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中的“座右铭”
1958年反右后，中学开展“向党交心运动” ，我在北京三十五中学高中毕业时，学校以“家庭出身”“关管杀”子女为由，给我毕业操行鉴定为“差”等（优良中差劣五等）。不发毕业证书，不准毕业，不准升学，不准工作。我失学失业走投无路，成为任人欺侮迫害的贱民。
众所周知，上大学和找工作首要是政审，毕业鉴定“差”等如同处以政治死刑，升学无望工作无门。我以“同等学历”五次报考大学都因政审是“差”等不能通过，没进考场就已除名，当时日记中有“未入考场名已除，悲愤出身定前途”句。我到高考招生办查分数，有一位秘书答复说：“我若告诉你的分数我就要犯错误。高考是从政审、体检、分数上择优录取，政审是首要, 分数高也没有用”。 1958年7月考入中科院，调档政审是“差”等，“不适合科研工作”不能转正。1980年“平反”学校党支部到中科院去人去函“消除影响”，我要求回中科院工作，答复说：“时隔22年，人事皆非且，未转正无法挽回。”
我自学《高等数学》、《电气设备运行维修》及《无线电电子技术》，1963年 10月经北京市电业局笔试、操作及面试三场考试合格获得《低压电气设备运行维修工作执照》，设计制作出《高灵敏度高选择性高音质收扩音机》、《注吸式电烙铁》等五种电子设备（有技术鉴定书），但还是找不到工作。我到自来水公司问要不要电器维修工，自来水公司说：“向你们办事处要电工一直说没有哇。”北京市自来水公司要我去做电工，但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因为学校给我毕业鉴定 “ 差”等，不给我开电工介绍信，说我只配做搬运、刨地、挖煤等脏累的壮工，要活着就得靠卖苦力糊口。我在自来水公司和其它单位做电工，因为没有电工介绍信，一直是做电工的活拿壮工的钱，同工不同酬受歧视，还不如没有《工作执照》的电工，最终还是因为没有电工介绍信而不能工作下去。这种所谓“工作”实质是残酷政治迫害。
1958年10月我在周口店山里做修山路工，山谷里只回荡着我凿山的敲打声，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原始人生活，住在山顶的破屋里，躺在铺草的地上，夜里睡觉可以通过屋顶的破洞看星星。山沟里狼嗥般的刮风声寒气侵人，整天饥寒交迫。后来，我又到仓库做搬运工，当时正值大跃进年代，每天两班连轴转16个小时劳动，尽管我年轻力壮，搬运多装快跑，工作指标直线上升连放“卫星”，但因我是“关管杀” 子女，学校毕业鉴定“差”等，经常开会遭批判受歧视被孤立，领导若发现有人亲近我，就把那人找去警告，曰为党的“政治关怀” 。
由于我一心想上大学准备高考，为此每周小组开会都要被批判，罪名是“成名成家”“白专道路”“资产阶级思想”，没完没了。组长老孙到我家对我母亲说：“小刘是好小伙子！干活像小牛，月月放‘卫星'。批判是领导布置的，没办法，只能走走形式”。1960年春节发“大跃进奖金”，会上党支书点名说：“刘启旻的白专道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必须端正认识才能发给奖金。”坐在我身边的老孙组长等人小声对我说：“讲几句接受党的批判改造，跟党走的话就拿到奖金了。” 我站起来坦然的说：“在别人打扑克下棋玩闹时我专心看书有什么不好！我想上大学，年轻人想学习有什么错！” 结果可想而知，人人有奖金，唯独我没有。
1960年，我又被冠以“书写反动日记”罪名遭拘捕关押，不经审判被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十三处大兴黄村天堂河劳改场强制劳动，这是不经审判的 “劳教”。
