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中国辩》(简称《辩》)一文的作法，对共产党来说是反面文章正面做；对他批的对象《谁是新中国》来说，是正面文章反面做；将二者合起来，从实质上来说，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里可有二解：一是打着红旗真的就是目的，反红旗只是事与愿违的客观效果，即毛泽东常说别人而最后落到自身的“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二是打着红旗是手段，反红旗才真正是目的。后者可以说是大陆文人的生存之道。就连名望如巴金者，他说他为了说一句真话也要配上几句假话。看来，事实竟是这样，也真是这样：说假话可以掩护着真话出笼，就等于打着红旗作护身符；而说真话就意味着反红旗，或者说红旗就要反你，总之是很冒险的事情。至于说，“辩”文作者的闷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读者好像是在审视一个没打开的西瓜，只能是隔皮断瓤，带有猜谜的性质。而笔者则是这样判定的：“辩”文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我写这篇读后感，就是在此前提下，谨持被动态度，不再另起炉灶，只是就窝下蛋，做一点儿 “点破”的功夫；差别仅在于是从第一种意义上点破还是从第二种意义上点破而已。
“辩”文把它的30万言，“摘要”归结为三句话：“近两年，一本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于美国的所谓“历史专着”－－《谁是新中国》（英文书名：《Which is the New China－－Distinguishing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在网上悄然弥漫，虽然没见出现“热炒”的火爆场面，但炮制者辛灏年的自我游说，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等鼓吹者的推波助澜，以及一群不明真相者的轻信传播，早已闹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他们或是心怀叵测，或是别有用心，或是对历史无知，用荒唐与谎言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编织着诱人上当的陷阱，麻醉和毒害着心灵纯洁的中国青少年学生，特别是在海外留学的中国青少年学生。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育，投下一颗毒气四散的烟幕弹，在网络世界造成极大混乱，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不满。”
从三句话的总精神中可以破解出：作者是一位《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声嘶力竭的义务推销员，尽其所能地确证该书所展现出的三大特点：内容的真实性冲决中共建筑的谎言大坝；传播的广泛性震撼人心，也震撼了共产王朝的统治根基；风格的创新性使它在诸多历史专着中独树一帜；以及书如其人，从书中透露出作者人品方面的两个特征：屹然挺立与清正廉洁。
让我们来看看：“辩”文是怎样用“欲盖弥彰”作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具体手法，对《谁是新中国》进行明贬实褒、明抑实扬、明拒实迎，而凸现其三大特点的？
一，内容的真实性冲决中共建筑的谎言大坝
最根本的是，从内容上讲，《谁是新中国》是以翔实的史实、无可反驳的逻辑、精确无误的语言、实事求是的态度、标示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共和革命所创建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专制复辟所带来的旧中国”，从而使自己的立论立于不败之地，从而也把中共永远钉死在“开倒车的反对共和革命的专制复辟”之历史耻辱柱上。
我们不必追问：《辩》文的意图是要使中共从耻辱柱上解脱下来，还是要在“批判”的幌子下，切切实实地宣扬《谁是新中国》所揭示的真相和真理，因而把中共钉得更牢？但是，我们很高兴他能大量地引证原文，让大陆读者一瞻原着风貌。
在《谁是新中国》的“内容简介”中，我们看到，鼓吹者有大言不惭的如是地说－－
《谁是新中国》一书是在对世界近三百年历史进行全新探讨和深入剖析的前提下，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总回顾和总辨析。它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所揭露的历史真相，不仅从理论与事实两个方面，对新中国－－ 中华民国，一再遭遇国内外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反扑和颠覆的艰难历史，予以了清晰的论述；还对中国共产党在苏俄的长期命令和直接指挥下，对中华民国实行造反和夺权的行径，及其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于中国大陆全面复辟专制制度的事实，予以了明确的论证；特别是它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所进行的澄清，不仅是对中共史学界和思想界的严峻挑战，而且是对费正清中国现代史观的深深责难。
《谁是新中国》一书在对中国现代历史作了极为严谨的辨析之后，指出，辛亥之后中国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与欧洲前专制国家的民主过渡历程并无二致，为民主过渡的必然历程所使然。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昭示中国民主统一的前途究竟何在，及其与中华民国前途的关系，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书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但又深入浅出、说理绵密。既具有发人深省的理论魅力，又具有冷峻沉雄的论辩风格。作者在初稿完成后，曾应邀在北美一些著名大学和各地侨界作系统讲演，其所一再产生的轰动效应，已经预示着这部崭新的“中国现代史辨”，将使读者和学界瞩目
