口更加令人撕心裂肺。

到了六十年代初,林舜英眼看着全家人天天挨饿、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深悔当年错过良机之余,决定再次申请全家去香港。然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这次公安部门一口回绝了她的要求。任何离开“社会主义天堂”到“资本主义地狱”去的企图,现在都一律视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背叛行为。对这个法力无边的“国家”的行事逻辑,作为一个弱女子的她,除了后悔也只能还是后悔。

后来为了生计,她进了南京太平路一家纸盒厂当糊纸盒女工,一家人凑合着打发日子。

在林舜英的五个子女中,最聪明、最有个性的是排行老五的李立荣。李立荣自幼聪颖过人,悟性极高。初中毕业后,为减轻母亲负担,他放弃了升学机会,进大饼店当了学徒。由于大饼店卖的是“早点”,每天上午九点后就算下班了。这就给平时既爱读书、又酷好西方古典音乐和电影艺术的李立荣有了充分的“业余时间”,去他爱好的“兴趣王国”里遨游。大量的读书使他迅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同时也大大开拓了自已的视野。“文革”前,同他接触过的大学老师和外国留学生,在谈及西方文学、音乐、电影时,无不为这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的博学多识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谈吐和每每流露出来的真知灼见,使每个初次认识他的人都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由于共同的文学、艺术爱好,李立荣结识了一些情趣相投的热血青年,自1965年开始学习小提琴后,则又多了一批“琴友”。一干朋友经常在一起聚会,纵谈文学、艺术之余,不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权保障,对中国的现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满,尤其对当局的高压政治和愚民政策特别反感。在这些人中,李立荣算是最锋芒毕露的一个。

1965年,一位和李立荣一道长大并过从甚密的朋友,因为同外国留学生交往密切,犯了当局的大忌,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五年。这其中李立荣受到了一点牵连,当时南京市公安局X处一位警官曾找李谈过两次话,在讯问了与这位元朋友的关系后,还对他进行了一番“训诫”,并称以后还会找他。不久后文革开始,这位警官从此再也没有露过面。事过之后,李立荣还是做他的大饼、拉他的琴,业余时间继续和朋友们沉浸在贝多芬、莫札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乐里。我们国家在当时曾上映过相当数量苏联、东欧以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西德、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李立荣对这些电影是一场不拉,而对国产影片则从来不屑一顾--后来,这也成了他思想之所以反动的根源之一。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在那种无奈的表面平静下,他满以为今后的日子也只能这样过下去了。他不可能知道,一场铺天盖地的血腥风暴已经在天边隐现,巨大的危险正一步步逼近,逼向他,逼向他的家庭,逼向他的朋友们。他,他的家人亲友,和全国所有不甘对暴君的统治俯首贴耳的正直善良的人们一样,在即将到来的大灾大难中都将在劫难逃,无一幸免。

1966年,“文革”的腥风血雨迅速席卷全国。到了八、九月份全国“红卫兵”抄家成风,李家作为“反动派官僚家庭”自然免不了被“红卫兵小将”们惠顾。好在家中除了几张床和一张破沙发外已别无长物。除了沙发被小将用刀划出几道大口子(检查是否内藏电台之类敌特用具),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

在其后的夺权、派性武斗中,李家自然不可能参加。造反派们忙于争权夺利、互相残杀,这倒使李家这样的“反动家庭”由于置身事外而暂时平安无事。这种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在此期间,南京“革命大联委”(由双方造反派及部分军人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组织了“前线歌舞团”、海军军乐队部分成员,以及南京各企业的音乐爱好者,成立了一个革命样板戏芭蕾舞《白毛女》剧组,李立荣也报名参加,成了一名小提琴手。这个剧组在67、68年间一度很有名气,除在本市演出外,还多次应邀赴武汉等外地巡回演出。若干年后在香港颇有名气的小提琴家陶葆贞女士,那时就在剧组乐队担任小提琴首席。

剧组总共活动了一年左右。这一年,应该是李立荣短暂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不仅每天可与心爱的音乐作伴,更有使青春迸发神奇光芒的追求--从天而降的爱情!

在剧组排练、演出过程中,前线歌舞团一位歌唱女演员T进入了李立荣的生命。从相识、相好到热恋急剧升温,两人的关系很快达到难分难舍、如胶似漆的地步。在李立荣的邀约下,我曾见过一次T,这姑娘不仅貌美、清纯,一颦一笑楚楚动人,居然还是中共正式党员。那天我们在中山陵的水榭亭待了将近一亇下午,告别时,李立荣靠在她身旁,左臂搂住她的肩、右手提着琴,一脸灿烂的笑容。当我离开好远再度回头看他们时,这对相偎的恋人在夕阳的余辉中依然在向我挥手,那幅动人的画面几十年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直到今天仍历历在目。动笔写此文前不久,我拜访了李立荣的兄长李蔚荣君,以落实一些细节。在提及李立荣当年的恋爱时,我们都禁不住老泪纵横、哽咽难言。

时间到了1968年春夏之交。经过一年多狗咬狗的派性争斗,造反派们谁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各地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并实行了军管。前面放的差不多了,现在该收拾收拾了,于是伟大领袖及时地作了最高指示,全国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斗争。单从运动的冠名看,也许可以理解为,运动的目标只是将“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无产阶级队伍”,纯粹是这个队伍自己的“内部事务”,与他人无关。但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辞汇里,又何曾有过“名至实归”的情况?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真正内涵,体现在现实中就是:非我族类即“异己分子”,异己分子即“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则必须从“无产阶级”的人世间“清理”出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或杀、或关、或管、或判!

这时,李家的厄运正式开始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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