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狗剩"---“乳名”的文化意义

中国人对姓名的重视是从商周时代开始的。商周时，人们开始重视姓名，姓名逐渐礼仪化、制度化，对名的种种禁忌和限制也产生了。由于上层社会中无论取名还是择字都要经过很隆重的仪式，而且相互之间不能随便呼名，于是许多家庭就给童稚的孩子先取一个小名，以便在家庭和较亲密的人中进行称呼。因为小名往往是小孩子出生不久，还在哺乳时期就起了，所以又称作“乳名”。在春秋时期，贵族家庭成员中取小名的做法已经十分普遍。而社会上的下层平民阶层，由于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进行隆重的取名择字仪式，他们小时候取的“小名”，往往也就是成年后的“大名”。

据史籍记载：晋献公小名虿，虿是蝎子的意思；郑庄公生时难产，所以取小名为“寤生”；孔丘的儿子小名为“鲤”。石崇小名“齐奴”，王献之小名 “官奴”，顾恺之小名“虎头”，陶渊明小名“溪狗”，王安石小名“獾郎”，宋孝宗小名“小羊”等等。不独汉族如此，当时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阶层也往往在史籍上留下了小名的记载，如辽太祖耶律亿小名是“啜里只”。

此外，由于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的女性成员长期生活在家庭闺阁之中，很少在外面抛头露面，因此小名更加流行，只是这种小名仅在家庭中使用，又称为“闺名”。如汉武帝陈皇后小名“阿娇”，唐寿昌公主小名“虫娘”等。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大多数“乳名”都是贱称，相传这样可以使孩子平安长大，避开妖鬼索命。这一习俗在汉魏时期应该就已经形成了。乳名现象是一种历史久远的语言习俗。据游国恩先生考证，起小名之俗“兴于两汉，盛于六朝”。古代文献中关于古人小名的记载是不鲜见的。如《南史·张敬儿传》记载，南齐时，有兄弟俩，哥哥张敬儿小名叫狗儿，弟弟张恭儿小名叫猪儿。张敬儿受卜术及梦境的启示，以为自己将成天子，遂密谋反叛，编造童谣说：“天子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张敬儿房前地名），天子是阿谁？非猪如是狗。”后被齐武帝所杀。《唐书·李君羡传》则记载了一次关于小名的宫廷游戏，唐太宗曾请武官们在宫内饮宴，令大家作酒令，并各报自己的小名。华州刺史李君羡自报小名叫五娘子，太宗笑他说：“你算什么女子，这么勇猛无畏。”当时起小名的习俗是极普遍的，不仅民间百姓、文人官宦起小名，号称天子的皇帝也有小名。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吟：“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可堪回首，狒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词中的“寄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名，“狒狸”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最为人熟知的古代帝王小名是刘禅名“阿斗”，名臣曹操小名“阿瞒”。以上小名不管是平民百姓的还是官宦皇室的，都以俚俗丑贱为原则，这与从正面体现社会秩序和生活理想的典雅好听的人名迥然不同。可见乳名是一种有独特社会文化价值的命名和称谓习俗。

乳名在村民意识中具有保佑功能。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说：“父母欲其易于生养，故以狗名之……今人名字犹有此意，其理甚明。”另据宋人邢居实《拊掌录》及清人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六记载，欧阳修有儿名僧哥；人问他既素不重佛，何取此名，他回答说：“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物为小名，如狗、羊、马、牛之类，僧哥之名，亦此意耳。”《红楼梦》中王熙凤对刘姥姥说：“你就给她起个名字……你们是庄稼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得住她。”在富贵人家看来，贫贱人所起名字就是贱名，就能避邪祛病。

传统意义上给孩子取名为“锁”“拴”，以为靠经常念诵这已成为名称的字眼，就能生出一种灵力，真的能将孩子留住，不致夭折；取名为“牛儿” “小猪”，以为孩子就真的像牛、猪这类低贱而易养活的畜类一样，吃粗劣的食物、不必怎样精心看护他也能养人；取名为“铁”“钢”“金”，以为能令幼儿身体如这些金属一样结实不生病等等。古人还认为，通过对名字施加外力，就能影响到人自身的状况。把幼儿名字取为贱名，或带“锁”“拴”“铁”“钢”，或姓“张王爷”的姓，时常念诵，这种针对名字的吉巫术之所以能够影响孩子自身，就在于古人认为名字与人本身有实质性的联系。而“盗他家小儿之名”来为自家孩子起名，是出于命名者认为名字是灵魂的寄托物，既然这乳名不是自家儿女的真名，那么鬼来勾魂时勾走的就是别家的孩子了。

从这个角度看，乳名在传统信仰中能起到保护幼儿的作用，不仅依靠顺势的思维方式，也有接触思维方式的配合。

如果说乳名作为幼儿生命脆弱期的暂用名，因而人们认为它不算真名的话，那么起乳名可看作一种藏名的方式。这样不仅带有明显避邪作用，而且所有的乳名都以藏名方式而具避邪佑儿之效。只不过这种藏名的作用在习俗长期流传中已被人们所忽略了，便在乳名用字或命名方式上再加上各种更积极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