那时正是大饥荒年月，人人饿肚子，劳改营更是重灾区，要从早到晚在公安队长监视下劳动，一日三餐是三个没有拳头大的高粮面的小窝头，吃饭时大家都拿出自己家里送来的一个纸包大盐粒，一口窝头一撮盐粒吃得满口香甜，感觉好极了。一个窝头入肚，甜嘴麻舌的，肚子却还是饥肠漉漉，大家都异口同声的惊呼：“小窝头好像是掉到井里了！”。由于饥饿，大家在挖地时都小心留意，看到一条白色草根，赶紧捡起来擦掉泥土填到嘴里咀嚼，滋味有点苦也有一丝甜味，有的则是味苦涩坚硬如木。后来，“老强劳”对草根的形态品味性质都能辩别，个个都成了吃百草的神农氏李时珍，还有榆树皮、柳树叶、观音土，都被大家饥不择食填进肚子里，结果人人都全身浮肿，用手一按一个坑，感觉全身乏力，尤其痛苦的是拉不出屎来，憋得够呛。“老强劳”流传下一句脍炙人口的警句：“拉不出屎来不是病，憋久了真要命！”
天天晚上是例行的政治学习、思想改造，还经常搞大批判斗争，每次开会都要把那个“敌我矛盾”揪到前面去批斗，揪头发，拧骼膊，拳打脚踢，开会能坐在下面喊口号就是幸运的。打人的总是那几个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积极份子，虽然都是“强劳人员”，但“人民内部矛盾”的积极份子由于“表现好”而享有特权，“敌我矛盾”不服，“人民内部矛盾”的就可以揍你。思想改造”是劳改营的重点工作，公安队长说：“‘积极份子’是思想改造可利用的依靠对象，这是思想改造策略。”“积极份子”听了这话美滋滋的，经常奉命找被批斗挨打的人做思想工作谈心，谈心到最后总是趴在被打的人耳朵边小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干嘛自己挨打？聪明一点！”。说得被打的人低头垂泪，好像是领悟了人生哲理，打人的与被打的握手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说是”不打不成交”。从此被打的变成打人的，表现“好”起来，跻身于“积极份子”之列。不过这类由“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人心里总感到自己“阶级本质”不好，根不正苗不红，底气不足，所以打起人来比“根正苗红”的出手更狠，喊口号更响，更积极。
1966年8月至1980年8月， 文革中，我被以 “无业”为由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红山煤矿劳改营“强制劳动”，后来说是 “组织劳动”“劳动就业”，这是不经审判的”劳改”。大家每天下井挖煤，还要开批斗会改造思想，政治犯经常被批斗挨打，并且劳动最重，每天下班要挑一担水或一担煤上山是对政治犯例行的惩罚。上班前要早请示，晚汇报要跳忠字舞。黑夜里跳忠字舞，放眼过去，一群挖煤劳改犯睡眼惺忪、黑影晃动，景象恐怖至极。
山上住地缺水，冬天里，伙房的人就铲地上的积雪倒进大锅里煮玉米面糊糊，而地上又到处是粪便，有人端一碗糊糊吃时，常从糊糊里挟出“面块”来，起初还高兴得举着筷子上的“面块”，像是得了便宜，可是经过品尝，感觉味道不对劲，后来经过对其它人的“面块”进行仔细分析，大家一致得出鉴定结论－－挟到的“面块”是地上干透硬化的屎橛子。在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有人谈改造收获时发言说：“改造到滚一身牛粪吃粪如饴，是从灵魂到肉体彻底改造，达到脱胎换骨的进步之阶”。我认为这句话对认识 “思想改造”形象深刻、言简意赅，具有代表性，应当连同具体实例一并写入”思想改造”工作条例中。
我是从北京积水潭医院危重病人病房被送往新疆的。那时，我胃出血，刚输过两次血，医嘱不能进食不能走动。在去新疆煤矿的路上，我想到下井挖煤一准会大吐血活不成了。到煤矿第一天登记姓名、特长，队长问我会修电动机吗？矿里有一台抽水用的电动机坏半年多了修不好，全矿人吃水要到山下去挑太困难了。我把电动机碰铁短路处进行绝缘，又进行烘干浸漆，七天后修复正常了。此后队长就叫我看电动机抽水，我又把煤矿的扩音机修好了，队长又叫我管理扩音机。因此我才得身处绝地大难不死。