据炮制者辛灏年在自供状中说，为了这个所谓的“真话和真情”，“一九九四年三月，本书作者怀揣着一个明确但是危险的答案，一个历经十数年不为人所知的痛苦研究才获得的重大成果，和数十万字已经整理好的研究资料，离开了故土，告别了亲友，来到了异国他乡，为的是要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来完成他的著述，来回答历史的种种诘难，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新中国。”
我们又在《谁是新中国》的“祖国大陆友人历史学家谢幼田教授序”中，看到这样的说辞－－
辛灏年先生的著作是理的汇聚。
辛灏年先生的著作是情的凝结。
…………
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的遭遇，不是在那里的血泪中浸泡过的人，永远不能体会其中那地狱般的苦境。毛始终把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的九种人之一，用一切手法要知识分子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睁眼对世界的看法，闭眼对人生的领悟，翻书对历史的见解，心灵对艺术的追求，一切一切，都被这个新式的、超过秦始皇的皇帝所规范。不接受规范者，就要受到商鞅式的刑法处置……
辛灏年先生从文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他以发奋之情，盯住了中华民国史。
他发现中华民国史是一堆糊涂账。
他发现，中华民国的曲折成败，在于“革命与复辟”，在于“专制和民主的反复较量”。找到了这个立足点，他就好象突然站到了一座高山之巅，去俯瞰脚下奔来眼底、又冲向未来的滔滔历史长河。
他的笔就象拍岸的惊涛声，在讴歌、赞美、肯定；在谴责、批判、否定。他的笔，描绘出了许多早已蒙尘的大量史实画卷，找到了现实的许多来龙去脉。
这就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辛灏年先生的历史巨著。
与此同时，我们又在《祖国大陆文友作家郑义先生序》中，看到这样的话语－－
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学著作。
它的出现，将对中国的精神和现实造成震撼。
一九九四年春，辛灏年随身带着这部书的提纲和资料，孤注一掷，从中共军警眼皮下冒险闯关，登上飞向新大陆的飞机。直到起飞，直到飞机跃上万米云空，心情才开始平静。我的生活中也有类似场面，体验着屈辱与正义冲突。虽然是近二十年之老友，我所了解的仅是小说家高尔品，而非历史学家辛灏年。而且勇气和学说究竟是两回事，道德勇气并不等同学说价值。阅罢初稿，方如释重负：一部将改变中国历史的著作正在诞生。
…………
无论公开演讲或私下交谈，辛灏年先生都一次再次强调，倘若没有大陆学者反思历史在前，他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此乃肺腑之言。因为无论这个时代在权力与金钱的交相诱迫之下已经堕落到了何种地步，总有人秉承着“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古训侧身战斗，辛灏年无非是其中之一。因此，本书既是辛灏年的著作，也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群体智慧的结晶。
黎安友扯出“正名”的破旗，以售其奸，大肆宣扬西方的所谓“民主”，为孙中山先生的叛徒、人民公敌蒋介石及其代表的腐朽没落阶级，摇旗呐喊，招尸还魂。黎安友在《谁是新中国》的“美国友人黎安友教授序”中写道：
虽然他的著述基于非常广阔的研究，是一部十分严肃的学术著作，但辛先生对于主题的处理却体现了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爱国的中国人，而非仅仅是一个独立学者的风格。他希望能够识别那些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曾帮助推进民主进程的演员们，和那些曾破坏与阻止民主进程的演员们。要做到这一点，首当其冲的便是象孔夫子所说的“正名”。即：什么才是民主？辛先生不相信象“民主专政”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他认为这只能是纯粹的独裁。相反，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才是民主的思想。辛先生把自己与那些具有中、西传统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家们，那些总是谴责蒋介石遗弃了孙中山价值的历史学家们区分了开来。甚至辛先生还争辩道，正是蒋介石与无数反对者的斗争，才保全了民主和民主的艰难进程。虽然后来他输给了共产党，那是因为孙中山和他自己的错误策略所致。当然，最根本的失败原因，还是由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
辛先生献身于写作，却不是一个活动家。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指明真相，从而使得自己的人民、特别是年轻人，能够推动这个国家在未来走向正确的方向。
读者诸公不要以为黎安友会真的相信辛灏年的连篇鬼话，认为“曾挣扎在生活里，却坚持自学和写作”的辛灏年，“不仅成了一位作家，而且成了作家中的一位学者”，“一方面努力钻研和解读现有的研究著作，并设法去接触、了解和收集那些不准许公开的历史资料；一方面怀着兴奋的心情，热切地关注着中国大陆史学界和民间，因偶然的机遇所发动起来的历史反思潮流，及其新成果；一方面又为着揭开历史问题的症结，而对他在年轻时代曾独自学习和研究过的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欧洲民主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历史，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革命的影响，进行了独立的再研究和再探索”。“从此，他开始了对历史真相的探求”，“终于能够把他的思想用于写作上”，“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要把自己所发现的历史真实写到纸上以公之于众的使命”
否！黎安友未必相信辛灏年就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家，也未必相信《谁是新中国》就是一本史料翔实、论据充分的“历史专着”。但是，黎安友相信一点，那就是，辛灏年和他的所谓“杰出的历史学著作”，有了美元这个“坚挺的后台”，完全可以使本已处于混乱的中国思想战线，更加混乱；使迷惘西方的某些中国年轻人，更加亲美！
