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记忆（摘录）

前言

为了复原一段被遮蔽的记忆，我用了几年的时间，带着我父亲留下的数百张西藏文革照片在拉萨走街串巷，把照片一幅幅打开，一幅幅传递。每取出一幅照片，往往就能引发一段苦涩回忆。但有时也犹豫，不敢把照片从包里拿出来，毕竟文革在今天的西藏，仍然是官方和许多当事人的忌讳。
前后大概采访了七十多人，他们基本上与我的父母同辈，生命中的大段岁月是与西藏天翻地覆的几十年历史紧密相连的。他们多数是藏人，也有汉人和回族。如今或者是退休干部、退休军人、退休工人、居民，或者是还在位的官员、仍在工作的学者、虔心祀佛的僧侣等等，但当年，他们中有红卫兵、有造反派、有“牛鬼蛇神”、有“积极分子”……

他们有的用汉语讲述，有的用藏语讲述。同意录音的，我在事后根据录音一一整理；不愿意录音的，我只能通过回忆尽量记录。听不懂的，我请母亲帮助翻译，逐字逐句地听，不放过哪怕一声叹息。

在采访中，我曾经写下这样的感受：

假如……不，我当然不可能目击当时。除非时光倒流，而我须得保持如今的状态和心态，我并不愿意成为其中一员。在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有过那个当年的他们渐渐面目模糊。虽然很多时候，他们的语调和神情亦如往常，但总会有突然失控的一瞬，某一扇记忆之门突然开启，通向一个埋葬在记忆深处的世界，而在那剧变中的世界的中心或角落，孤单地伫立着他或她的青春时节的身影：惊诧，兴奋，昏了头，甚至迷狂间形影混乱。这身影如此突兀的显现使他们无法持守如今已知天命之年的矜持和稳重，终于难以控制而突然语不成句，突然泪光闪烁，但都是瞬间即逝。

他们有的是足够的叹息，遮遮掩掩的悔恨，以及将残留的恐惧蔓延到今天的时局，用一句“不敢说”就为那一段历史挽上一个不易解开的结。但说实话，我很少从他们中的哪个人身上，看到谁拥有比较完整的良心。是不是，通过对那一段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我们所要寻找的仅仅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找一个人的良心，进而扩大到寻找一个民族的良心？然而，这个“良心”何以监别？它是否仅仅是一种对于“是非善恶的评判”？有时候，似乎只能从一个小人物的行为上看到这一点。比如，洛旺叔叔这个“当权派”（文革中对官员的通称）在挨批斗时，一个不知名的炊事迢悄悄地给他送上一缸子盛满糌粑和酥油的热乎乎的茶。

不过，寻找良心就是我们探究那一段历史的目的吗？何况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进行这种审判性的工作？假如……我们生逢其时，毫无疑问地，肯定也是其中一，肯定谁也逃脱不过、洗刷不掉，肯定谁都是那被当然选择的，而不是自己就可以作主选择的。或者说，我们在工作中应该记住的，只是这样一句话：“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尔）。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即努力地“解释事故”，那已经是极其难得。而这显然困难重重，所需依凭的外在和内在的条件甚多。

是不是，惟有记录，记录；越来越多的记录，方方面面的记录；那一个个“事故”才会从那些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叙述中，以无数个“偏”，渐渐地概括出一个比较真实的“全”来？

对于认识和解释西藏的文革，困难的并不是说清从外部施加给藏民族的重重灾难，而是如何看待藏民族内部做出的反应。其中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藏人成为毛泽东的追随者，并在文革期间斗喇嘛、砸寺庙、烧经书？

毫无疑问，在恐惧和毁灭的魔咒下，许多人只能在两难中选择保全自己；虽然也有不少藏人以生命捍卫藏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祖祖辈辈恪守佛教信仰的民众之间，出现如此严重的分化甚至决裂，却不是用一句“那时人都疯了”就可以解脱的，也不是从此不再提起就可以忘怀的。