煤矿里有不少新生员是陕西人、甘肃人，很多是孤身老人没有家属，老人们给我讲述了全家亲人饿死的悲惨情景，讲得很详细，给听的人心理神经造成巨大的震撼。老人说饿死与老死病死大不相同，饿死的人到动不得，躺在炕上昏死过去，一会儿还苏醒过来，由于饿得难受，于是端起碗喝一肚子水又躺下，过一会儿又苏醒过来喝水，这样折腾几次最后才饿死。最让老人痛心的是小儿女饿死的凄惨情景，撕心裂肺，十多年后说起来，老人干涩的眼里还是流下两行泪，嘴角蠕动着讲不下去。老人说当年路口都有民兵把守，不准人出村逃荒要饭，所以是整户整村的人死绝。甘肃每家都有个大坑储存雨水，叫做水窖，许多人就是全家男女老幼跳到水窖里自杀的。老人刑满回家，看到家已经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全家亲人都饿死了，党支部书记还告诫不准说是饿死的，要说是病死的。
大饥荒过后十多年在我1980年离开新疆以前，新疆的煤矿和农场还是有许多人家饿肚子，因为新生员很多是从农村接来，父母妻子儿女没有口粮，我家就是这样，全家人吃新生员一个人的口粮。有精力过盛的矿领导经常把新生员家属的女人叫到家里“谈话”。“谈话”回家后，女人从怀里拿出一两个馍馍，说是领导给的。这是女人被强迫挣来的。
我妻是四川农村人，没有口粮，所以生的子女也没口粮，当时我全家四口人吃我一个人的口粮。有一次，我三天没吃饭还要挖煤，这跟大饥荒没有区别。矿领导叫我到学校教物理，我一直不去，我答复说：”我是挖煤工，教不了书”。开学那天矿教导员说要一早来我家带我到学校报到。我半夜就起身到矿井去逃避他们，因为天太黑，山路崎岖，跌倒摔伤，眼镜摔碎了，满脸是血。在医务室，矿教导员找到我问我有什么困难和要求，答应有户口名额就给我妻子和两个小女儿报户口，暂时每月给我抖面口袋扫下来的面粉，面粉里有泥土还有老鼠屎，但总算有粮食吃了。可是到我离开新疆也没给我家属报户口，矿教导员骗了我。后来，我考中高中教师，上面才按规定待遇给妻子和子女“农专非”，有了城市户口，有了口粮，妻子才有了工作，成为教师。
周围的天涯沦落人，其命运也很悲惨：
与我同班挖煤的张继芦原是剧团美工，妻子倒垃圾时把一张毛画倒掉，像被人举报，小张爱妻情深，代妻承担责任，为此被定为“反革命”，遭批斗判刑八年，张妻成为“反革命”家属，受歧视打击，日子难过，他们把孩子送人，改嫁给了剧团领导。这个恩爱家庭就为一张毛画像被拆破，八年刑满后，他由“劳改犯”成为“新生员”，还是挖煤，变化就是由吃犯人的定量份饭改为买饭票，上厕所不用再喊“报告”。
我在红山农场劳动时曾看过有对戴眼镜的夫妻俩，后来听知情人说他们都是高级知识份子“右派”，批斗会经常站在台上被批斗。一次在场部开批斗大会，夫妻俩去场部的路上经过水闸高架桥，他们的小女儿只有五六岁，跌跌撞撞哭喊着追来，他夫妻俩抱起小女儿过桥送回来放在桥头，可是刚走过桥，小女儿又哭喊着追上来，夫妻俩又抱起小女儿过桥送回来放在桥头，如此三四回，最后小女儿才哭着用小手抹着眼泪走了，夫妻俩看着小女儿走远了回身走到桥上，拉着手双双从桥上跳下自杀了，闸深水急无法搭救，围观的人都惊恐失色。我今年已是 69岁的老人了，时隔四十多年，回想起这幕人间惨剧，写到这里依然痛心疾首忍，不住老泪纵横。
有一共青团员小青年打扫党支部房间，摘下墙上的毛画像时嘴里顺口说 “请你下来”。这句话招来批斗大祸，小青年跪在毛画像前请罪，用剪刀把自己舌头剪断才得幸免判刑灾难。
一天夜里响起‘噗噗'声，大家从梦里惊醒，点灯看到一人躺在被子里用小刀割脖子，正用拳头把刀往脖子里敲进去，血从刀口喷出来发出'噗噗'声，悲惨恐怖。
有一妇女得知丈夫被批斗打死，夜里上吊自缢，天亮大家发现后把妇女尸体放在床上，她的小孩爬过来扒开衣服吃奶，人人看了落泪。
矿井里打眼放炮崩断手脚砸死炸死人，冒顶塌方瓦斯中毒着火水灌死人是经常事。一次煤矿巷道着火，我同大家进入巷道抢运器材，中毒晕倒，醒来时是躺在矿井口地上，头剧痛像是被唐僧唸了紧箍咒的孙悟空，不知是哪位劳改犯及时把我从巷道里背出来的，如果晕倒在巷道里的时间长一些就死定了，这位不知名的劳改犯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终生感念不忘。因为这次瓦斯中毒留下头痛病根，直到今天经常头痛。
