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粮票被批斗,为肉票兄弟反目

上了年纪的人往往爱回忆往事,老爸、老妈茶余饭后常常提到过去岁月中曾经使用过的各种票据,说到兴奋处,还会从抽屉的最底层翻出昔日珍藏的诸如布票、粮票等实物给我看。

这些花花绿绿的票据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但是,它确实是那段贫穷落后历史的真实写照,它们的背后有着很多不为现代人所知的故事。于是,记者就此采访了几位不同年龄的人,他们翻开了尘封的记忆,讲述了一个个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或辛酸、或无奈的关于票据的故事。

70岁的杨老师:为粮票被批斗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杨老师在我市某中学教书。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了,可提起来,杨老师还是很气愤:“真不明白,她怎么那么没有良心!”

粮票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那时用粮票可以换油条吃。在某种程度上粮票可以顶钱用。杨老师一家四口,两个女儿饭量都小,在部队当军官的姐姐和姐夫还经常在钱、粮、物等方面接济她,所以杨老师家的生活在当时还算不错,粮票也略有盈余。她看到一位同事常常吃不饱饭,有一次在课堂上因饥饿而昏过去了。心地善良的杨老师便给了那位同事5公斤地方粮票。没想到,“运动”来了,“组织”上让杨老师交代清楚:在劳动人民都吃不饱、面临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她家能有多余的粮票?原来,是那位被接济过的同事,为了表现积极,主动向组织上反映了这一情况。杨老师慨叹道:“昔日的贫穷,使人性都变得扭曲了!”

66岁的李师傅:为肉票兄弟反目

今年刚过完“66”的李师傅提起往事滔滔不绝:六七十年代那阵子,我才30多岁,也算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当时由于没有住房,我和大哥两家都和父母挤住在一起,户口也都在一起。


那时,街道居委会是根据一家人口的多少来发放各种票据的,人口多的家庭,得到的票也多,而人口少的家庭得到的票据就有限了。我老伴当时是农村户口,居委会发各种票据都没她的份,她只能是白吃白喝我们大家的。

我记得1969年,我家“老大”出生那年,老丈母娘和七大姑、八大姨来下奶,咱总得招待招待吧。于是,我就把当月的肉票全花完了,那个月也就甭想再见油腥了。怎么就那么巧,正赶上我大哥的岳父来串门,可肉票被我用没了。说起来不怕笑话,为这事,我和大哥当时都动手了。两个妯娌也干起来了,大嫂一个劲地骂我老婆是废物,我老婆气得奶水都没了,饿得我儿子干嚎了两天。这全都是让一个“穷”字给闹的呀!

43岁的周先生:为糖票挨揍

那时候买糖、买鱼、买鸡蛋都得用票,即使上街“拣”块豆腐也得凭票。
我从小就特别爱吃糖果,可是,妈妈总是把每个月有限的糖票都用来买了白糖,然后给患肝炎的大姨送去。记得有一天,我去商店买铅笔,当我在食品柜台看到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时,实在经不住诱惑,便偷偷地从家里拿了两张糖票买了糖果。当晚就被妈妈发现了,那个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妈妈像头愤怒的狮子,不仅给了我两个嘴巴子,还用一个竹板子把我的右手打肿了。那年我正好13岁。

78岁的赵大夫:为布票婆媳生分

提起往事,赵大夫感慨万千:当时为了几尺布弄得婆媳生分、姑嫂不和,人们又都十分较真。

小儿子刚结婚,女儿还没出嫁,我们一家五口人的户口都在一块儿。女儿看好了同学穿的一件蓝地白花的布拉吉,非磨我帮她裁一件不可,我便用布票为她扯了同样的小花布。儿媳看见了也说好看,也要做一件,可布票不够了,儿媳又哭又闹,说我偏心眼儿,向着自己的女儿。儿子说了她两句,她就说我们全家都欺负她,气得跑回娘家去了……

第二年发布票、棉花票的时候,我先可着儿媳来,免得又被她说成“偏心”!

由于物质的匮乏,只好用有限的票据来限制人们的购买力。因而,粮票、肉票、糖票、布票等等票据才演绎出或辛酸、或无奈的故事;而今,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富,那些早已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的使命、退出舞台的各种票据,将成为那段抹不去的历史;作为旁观者,它不仅静观着历史的发展变化,也见证了那年代和共产党的"伟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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