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的两条必要原则

湖南三勇士涂污毛像，客观地评价，只是不满独裁、憎恶暴君的情绪宣泄。这种激烈形式，即使在学运高潮期，也未能得到绝食学生的理解，而对那些不了解独裁、暴君之恶的人来说，这种行爲足以起到吓退他们的作用。三人所贴横幅“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不过是一种愿望的表达，事实是专制并未“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也不因这一涂污而“休矣”。把这种勇敢精神称爲“反独裁、反暴君的伟大壮举”是不适宜的。从后果看，3人单兵突进并未起到启发和动员群众的作用，反而招致重刑惩罚，喻东岳被逼精神失常，所付惨痛代价得不偿失。

与这种涂污行爲类似，海外人士曾企图在大陆从西往东放飞大汽球，上书“中华联邦民主政府”，经天安门上空爆破，撒出传单。这种想象自然非常浪漫，激烈程度亦很突出，就算能够付诸实施也不过使天安门游人引领仰观，以爲稀罕，拾传单者爲数有限，与见到“打倒共产党！”的反应不会两样。这种企图既无实力作后盾，又无激发义愤的号召相引导，只是虚张声势地挑战当局权力核心，遭到扑灭是不可避免的。计划的主持者因此被诱捕而终生监禁，也是得不偿失。

好高务远、不切实际、脱离群众、不计利害是这类冒失行爲的特征，它成爲民主转型途中的公害，不可等闲视之。

民主转型的推动者有一项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即从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出发。这种需要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群众的积极性所在。有了这种积极性，就便于动员群众起来行动，形成一支社会群体，凝成一股社会力量。群众的需要多种多样，就目前说，集中表现爲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维护自己被侵害、被剥夺的权益，成爲百姓的生存大事，这就是民怨、民望。从现实的民怨、民望出发，才能找到可靠的活动基地。无视这些活跃的、深厚的社会资源，将这些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弃之不顾，只顾逞匹夫之勇，搞鲁莽活动，图一时之快，作无谓牺牲，岂非不智？群众在那里爲失地而无望、爲失业而不满、爲失学而苦恼、爲得病而焦虑，甚至因此而自焚、而跳河、而上吊、而卧轨，你却在那里呼吁从天安门广场迁毛尸、撤毛像，如此推动民主转型岂不满拧？说到底，这是一个转移立足点问题。

事实上，转移立足点已经有了可喜成果。2004年重庆万州区因移民待遇不公、失业工人生活无着而导致数万民众包围区政府；四川汉源县因征地利益不公导致数万农民轮流静坐，阻止大坝截流，10万之众抬尸游行，抗议军政镇压，全县行政几乎瘫痪。农民显示的力量迫使当局让步、妥协。这些农民运动蕴含的反专制因素正是可以用来培育民主要求的有利条件。最初认识到这点的是法律界人士。他们介入广州番禺区太石村事件，引导农民和平、理智地要求再选村长，查清账务，进行合法抗争。他们还介入广东汕尾市东洲村追索征地损失事件，与血腥屠杀进行合理斗争。律师深入农民运动，展示了反专制暴政、争民主与人权的广阔前景。民主转型的希望就在这种结合中，它的不断成长预示着民主转型的成果日益壮大，专制的威力日益缩小。

毫无疑问，维权活动的水平需要不断提高。抗争的自发性需要提高到自觉性，抗争的经济性需要提高到政治性，目标的短期性需要提高到长期性，民主的建构需要提高爲法治的规范。这其实就是民主转型的基本过程。这里，也就提出民主转型推动者必须遵守的另一项原则：把初级的、简陋的维权活动不断提高到以民主建政爲总纲的高级的、规范的水平。这项任务是繁重的，要耗费一代至两代人的智慧和精力才有望完成。所谓“民主运动”，不管是海外的还是大陆的，其实就是要做这件事：依靠维权活动，使之成长爲以民主爲目标的群体活动，最终实现民主宪政，建成公民社会。

既要从群众切身需要出发，帮助群众实现自己的利益，又要引导群众逐步提高自己的要求，推动社会朝民主的目标演进，爲此必须审时度势，把握好社会律动的脉膊，准确评价双方的力量对比。目前，当政者腐朽霉烂，频频内斗，更兼与黑社会结合，势必激化与民众的矛盾，这是权力结构将要崩溃的根据，而物质资源和暴力机器在握，官商勾结与知识收买，则是权力结构的实力所在。在它的统治下，广大群众被彻底边缘化，民主力量极其微弱。这种状况决定了民主转型必须从集聚一砖一瓦的功效做起，不断累积能量，积小胜爲大胜，以渐变促突变。群体抗争将在以下形式中求得发展：（1）从合法抗争走向突破现行法律的合理抗争；（2）从维护群众眼前利益走向维护群众长远利益；（3）从抗争只具个别意义走向具有普遍意义；（4）从进攻专制权力边缘走向进攻专制权力核心。每次抗争的胜利都是量的变化，即现有体制某种程度和范围的改良，也是质的变化因素的积累，即现有体制酝酿部分质变乃至根本质变。以政权的掌握爲标志，从专制向民主的质变也许出乎意料地突然出现，但即使政权性质转变了，仍需要以不断渐变形式完成民主宪政的建设和公民社会的培育。所以，把握好渐变形式是民主转型的关键环节。

需要提及的是，渐变形式的不断提高是一项高难度政治艺术，全靠对形势的准确分析和对运动发展程度的准确判断，既不可落后于也不可超越于力量对比的现实约束。比如，太石村农民赢得选举委员会成立，初步实现了民主愿望，有人因此以爲太石爲村级民选开辟了坦途，将它与小岗村首倡包干到户的历史作用相媲美，显然高估了太石抗争的成就。事实上，村级民选如何保障农民权益、如何制约政权侵害，还远未找到可靠途径。对形势把握的失误就会导致错认提高维权活动水平的尺规。又如，东洲村维权农民横遭屠杀，爲此而广泛动员各界要求彻底调查、追究责任、严惩凶手、赔偿损失是合理的、正当的，当政者对此无从逃避；进一步还可提出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完整界定要求，征地时农民的对等谈判地位要求，使维权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民权益得到更多保障。但因爲农民遭到部队屠杀就提出“军队国家化”的要求，虽然合理却不具备实现条件，它超越了当前力量对比的约束。与其空谈理想，无法实现，不如稳扎稳打，步步爲营，以渐变促突变，相信这座专制堡垒总会因底座的不断被炸毁而有崩塌的一日。

民主转型这项伟大事业，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已越一个世纪。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作出巨大牺牲。但环顾今日大陆，转型事业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对此无论如何心痛、惋惜，总是必须承认的无情的现实。着急是没有用的，希望胡锦涛摇身一变而推动转型是有害的幻想，盼望刘亚洲们挺身而出领导转型是天真的幼稚，必须依靠自己，而且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开拓前进。一切空话、大话少说爲佳。

（2006.1.15）

－－转载自《议报》第234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