运煤的大卡车爬上山来，如看到车厢里的煤堆上有一堆像麻袋包的东西，那多半是矿井下死的人，顺便就埋在戈壁滩上，如同是埋只死猫狗。
我家历经数十代三百余年开荒耕种，辛勤积累的田地、房产、工商财富被中共以所谓“扫地出门”抢劫一空，致使家破人亡赤贫如洗，无栖身避风雨之屋、无耕种求生存之地。 中共“土改”“扫地出门”，并且妖魔化地主、异类化地主、奴隶化地主，其残暴血腥登峰造极。 他们编造“黄世仁”“刘文彩”“南霸天”“周扒皮”所谓”地主恶霸”个案，然后把这些编造的个案加在整个地主群体的每一个人，并且抢劫屠杀迫害延及子孙后代九族，中共对“地主”“资本家”“财主”一切富人的财产都抢劫一空，残暴血腥，并加以莫须有的“剥削”罪名，制定严厉残酷血腥的“阶级斗争”暴政，称做是中共的”党性”。“家庭出身”血统迫害的残暴血腥深入到社会各行各业每个角落， 妇孺人人皆知其残酷恐怖可怕。在斗争有钱人的会上无需罪证，只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群体罪名： “为什么你有钱！”，这一句话就是剥削的罪证，顿时群情激愤，“非杀不足平民愤”。
我曾耳闻目睹不少人不堪迫害自杀，于是我给自己写了绝望中的”座右铭”：”我可以失败在客观条件上，但绝不能失败在自己的主观努力上。无论在任何情况条件下，我也绝不放弃自己主观上的努力！”。用以自勉和激励他人在绝望中顽强地生活，为光明的未来努力奋斗。我坚信“长夜终有尽，冬后必是春”独裁暴政必亡！当时我有一首七律记录了我当时的这个思想。
七律 收到不录取通知书（1960年）
求学觅业两无门, 罪自天生定出身。
日里劳作多遭辱, 灯下自修常受嗔。
苦工繁重有硬骨, 时光流逝总痛心。
岂为贪生未轻死, 不信冬尽不是春。
宁进监狱，绝不入党
1984年《人民日报》刊登广告向全国招聘高中教师，空前绝后“三不要”：不要户口，不要档案，不要介绍信，只要笔试、试讲、口试，三场考试合格就聘用。我经三场考试合格得到《高中物理教师聘请书》转干评为“中教一级”。“三不要”只此一次，倘若没有“三不要”我充其量依旧是“以工代教”老壮工。若不是“三不要”即使我考试成绩再优异也不能通过政审而被除名，因为平反的复查结论只是澄清”差”等的是非真相，并没有公正解决问题，就像是“摘帽右派” 还是“帽子”压在头上。
当时有叫曲啸和李燕杰的人，劳改20年妻离子散受尽苦难，平反后到全国各地宣讲说他对党毫无怨言，入党做官。屯留中学校党支部要我像曲啸和李燕杰那样，把1958年学校错误处理、22年煤矿劳教劳改生涯、“对党毫无怨言”的经历做宣传，并要吸收我入党，但被我断然拒绝。我对家人说：“如果入党和进监狱二者取其一，我宁进监狱绝不入党为虎作伥”。屯留中学校党支部为此对我打击迫害，把我的女儿逐出教室不准上课，我去评理把我后脑打破，在医院缝合8针(有医院手术证明原件)。他们并且打骂我妻子儿女，将我仅五岁的小儿子捉去，捆绑手脚灌酒精至昏迷不醒。屯留中学教师家属大院过春节时家家户户门上张贴红纸写的对联，全大院一片红，写的都是歌颂党的伟大恩情似海，生活幸福美好“芝麻开花节节高”。我在屯留中学任教七年过了七个春节，我家没张贴一副对联，这件平常事却在学校引起校领导的注意，成为学校每年春节的新闻，议论纷纷。
1989年6月2日我去四川联系工作，屯留中学校党支部指控我是到北京参加动乱，是动乱分子，要我书面交代清楚整个行程，报给公安局立案侦查，并派三人专案小组到我一路住过的旅店核对住店记录，还到四川亲友家调查，指控我参加动乱，危害国家安全，对我严加监控、孤立迫害打击，学校党支部密令党团员学生在我讲课时录音，严密监视我的言论。