在采访中，听说中共西藏自治区的最高当权者郭金龙（现调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在一次会议上发脾气：国外总说我们破坏了西藏文化，砸了多少寺庙，可是，难道是我们吗？是解放军去砸的吗？是汉族去砸的吗？
说出这种话真够无耻！但更令人堪忧的是，当事实仅仅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当人们至今依然习惯不得不沈默的生活，事实本身必将面目全非。
汉人作家王力雄在他一九九八年写的文章《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中，对西藏文革提出了一个解释框架。他的文章被翻译成英文，二00二年在英国杂志《新左派观察》（New Left Review）上发表。居住英国的藏人学者次仁夏加随之发表了反驳王力雄的文章〈血染的雪域〉（Blood in the Snows）。

他们二人的不同观点，在我的采访中都可以得到印证。我把他们的文章收入附录，请读者自己判断。

感谢友人林猛为我把次仁夏加先生的文章从英文翻译成中文；感谢我的母亲次仁玉珍在我采访的数年中不厌其烦地帮我翻译；感谢宋永毅先生提供的西藏文革文献资料；感谢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的郝明义先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

诚如我一再表达的，最应该感谢的是六年来接受我采访的那些长辈。在这本书里仅收入了对其中二十三位的采访，远不足以再现西藏的文革面貌，无非是一些人在人生中最为值得纪念的故事。但这些故事有太多的叹息和泪水，都是每个人心中的重负，当我倾听，当我记录，当我公布，最大的希望就是让更多的人记住，而不是忘却。发生在西藏的文革，其实存在于千家万户的故事里，存在于民间每个角落的记忆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二十三人绝大多数仍然生活在西藏，为了他们的安全，我对其中九人使用了化名（六位男子以藏语的星期日期替代，三位女子以藏语的二位数字替代）。令人难过的是，其中已有两人病故。

“一看见五星红旗心里就害怕”　久吉

　　久吉（化名），女，藏人，六十多岁，拉萨人，木如居委会的居民。
　　访谈时间：第一次，二00三年三月七日下午
　　　　　　　第二次，二00三年三月八日晚上

有一天居委会通知我们，第二天一早，所有人要穿上盛装去开会，要带上锄头、十字镐和背兜，家里一个人也不准留下，也不准请假，谁要是不去的话，就取消户口和粮卡。于是早早地都去了，也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居委会挨家挨户地点人数，看人来齐没有，然后开会，宣布要“破四旧”（文革期间对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简称）。然后让所有人排队出发。那么到哪里去呢？原来是把一部分人带到“赤巴拉康”，一部分人带到“居麦”，一部分人带到“希珠拉康”。“赤巴拉康”在小昭寺的隔壁，是一个佛殿。“希珠拉康”是吉崩岗附近的一个小佛殿。“居麦”是下密宗学院，又叫木如寺。它们都是属于木如居委会的。居委会的红卫兵和积极分子冲在最前面，把两个佛殿和“居麦”都给砸了，我们这些人就把砸碎了的佛像装在背兜里，去倒在路上和街道上，把经书也一张张地撒在马路上，让过路人踩。居委会就是这样安排的。我也是其中背着背兜倒佛像的人。不去是不行的，不但会挨骂，而且还会受到更严重的处罚，那就是取消户口和粮卡。所以全部人都去了，没有一个人胆敢不去。很多人都是出于恐惧不得不去这样做的。除了那些积极分子以外没有一个人愿意这么做。

二居（第二居民委迢，是吉崩岗居委会的简称）的任务是砸小昭寺。小昭寺里供奉的“觉仁波切”是当年尼泊尔公主带来的，是金属做的，不像其他佛像是泥塑的，砸烂以后可以倒在路上，所以就被锯成了两半，扔在拉萨的一个仓库里。文革结束后竟然在北京发现了上半身，班钦仁波切（十世班禅喇嘛）派人送回拉萨，跟下半身重新拼凑在一起，又供奉在小昭寺里面了。

心里面害怕得很。每次去扔佛像的时候，每次踩着经书和佛像走路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个害怕啊，实在是说不出来。但是没有办法呀。天哪，那时候还把夹经书的木板拿去盖厕所。那木板上面还刻的有经文。“贡觉松”（藏语：向三宝发誓）！在上面拉屎撒尿，罪孽太大了啊。这样的厕所在木如寺那里盖了一个，在小昭寺那里盖了一个，在木如居委会那里也盖了一个。人们都害怕去那里解手，可是不去的话，居委会的干部要骂。
当时这些都是居委会安排的。而居委会这么做也是城关区安排的。城关区的上面又有拉萨市。

