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之死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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