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清华女生铊中毒事件持续发酵

11年前，清华才女朱令离奇铊中毒，从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女生到今天只能依靠年迈父母维持生命，这起悲剧无时不牵动着人心。

朱令的父母认定此案是“蓄意投毒”，“最大嫌疑人”就是女儿同宿舍的女生孙维。继去年12月30日，孙维首度在网上公开声明，否认外界关于她是清华唯一可以接触到铊的学生的焦点问题，1月13日，孙维再次在网上发表申明，表示已委托家人要求警方重新侦查此案。

十多年来，对此案的争论和质疑从未停止，发展到今天成为网络焦点，论坛上的讨论如潮水一般，是非真相，扑朔迷离。在证据可能已经被毁坏的情况下，真相能否重现？

“嫌疑人”父亲称冤

1月9日，孙维委托家人向警方申请重新侦查此案。 据新闻晨报报道，孙维的父亲称：“孙维是完全冤屈的，她是彻头彻尾的冤枉，现在更冤枉！”

而朱令的母亲朱明新说：“他父亲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根据我现在掌握的信息判断，我只能把孙维列为最大嫌疑人。”朱明新指出 ：一，当年清华大学曾经向她证实，“孙维是校内唯一有机会接触到铊的学生”；二，“检验结果证明，朱令是先后两次铊中毒，而第二次中毒地点就在宿舍内”；三是朱令父母向警方报案后没几天，朱令住过的宿舍就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窃案，唯一丢失的是朱令曾经用过的一些洗漱用品。“我们怀疑凶手在消灭投毒证据。”

“根据这些我没办法不怀疑孙维，当然我也希望不是她，但我一定要把真正的凶手找出来。”朱明新说。

朱令母亲：毒害朱令的嫌疑人范围非常小

朱令母亲朱明新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说，十多年了她始终不知道孙维在哪儿，不理解为什么这时候她出来澄清自己。朱明新表示：1995年的时候警方告诉我们说，“只剩一层窗户纸了”，但后来也没有太大进展。1997年4月，一名老警察分析，什么人可以投毒，什么人可以接触铊盐，那时才隐约知道孙维是朱令中毒案件的嫌疑人。朱令的舅舅就给她打电话，希望可以沟通，希望可以排除她投毒的嫌疑，但是她父亲拒绝了，她父亲说，既然警方已经开始调查了，我们两家就没必要再做沟通，除非警方在场，否则不做任何沟通。在打过电话后，朱令就开始怀疑孙维是凶手的可能性了。

对于孙维在网上的申请，朱明新认为是她本人写的，并且指出：孙维的声明里面很多东西，比如她说“朱令的家人在没有任何根据的前提下，到处宣扬我是嫌疑人”，这很像她说话的一贯作风。还有她的声明中说我们曾在1997年向国家领导人写过信，这是真实的，我们确实写过，但我很奇怪，她似乎清楚我们信中的内容，她如何得知的呢？

对于孙维驳斥她不是唯一能接触重金属铊的人，朱明新表示：铊这种稀有金属，懂得的人是很少的，如果不是很懂化学的人根本不知怎么使用，不知道用多少，比如北大那次铊中毒事件，也是学化学的学生，在使用铊时，他还称量过。即便是清华实验室管理不严格，但不知内情的外人也根本不会知道，怎么会贸然闯入实验室，而且不了解实验室的人又怎么知道去哪儿找铊盐。因此毒害朱令的嫌疑人范围是非常小的。

部分调查资料在网络公开

朱令在清华的照片

中毒前后

2006年1月13日，北京初降一场瑞雪，冬日煦暖的阳光洒在窗台上，几盆小红花静静绽放。

轮椅上的朱令，睁大了眼睛看着窗外，阳光亲吻着朱令长长的睫毛，但事实上，朱令的双眸已看不见任何风景。

在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和母亲朱明新眼中，女儿的“铊中毒”征兆并不明显，11年了，朱令父母早已两鬓斑白，但他们一直心存疑惑：“能致人于死地的铊盐是如何进入女儿体内的？究竟是谁将铊盐放入了朱令的食物？”