像自己家里供奉的佛像，如果是泥塑的就砸烂了然后扔了，如果是金属造的就交给收购站了。当时商业局专门有一个收购站，设在百货公司，是收那些金属佛像的。我的一个朋友，她的家里有一尊很大的金属造的观世音佛像，她就像背小孩一样背着佛像去收购站了。我也带了几个佛像装在麻袋里一起去了。可是收购站那里排着长队，有很多人在卖佛像，我们只好回去了，第二天起了一个大早又去收购站了，这才算把佛像处理了。不然家里是不准留下佛像的。

有些人没有把家里的佛像送去收购站卖，而是晚上悄悄地丢到拉萨河里。
有些“卡几”（藏语：穆斯林）就下河去打捞佛像，水都淹到胸口那里，他们也要捞。他们捞了佛像干什么呢？他们悄悄地送到尼泊尔去卖，这样他们很快就暴富了。好些“卡擦拉”（藏语：专指与尼泊尔籍人士结婚后生下的子女）就是这样富起来的。

久吉 (二)

唐卡（藏语：卷轴佛画）也得烧。所以烧了很多很多的唐卡。

家里那些放酥油茶碗的托架（一般都是金银做的）也是“四旧”，晚上用石头把这些托架砸扁，第二天送到银行去。银行是收购金银的。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嘎乌”（西藏人用来安放佛像或其他宗教神圣物的小型佛龛），是纯金做的，我把上面镶的绿松石、红珊瑚和其他宝石取下来，把纯金的“嘎乌”卖给银行，才给了我十六元钱。又把取下来的珠宝和一些首饰交到另外一个收购珠宝的地方，我的这些东西有满满的一大捧，结果只换回了两块肥皂和几块冰糖。这些东西都得赶紧去交，不然会被抄家的，如果抄家的时候发现私藏了这些东西那就完了。心里面都不愿意这么做，谁愿意这么做啊？可是不敢不这么做啊。一到晚上，居委会的积极分子、红卫兵、民兵之类的就要抄家、检查，他们经常来的。

居委会坏得很。居委会的那些干部都是藏族，可是真够坏的。当时我们每个人每个月只有二十六斤粮食，其中十斤灰面，十六斤糌粑。如果不听从居委会的安排，把粮卡取消了，没有糌粑吃了，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惩罚更厉害？当时像现在这样随便到处都能买到粮食是不可能的。

居委会的权力大得很。不去开会也要挨骂。只有那些贫苦的、特别积极的人才能当上居委会的干部。所以我们每天都是胆战心惊地生活着。就是现在也害怕。我只有到了尼泊尔，心里反倒一点也不害怕，晚上睡得也很踏实。可是只要回到樟木，一看见五星红旗心里就害怕，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看见当兵的也害怕。可能是过去留下的阴影吧，到了现在也害怕。
那时候悄悄信佛的人也还是有的。可是即使是不出声念佛吧，如果被看见嘴巴在动，也会被斗的。有的人在水瓶里面点酥油灯，把水瓶的瓶胆取出来，水瓶的空壳里面放上酥油灯，这样来供佛。有的人在空的水缸里面点酥油灯。

有的人在柜子里面点酥油灯。

不久把我们送到农村劳动。农村里也分了两派。也有“坎诺”（藏语：“造”，即“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和“良则”（藏语：“大联指”，即“无产阶级大联合革命总指挥部”），但我们哪派都不能参加，那时候我被划成了“策任巴”（藏语“成分”的意思，专指成分不好的人），属于改造对象，两派都可以叫我们去干这个干那个。

我们奉命去大昭寺（位于拉萨中心，被公认是西藏最重要的寺庙）送猪饲料时，看见大昭寺里面猪多得很，当兵的还在里面杀猪。整个寺院除了“觉仁波切”（藏语，指大昭寺的主供佛像，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一个佛像也没了，全都被砸光了。“觉”身上所有的装饰都被拿走了，除了厚厚的灰尘，什么也没有。“觉”的膝盖上有一个洞，本来不大，但因为经常有人拿着勺子又挖又掏的，所以那洞好像变得有点大了。从那洞里掏出来的是一种像黑炭一样的渣滓，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很珍贵的藏药，叫“佐台”。当时我和大贵族拉鲁·次旺多吉（贵族，曾当过西藏噶??政府的噶伦和藏军总司令，现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在一块儿劳动，他叮嘱我，去大昭寺送饲料时，记住要带勺子。我问他，带勺子干什么？他说可以从“觉”腿上的那个洞里掏出“琴典”（藏语：法药），加持力很大。拉鲁属于劳动改造对象，也去大昭寺送过猪饲料，他说他每次去都要带上勺子，掏些“琴典”来吃。

