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运动风生水起
自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康梁逃往海外后，维新、立宪运动进入低潮。虽经过几年惨淡经营，并无大起色。在1904年之前，立宪运动仍囿于海外少数“立宪派”的舆论宣传，声势不大，国内影响有限。但从1905年起，情况突变，立宪运动骤然高涨，开始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一个直接的原因，则是日俄战争的刺激。
日俄战争是日本和俄罗斯两个帝国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侵略、争夺我国东北，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东北的“大陆政策”与俄国想把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激烈冲突。1904年2月6日，日本对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实际爆发。对这场以中国领土为战场、使我国东北居民饱受战争祸害的战争，清政府竟然在12日宣布自守“局外中立”，甚至声称“彼此均系友邦”！
对这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直接关系中国利害甚至命运的战争，国人当然极为关注。但有意思的是，国人虽然谴责这场使东北居民惨遭兵燹之祸的战争，对国家衰败如此、遍地生灵涂炭深感痛心，却对这场战争的胜负更感兴趣，纷纷预测战争进程、结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此时仍十分弱小的立宪派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战争有可能使国人的思想发生有利于政治改革的变化，自然关注异常。他们作出判断，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可以战胜仍行君主专制的沙俄。就在日俄宣战后的第三天，立宪派的《中外日报》即发表社论，认为长期以来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白种人对非白种人进行殖民统治，而这次战争将使人认识到“国家强弱之分，不是由于种而是由于制”。明确提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制度，而不在其他。还有文章预料日将胜俄，而此战之后“吾国人之理想必有与今天大异者矣”。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次战争将使国人“悟世界政治之趋势，参军国之内情，而触一般社会之噩梦，则日俄之战不可谓非中国之幸”。他们说得很明白：“盖专制、立宪，中国之一大问题也。若俄胜日败，则我政府之意，必以为中国所以贫弱者，非宪政之不立，乃专制之未工。”这样，中国的立宪改革将更加困难。
立宪派代表康有为舌战守旧派官僚
与立宪派预料并希望日本获胜相反，清廷和守旧派则预料并希望俄国获胜，而且已经具体制定了亲俄外交方针。他们认为日本为一小小岛国，远非地大物博的俄国的对手。他们还认为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是“以权与民”，这样士兵在战场必然会“各顾其命”，难打胜仗；而俄国是君掌大权，军队一定令行禁止，因此必然是俄胜日败。对此，立宪派反驳说，国家的强弱不在大小，而在精神。日本虽小，但经君主立宪后精神蓬勃，“俄国虽大，而腐败之气象与我国等”。另外，民权乃天赋之权，“故立宪国民每至战阵之场，各以保守天权为务，生死不计也”，而这是“专制之国以军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语耶”？
战争的发展证明立宪派预料的正确。1905年1月，旅顺口俄国守军投降。2、3月间，双方以60万兵力展开沈阳会战，俄军败北。为挽回败局，俄国从欧洲调舰队东驶，结果于5月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全歼。历时一年多的日俄战争，终以日本大获全胜告终。
日胜俄败的结果一出，立宪派更是借此大做文章，宣传这场战争“非军队之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日胜而俄败，专制立宪，得失皎然”。“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对于一直处于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来说，“立宪”对于多数国人的吸引力其实并不在于对君权的限制，而在于可以“救亡”。此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立宪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救亡图存，社会舆论和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立宪“乃如万顷洪涛，奔流倒注，一发而莫之或遏”，甚至某些原先反对立宪的守旧人物也转而倾向支持立宪。
革命力量大联合
1894年底孙中山在海外创办中国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并于1895年秋发动了“广州起义”，这是革命者第一次武装发难。虽然影响有限，但这毕竟是孙氏革命事业的重要起点。
到1905年，孙中山开始革命活动恰恰10年。在这10年中，孙中山颠沛流离，矢志不渝为革命奔走，而中国的国内形势也开始悄悄生变。他曾于1900年秋发动惠州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孙中山明显感到民心丕变：5年前的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亲人都将他视为洪水猛兽；而此时“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在这10年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一支革命的重要力量：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随着国内新式教育迅速发展、出国留学盛极一时，与中国传统文人迥异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数骤增。他们深受新思潮影响激荡，成为革命派的重要力量。上海和东京是这些新式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在1903年前后，革命小团体纷纷涌现，并形成办刊办报、出书宣传革命思想的热潮，在短短两三年间出现的政治性刊物就有近20种。卢梭、伏尔泰、华盛顿……悉数被介绍进来。有人撰文欢呼：“今者卢梭之《民约论》潮汹汹然，蓬蓬然，其东来矣！吾党爱国之士，列炬以烛之，张乐以导之，呼万岁以迎之。”有“号角一声惊梦醒”之誉的《革命军》更是宣传只有“革命”才能“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1905年4月，《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病逝狱中，两年前引起巨大反响的《革命军》再引万众瞩目。1905年12月，革命党人陈天华蹈海自尽，他的革命檄文《警世钟》、《猛回头》亦再引万人传诵，甚至被“奉为至宝”，尤其是在两湖地区，“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革命思潮，汹涌而来。