在朱令北京的家中，朱明新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了朱令中毒前后的几个关键性的时间点和细节：

1994年11月24日，朱令21岁生日时，吴承之专门请宝贝女儿到外面吃饭，吃了几口后，朱令就跟父亲说肚子疼，“难受，吃不下”。

那段时间，朱令一直忙于准备学校的“一二•九”演出，身为清华大学民乐队重要成员的朱令特别看重这次演出，“她表现得很兴奋，还给我和她爸爸拿了几张演出票，让我们去看”，朱明新回忆。同时，朱令开始“比较多”地掉头发。

12月11日晚，在北京音乐厅，吴承之和朱明新夫妇观看了清华大学民乐队的专场演出，朱明新清楚地记得：金碧辉煌的音乐厅里，白上衣、黑长裙的朱令端坐台上，熟练弹奏古琴独奏《广陵散》，之后，朱令还参与了乐队的几个合奏节目。

因为事先知道女儿身体不舒服，朱明新隐隐地感觉到朱令表演时一直在“坚持”。演出结束后，朱明新专门到后台找女儿，那时朱令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朱明新劝她回家，但朱令坚持要将道具运回学校，表示要“跟大家一起回”。

清华大学民乐队一位老队员事后回忆：“演出完后，在清华南门某餐厅的庆祝朱令没有参加，这时才听说朱令已经3天没吃饭，完全靠自己坚强的意志完成了所有演奏。”

第二天，12月12日，朱令却独自回家，她告诉母亲，“肚子疼得受不了了”。

12月23日，朱明新将女儿送到北京同仁医院诊治，这天，朱令的一头长发全部掉光了。

在同仁医院消化科治疗的一个月时间内，朱明新晚上打地铺陪女儿，朱令“肚子疼得整夜都睡不着”，且腰部长出“带状包疹”，去照片子时已经需用轮椅推着。因为放心不下拉下的课程和实验，朱令看起来“很烦躁”。同仁医院的医生未查出朱令的任何病因，只给她开了氨基酸等消化类药物。1995年1月23日，朱令出院。

1995年2月20日，新学期开学，朱令坚持要上学。

“那年过年后朱令上了几天课，很奇怪，她戴了个帽子，我们才知道她脱发了，后来才知道她生病了，但却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2006年1月14日，朱令在清华物化2班的同班同学李现平告诉记者。

接下来的两个礼拜，除周末回家一次外，朱令差不多有8天的时间呆在清华校园内，她“走路已经有些困难”。朱明新很担心，其间几次跑到清华看望女儿，朱令宿舍给朱明新的印象是“挺乱，水杯随便放在桌子上”。

这时的朱令，大多数时间是呆在宿舍温习功课、准备补考，早餐吃家里带过去的壮骨粉、面包，每天跑到乐队同学那里用电炉热家里带过来的瓶装中药。朱令在电话里跟母亲说：“乐队同学要帮我打饭，我不要他们帮忙，我自己打饭。”

一直到1995年3月3日，朱令再次独自回家，当时的朱令又长出几厘米长的头发，她告诉母亲“全身都疼，最疼的是脚”。朱明新大惊，带着女儿先后到北医三院、北京医院看病，在没有疗效的情况下，又带着朱令去北京协和医院挂了专家门诊。

3月9日，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给朱令看病，李舜伟告诉朱明新，朱令的症状“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了”，他建议朱明新赶紧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与卫生职业病研究所专家张寿林处做鉴定。张寿林其后与李舜伟会诊，高度怀疑朱令是“铊中毒”。但因条件限制，朱令没有做铊中毒鉴定，而是在协和医院急诊室一边观察一边等待住院床位。

3月15日，朱令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病房，她重新长出来的寸许短发再次全部掉光。

记者查阅了朱令当年在协和的病例，得知协和方面对朱令入院时病情的认定为“脱发、腹痛、关节肌肉痛3个月，双下肢远端疼痛7天，眩晕3天……患者于入院前3个月(1994年12月8日)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为持续性隐痛伴阵发性绞痛，3个月后出现脱发，双肩、膝关节酸痛”。