久吉 (三)

文革时候最难受的是人死的时候，不能像过去那样办后事。就是自己妈妈去世了，也得自己背着送到天葬台。那时候连天葬师也没有，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尸体。不过后来有色拉寺的一个喇嘛悄悄来帮忙，这样稍微好一点。我经常帮别人这样去过。文革时候最坏的事情莫过于此了。而且人死了，不能放在家里，马上就得送走。医生阿旺啦的爸啦刚断气就送到天葬台了，结果尸体被划开时居然还是热的，这说明人还可能没有死，只是昏死过去了。洛嘎市长的父亲是一个“阿达”，被斗的时候，有个人使劲地戳他的鼻子，他倒在地上昏过去了，可是却被人说成是死了，立即送到天葬台去了，结果划开时也是热乎乎的，说明人没有死。可是这些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时候给谁去说呢？没有说理的地方啊。

那时候经常枪毙人。只要说去印度就要被枪毙。枪毙了人还要问家里人要子弹费。大贵族桑颇（桑颇·才旺仁增，担任过噶??政府的一系列官职，因与中共合作，在一九五??年代被授与西藏军区副司令的虚职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的小儿子被枪毙了，就因为他想“叛逃”。当时跟他一起逃跑的还有朗东苏巴的女儿和她的弟弟，还有一个喇嘛。这个喇嘛打了卦，说是可以跑脱。朗东女儿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曾经在一起劳动过，她在走的前一天还叫我去“高级洒康”吃饭，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印度，我说不去，我要留在拉萨。七天以后想不到他们被抓了，在“波林卡”（拉萨人民体育场）开了大会，三个人被枪毙了，女孩判了二十年的徒刑，八五年时到了印度达吉岭，后来去了美国，现在已经去世了。那三个人都很年轻。桑颇的小儿子好像还不到二十岁，是一个瘸子，他逃跑的时候可能桑颇本人并不知道。实际上他在被枪毙之前已经死了，有人说他是自杀的，但就这样还是被枪毙了。那桑颇，他可是一位“爱国人士”哦，还当过西藏军区的副司令员，结果连自己的儿子也保不住。

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当年的积极分子又变得很信佛。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害怕吧。到底害怕什么呢？也许是怕死吧，可是很多人都已经死了，这是因为因果报应啊。印度不是有个达吉林吗？那里过去也发生过砸寺院、毁佛像的事情，就像我们这边的文化大革命一样。那些人现在都投胎变成了很怪的人，有的人三条腿，有的人有两个脑袋，都是奇形怪状的人，当然有人会看出来的，像那些有修行成就的人，他们就看得出来，说这就是因果报应。听说有一个在砸大昭寺时去砸“土几钦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人，后来就在武斗时被一枪打死在“土几钦波”的门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那个“六·七大昭寺事件”中，那个人是“造总”的，他被解放军的枪打死在“土几钦波”门口。这是真的。

达兰萨拉当年修建大昭寺，在塑“土几钦波”佛像时，每次塑到一半就做不下去了，总是这里那里有毛病似的，没法顺利地塑造成功。于是，就说可能是没到时机吧，先放下再说。当西藏这边发生文化大革命时，大昭寺的“土几钦波”被砸了，当时正好印度那边又重新塑佛像，没想到这一次很顺利，很快就塑好了。后来，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西藏这边的人去印度时，说起这件事，居然时间是一致的，这表明西藏这边佛像的灵魂去了那边。

毛主席最大的错误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毛主席也帮助了很多人。达赖喇嘛也说了，没有这样的人，世界也不行。有些人很富裕，有些人很贫穷，连吃的也没有，以前的西藏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尼泊尔有不少支持毛主席的人。毛主席的革命改变了一切。但他的错误也很大，甚至比错误更严重。

不过人与人不一样。每个人的福气不一样。所以有的人是乞丐，再怎么帮助他，他还是乞丐；有的人从来就很富裕，再怎么剥夺他，他还是又会富裕起来。这还是跟因果有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