1990年，长治市潞安矿务局中学要调我去任教，政审被告之我是家庭出身“反动官僚地主资本家”、“关管杀”子女、受过“差”等处分、“强制劳动”人员、新疆劳改煤矿“劳改犯”、六四动乱嫌疑分子、“收听敌台”、“思想反动”、“台属分子”（我妻伯父在台湾空军任职），一长串政治犯罪名，潞安矿务局教育处长害怕担政治责任，不敢将我调入。1991年我全家被迫调到我妻家乡四川屏山县偏远山区。我是高中教师，应当调到县高级中学任教，因为我的一长串政治罪名受歧视打击，只能调到楼东乡村学校初中任教，我是物理教师，却偏被安排教化学教地理教植物，唯独不让教物理。
现在我已退休多年。当年“宁进监狱，绝不入党”是我苦难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化解恶毒诅咒
1980年3月我得到平反。但他们对“反动日记”的结论却是：“日记中有些诗词对现实不满，但够不上反动”。这简直令我怒火中烧。“够不上反动”，为何要给我扣上反动的帽子？拘捕关押送进劳改营煤矿22年，我这一辈子都被毁了。我向市区政府、党委、人大多方投书申诉要求恢复北京户口，得到反馈说：“文化革命开始后，因你无业，由西城分局组织到外地劳动就业，现已在外地退休。目前没有政策，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学校给我的“复查结论”说：“毕业操行鉴定‘差'是错误的，现在予以纠正，操行鉴定应为优等。由于学校的错误处理给升学和就业造成很大困难”。所谓的“纠正”就是一张纸，这就像是打伤了人只给你一张纸，说把你打伤了打残了打错了，却不负责任。我大声疾呼：“中共伤害了人不负责任，天理不容！”
我多次向法院起诉不被受理，寄出一千六百多封申诉信无回音，四十多年的艰辛申诉,我不知道哪里有讲道理的地方。我今垂老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受害到死不吭声，死不冥目；一是冒死也要呐喊：“中共伤害了人不负责任天理不容！”。
我半生受残酷政治迫害，老年退休回到北京至今不能恢复北京户口, 住在北京是“暂住证”二等公民，住房拆迁居住生活艰难，老伴患病骨折瘫痪在床十多年无钱医治，现在体重不到30公斤，瘦成皮包骨，医院报价骨关节置换手术要五万元，我今生是无钱给老伴做手术了，我和老伴都是退休教师，都看不起病，小病忍着大病等死，更何况下岗的工人和广大农村的农民，他们比我的处境更艰难。
有记者曾打电话去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询问我受迫害的事，人事科一位女士说：“刘启旻的事学校已经给他平反落实政策，他也拿到了有关处理的意见。他要求恢复北京户口，学校把他的事反映到区里，至于区里怎样处理的不太清楚。”记者又问“因为学校作了错误的鉴定影响他一生，一个人能有几个几十年呢？学校应当解决他现在的具体困难”。她解释说：“当时是执行极‘左'路线，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受到影响，许多学生也因家庭出身而受影响。他的事学校已经给他改正过来了，他要解决他的北京户口的问题，学校把他的事反映上去了，当地有关部门说户口的问题不好解决。他儿子在北京读书，他自己也曾在北京打工。”
这简直岂有此理！如果车子撞了人，就给你一张纸说是把你撞错了，但人被撞残废了，它们一点也不负责任，这算是解决了吗？ 对当时的路线问题，而且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刘启旻一个人的说法，我要说，这算什么理由？难道日本侵略中国，日本可以说当时屠杀中国人也不是屠杀一个人，难道杀的人多就可以不负责任吗？那是不是杀一个人是杀人犯，杀10个人杀更多的人就不是杀人犯？这真像斯大林说的话“杀一个人是杀人犯，而杀千万人则只是个数字。”中共是政党组织吗？简直是流氓无赖黑社会！