在许许多多的革命小团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会和光复会等。但就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而言，这些团体基本上都没有脱离旧式会党，且有浓厚地域色彩，因而使革命派的力量大受影响。到1905年，随着形势的发展，成立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政党已是大势所趋。1905年8月，经过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多方努力，将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联合、统一起来的具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规模的中国同盟会终于正式成立，并于当年10月创办了影响深远、在革命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机关刊物《民报》。同盟会将原本分散的革命力量汇集一处，因此力量空前壮大。自此以后，“革命风潮，一日千丈”。
但意义更深远的，还是中国同盟会制定的革命纲领。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军政府宣言》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而孙中山1905年10月在《民报发刊辞》中，首次将这16字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提出，使革命派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基础，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命运。
清王朝的被动变革
对清王朝来说，1905年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年头。
从1901年慈禧在西逃途中颁谕同意“变法”开始，虽有诸如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之举，但不外“洋务”旧议和几年前“维新派”的举措，几年来“新政”并无重大进展。但到了1905年，它终于不能“原地不动”了；而它的点点“进步”，则与立宪派的辗转推动大有关系。
“立宪”不是革命，而是在体制之内的改革，所以“立宪派”十分注重策动清政府内的王公大臣、封疆大吏要求立宪。在他们多方策动下，许多权要也认识到立宪的重要性。1904年春，不少大臣上奏，或要求派臣出洋“考求新政”，或要求“一切尽行改革，期于悉符各国最善之政策而后已”。而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则上折明言应该“立宪”：“各国之立宪政体洵可效法”，应“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这些奏折虽然并未打动清廷，却引起巨大社会反响，使立宪派深受鼓舞，加紧活动，赞同立宪的王公大臣也越来越多。
1905年1月，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奏请立“变法大纲”，“似宜仿效日本”定为立宪政体。6月以后，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等或联名或单独上奏、有人还多次上奏要求立宪，甚至具体提出以12年为期，8名总督中已有5名主张立宪，而主张立宪的巡抚和驻外使节更多。深受慈禧倚重的军机大臣瞿鸿机和奕●这时也支持立宪。在这种情势下，清廷终于在7月16日发布谕旨同意出洋考察政治：“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悉原委”，现在决定派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
虽然此谕并未提及“立宪”，但这毕竟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标志，因此得到国内外广泛好评。有外国舆论认为这说明中国“已如梦方醒”，而“京内京外，学界商界，欣然色喜，群相走告”；“学界谱诗歌，军界演军乐，商界则预备金花彩烛”，准备热烈欢送五大员出洋考察政治。11月末，清廷下令成立了考察政治馆，其职能是研究、编选各国宪政资料供朝廷参考，在预备宪政的路上又走了一小步。经过一番曲折，五大臣终于在12月底离京，踏上出洋考察政治之路。
1905年清政府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废科举”。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新式教育就开始在中国出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科举制对新式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束缚越来越明显，显然早已过时。虽然一些洋务大员和维新派人士对科举制度早就多有抨击，但无人一直敢正式提出废科举。1905年9月，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将军、督抚终于会衔上奏，要求立即停开科举。他们警告说：“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清廷对社会变革的态度明显比政治变革积极得多，当月即谕令从1906年开始废除已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这确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时人认为“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科举制的废除使社会统治的传统基础士绅阶层开始分化，新式知识分子开始向“中心”挺进，加快了传统社会系统的解体。新的社会结构，更需要新的治理方式。
如果说1905年以前、立宪派、革命派还过于弱小，根本不是清廷的“对手”的话，那么此时，他们的力量空前壮大，已可与清廷比试一番。此后，这三种力量的互相角力，最终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立宪派与革命派激烈论战，以革命派胜利结束。立宪派之所以败下阵来，其实并不是其理论无力，而在其理论的基点是清政府能立宪。然而，清政府1905年在重重压力下迈出不小的一步后，却又基本踏步不前。这时，时事发展的逻辑只能是革命。
历史说明，虽然也感到“时局艰难”，但清廷对历史大势和局势的紧迫并无真切了解和感受。它似乎对民意全然不解，攻击朝政的“谤文”历来都有，并不足怪，但这种“谤文”能得到普遍叫好时则大有深意。如果清廷在镇压革命党人时也能认真想一想诸如《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这样“犯上作乱”之文为何能人皆拍手称快，当不至对民意如此无知。同样，清廷也没有重视、珍视当它宣布“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时国内那种人心振奋、欣喜相告的民情民意。对已处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来说，这确是非常难得的一次得到举国称赞之举。然而，它却没有依民情顺民意在立宪的路上继续前进，而是踯躅不前。它不愿放弃任何权力，并过于相信自己力量强大，一切都能在它掌控之中，仿佛历史也可以按照它理想的节奏发展。因此，它终只是被动地“走一步算一步”。它已经丧失了1898年的机会，眼看着又丧失了1905年“开局不错”的机会。它，终于没能把握住历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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