朱令两次中毒紧急住院后，协和医院医生询问清华大学化学系老师有关朱令在清华就读期间接触过实验药物的情况，老师填写了一张实验药物清单子交给医生，证实朱令未接触化学毒品。清华大学化学系的一位老师也告诉朱令父母，清华的化学毒品管理很严，两个人拿毒品柜的钥匙，同时开方可取出。在协和住院期间，朱令亦对医生否认自己有过重金属接触史。
朱令当年在协和医院的病例显示，初次确诊结果为“周围神经病、肢端红痛症原因待查”。1998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中显示，1995年4月18日，协和医院发布朱令的病情报告认为朱令“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可能性大”。在这段时间，协和医院通知朱令家属，明确表示可以“排除铊中毒”。

1995年3月23日，朱令接受气管切开手术，并做了气胸手术。之后朱令病情一度恶化，3月26日，朱令被送进协和ICU病房(重症病房)，接上呼吸机。两天以后，朱令陷入长达2个月的深度昏迷症状。

4月28日，朱令父母的一个朋友告知北京职业病研究所可以做铊中毒鉴定，他们收集了朱令的指甲、大块掉落的皮肤以及在1994年12月朱令发病时掉落在尼龙运动衫上的头发，并从协和医院收集了血液、尿、脑脊髓等样品，送往北京职业病研究所专家陈震阳处进行化验。

记者看到的一份当日由陈震阳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尿液中铊含量275微克／升；脑脊液铊含量263微克／升；血清中铊含量31微克／升；毛发中铊含量532微克／升；指甲中铊含量22824微克／升(北京地区人群尿中铊含量为0－5微克／升)。”

据此，陈震阳认定朱令病因缘于铊中毒，且是两次中毒，不是自杀就是他杀。陈震阳告诉朱明新，铊盐无色无味，“搁在面包里都察觉不出来”。

当天，协和医院开始用普鲁士蓝为朱令排毒，曾担任过朱令复健医生的北京复兴医院全科医学科医生胡海鹰告诉记者，铊离子容易和细胞上的蛋白酶结合，价格很便宜的普鲁士蓝是一种普通的染料，它能很快将铊离子置换出体外。

“太晚了，这时已是令令中毒后送进协和医院的第50天了，铊中毒已经侵害了她的神经系统，给她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朱明新说。复杂离奇的朱令事件

一个权威的铊中毒鉴定找出了朱令5个月间两次发病的原因。

“在这之前，我们的心思都放在拯救女儿身上，鉴定结果出来以后，我们马上报案。”吴承之说。

朱明新告诉记者，4月28日当晚，朱令父母通过朱令舅妈找到时任清华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薛方渝教授，朱令舅妈在薛方渝家提出报案的要求。薛方渝教授当即请示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贺美英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请示后薛方渝立即打电话向兼任

次日早晨，朱令的舅妈又与薛方渝教授联系，要求立即迁出同宿舍的同学以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薛方渝教授表示，迁出同学有些困难。

一些蹊跷的事情在发生。

在朱令住院不久的1995年3月底，朱令的一名女同学给吴承之打电话，告诉他“朱令还剩下的面包，我们几个分了吃了”。“很明显，有人在销毁证据。”吴承之向记者回忆这个细节时强调。

而在4月28日至5月7日间，朱令宿舍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失窃案”。当天来查看的民警事后告诉朱明新夫妇，钱散落在地上；与朱令联络过的清华一位老师告诉他们，朱令的杯子后来在同学打扫卫生时，在宿舍床底下被发现。

朱明新由此怀疑，“投毒凶手想毁灭作案现场”。

5月7日，朱明新夫妇被清华大学派出所叫去做笔录，由此了解到，朱令一案由清华大学派出所和北京市公安局14处有关人员负责调查。

1997年4月初，北京市公安局一名退休老公安王补专门找到朱明新夫妇，提醒他们作案人应具备的几个条件：在1995年2月20日至3月3日间，能接触到朱令的饮食、起居，能不使朱令察觉投毒；熟知朱令活动规律、生活习惯，掌握投毒的时机和场合；懂得铊盐毒性、毒理；可接触到铊盐；有作案动机；有异常表现。