1997年7月4日，中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局把我从家里带走，盘问给哪些国外“反动”报刊电台写了哪些文章，拿出截获我寄给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应征文稿《从中国历史看中国统一》，指控我与“反动”组织往来通信，危害国家安全，要严加监控。我在文章中指出：“近代中国由于'洪杨之乱' ‘共匪之乱'分裂成两国，中共是分裂中国的元凶。中国的统一不应再是‘打'出来的而应当是‘选'出来的，反对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选'出来的统一，中国子孙万代才能得到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永享和平幸福。台湾是民主的曙光中国自由的灯塔。”国安部公安局人员要我写保证书不要再听国外电台写什么投诉信，说这是执行公安条列，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时至今日我依然生活在恐怖中。
我的小儿女生在文革以后改革开放的今天，还是经受歧视打压不公正待遇，在学校学习成绩是全年级第一名却不能评“三好学生”，因此高考不能按规定加 20分，并且高考的录取分数比有北京户口高出一百五十多分(北京户口370 分；外地户口530分)，上学读书要交高价，大学毕业后有北京户口可留在北京工作，外地学生学校留京名额很有限。
2002年北京住房拆迁，没有北京户口居住生活艰难,北京住房租金每月千余元，而我的退休金只有八百元，无力租房。1993年春节学校发红包每位教师给88元，取谐音“发十发”春节祝福之意，我的教学成绩名列全区第二名，却不零不整发给24元，有四川话“儿是死”的谐音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我有三个小儿女都在上学，当时我把这24元分成三份给三个小儿女，做为新春贺岁钱每人正好是八元，有前程”发”“发”“发”的谐音，化解恶毒诅咒把“儿是死”变成“发发发”。现在三个小儿女都是研究生。
附录一：
我的家庭背景
我父亲刘轫举，字友穆，号肇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是辽宁省参议员,国民党员,1952年被捕入狱,1959年死于天津茶淀劳改场。
我祖父刘鲤门，字恩格，号怀园，是大清山东候补知府,中华民族国会众议院议长,1919年南北议和北方代表 ,执笔起草《国会组织法》、《中华民国宪法》。庭推祖父出长山东，因为反对袁世凯二十一条和质问善后大借款,被捕入狱，险遭杀害,史称”八议员案”。晚年是天津市政协特邀政协委员。著作和译着有:《世界各国宪法之比较》、《盛宣怀与日本》、《日清战争记实》和《补桐可谈路录》、《辽佐诗钞》诗集多卷。
附录二：
附：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支部委员会《关于刘启旻毕业操行评为‘差’等问题的复查结论》
刘启旻是我校五八届高中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担任过班主席,班宣传委员,少先队中队辅导员，国立北京图书馆通讯员。高一、高二操行优等, 评为《三好学生》, 毕业时各科成绩优良,思想要求进步,工作积极,曾几次提出申请加入共青团,遵守学校纪律,但操行却评为‘差’等,不发毕业证书,由于操行‘差’等不能升学,当时学校又未能积极与劳动部门联系,协助解决其工作,给刘启旻升学、就业造成很大困难。
根据本人申诉,从新进行复查,认为操行‘差’是错误的,现在予以纠正。根据当时在校表现, 毕业操行鉴定应为优等。参加工作时间应从一九五八年七月参加科学院工作时计算工龄。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支部委员会
一九八零年三月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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