“在王补的提醒下，我们的怀疑范围迅速缩小了。”朱明新说。她后来想起女儿在出事前曾在谈话中向她介绍过几次好朋友孙维，朱令和孙维因为都是北京人，关系不错，在朱令的介绍下，孙维也参加了清华大学民乐队。

朱令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一个好朋友即使好到特别亲的地步，也总有不好的地方？”“有一次，民乐队的活动临时取消，朱令就去北太平庄的古琴老师处上课，练完后回学校上自习，谁知孙维告诉班上同学，‘今天乐队没活动’。本来朱令在民乐队的活动多，很少参加班级的活动，她自己心里也有压力，这样一来，同学更会认为‘就是乐队没活动，朱令也不愿意参加班里的活动’，朱令感觉很别扭。”朱明新回忆，这样的“别扭”还有好多次。在另一次，民乐队请了音乐学院的老师开课，朱令回家后告诉母亲，孙维跟老师说朱令的音乐水平已经很高、不用点拨太多了，将朱令挤到后排，朱令因此很不高兴。

朱令中毒后，清华派出所公安对朱明新表示：“可以大胆怀疑。”

在近日公布的声明中，孙维对外表示，“想不到1997年4月2日，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14处以‘简单了解情况，只是换个地方’为由从实验室带走讯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1998年8月，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我的嫌疑，他们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和朱令中毒有关。”

这份声明也强调，“1997年6月30日毕业典礼之前，系领导通知我，由于我被公安调查不能发我毕业证书，并让我家人来校谈话。”

谁可以接触铊盐？

“我们在知道朱令中毒后很震惊、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一直有这样的疑问，朱令怎么会接触到铊盐的？”11年来，朱令在清华物化2班的同班同学李现平和朱令的其他同学们一直希望能找到朱令中铊盐剧毒的原因。

北京复兴医院全科医学科医生胡海鹰用“比砒霜厉害几百倍”向记者形容铊盐的危害：“铊盐是一种剧毒性化学物质，无色无味，在食品、饮料里加一点点就能置人死地，不通过专业仪器检测很难发现铊盐中毒。铊盐需要高度保管，不是普通人能从市场上买到或从实验室能得到的。”

在胡海鹰看来，整个北京市能接触铊盐的差不多仅200个人左右，用铊盐的都是科研单位做化学试验或一些化工类项目研究，还有包括清华、北大等一些大型院校一些特殊的实验室。

在朱令周围，谁可以接触到铊盐？

1997年4月9日，清华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朱令父母，与朱令同宿舍的一名女生因帮老师做课题，能接触到铊盐。

2006年1月12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当年指导孙维本科论文的童爱军教授承认，当年自己和孙维因为课题需要都接触了铊盐，但童爱军教授强调：“仅仅说只有我和孙维能接触到铊盐是不对的，当年我只是一名讲师，参与的是一个大的课题组，有其他教授和同学参加这个课题组，而且这个课题组也不止我们清华一家单位。”童爱军教授表示，在朱令事件发生后，她已经跟系里、派出所认真讲述过自己了解到的情况，“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一些细节我也记不清楚了。”

李现平告诉记者，在当时的清华，学校鼓励一些学习比较优秀的、学有余力的本科生提前介入一些教授、副教授课题的研究，当时物化2班有很多同学在参加这些课题，每个人的课题都不同。“高校对化学药品的管理并不严格，肯定有漏洞，管理也是有时松、有时紧，那时做实验时，本系的学生、外系的学生想进实验室去基本上都能进去。”李现平说。

1997年5月，北京大学化学系1994级男生王晓龙向同学江林投下铊盐剧毒，理由是“过去江林与自己关系那么好，现在却不理自己了”。一时间，舆论哗然，同年的7月28日，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备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