“辩” 文大篇幅地引证了正面的意见，这些意见就是《谁是新中国》一书内容的主干和基本的精神，至于说，作者差三隔五加入的骂大街式的旁白，很像是“摘要”中提到的“烟幕弹”我以为他是把烟幕弹投向共产党的，可别让它掩住你的耳目。这一点，读者务必加以注意。如能把它当作惯例，就无需再处处提醒了。这时，我似乎觉得他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试看，能否从下例中得到验证？
《谁是新中国》的主旨是确立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华民国是新中国。
创业不易，守成更艰难；历史重任落到了在内忧外患中继承先生遗志、捍卫辛亥革命成果的蒋介石先生的肩上。蒋先生的历史功劳，人皆曰：一北伐，二抗日；我独曰：此乃第二位者也。第一位是什么呢？是把孙中山先生对苏俄及中共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堪称真知灼见的更高水平。孙先生只看到列宁开的一张“废除沙俄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特权”的空头支票，而没有机会看到它为继承沙俄特权而进行的军事侵华战争及中共“武装保卫苏联”，而不是“武装保卫祖国”，而却是“武装背叛祖国”。蒋先生从对苏俄的考察和对中共打交道中，如毛泽东所说，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功夫，把对苏俄和中共的认识，由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至今为越来越多的人佩服其真知灼见，并为今后的反共复国(新中国)大业指明道路。这里不能不提一句连毛泽东也只得承认的话语，这就是“社会帝国主义”和“俄国亡我之心不死”。
蒋先生被共产党刻意歪曲得面目全非，大陆史学家做了很多正本清源的工作，我们从恢复“中山舰事件”的真相说起
辛灏年正是这样“谣言世家的子弟”，他用造谣和谎言为人民公敌蒋介石涂脂抹粉，树碑立传，但却使中国人民更加认清了蒋介石人民公敌的“庐山真面目”。
我们不必去花费大量的篇幅，叙述那些早已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历史事实，在这里仅举一个“中山舰事件”为例，看一看辛灏年这个“谣言世家的子弟”，是怎样的无法自圆其说。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里，对“中山舰事件”做了这样的说词－－
“中山舰事件”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也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对苏俄与中共“挖心战术”的第一次公开大反击。由此国民党乃得救，由是共产党则注定了它在一九二七年失败的命运。是故，国民党称之为“蒋中正救党”，共产党则从此对蒋介石恨之入骨。
七十余年来，国共两党对“中山舰事件”各执一说，中外史家更是莫衷一是。用相互指责的办法既不能诚服众心；用索引与考据的研究亦难使双方党人悦服。在中国大陆，中共历史学家乃众口一辞，以党言为立言……在中国台湾，随着言论由小限制走向大开放，对这一历史事件早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论是国民党的铁杆忠臣，还是某些要“淡化历史”的史家，他们对该事件的研究与判断，仍然和中国大陆颇多区别。为此，笔者将根据国共双方和两岸史家对中山舰事件的看法，并从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后果出发，以寻求历史的公正结论。
辛灏年“寻求历史的公正结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他自己的注解。辛灏年在这一节的末尾写道－－
总而言之，如果中山舰事件纯属苏俄、中共和汪氏要“倒蒋”的共同阴谋，则这个阴谋却逼出了一个“中国国民革命的正面效应”，达到了蒋介石能够借机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退一万步而言，如果中山舰事件完全为蒋介石一手制造，则它无非是蒋介石在万般凶险之下，为自卫救党和保卫中国国民革命而厉行的一个手段，则同样达到了反击苏俄僭权和中共篡权的目的。因此，不论中山舰事件事出何因，何人，它发生的背景与后果，都证明了这个事件的历史效应是正面的，而非反面的；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是前进的，而非倒退的，是革命的，而非反动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抵制和反击苏俄及中共对它实行诱逼的第一次大成功。由是蒋氏的功绩才理应为之一赞。
辛灏年虽然对“中山舰事件”莫衷一是，但他却对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屠杀共产党和革命人士供认不讳，而且公然把蒋介石这一反革命罪行，说成是“蒋氏的功绩”。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时至今日，辛灏年对“中山舰事件”仍然是“兴趣不减当年”。
2002 年2月，中国大陆学者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出版，辛灏年之流如获至宝。先是台湾《传记文学》2003年4月号发表署名段干木的《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大陆一流学者为蒋介石翻案》的所谓“书评”。紧接着，辛灏年就在自己主编的《黄花岗杂志》2003年第5期上发表了署名朱有道的《大陆著名学者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一文。这一回，辛灏年之流仍然采取“谣言世家子弟”的造谣把戏，对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进行 “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强人就己的‘书评’”。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谣言世家子弟”辛灏年之流的所谓“书评”，看他们是怎样地“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强人就己”。“书评”如是说：
近年来大陆史学界中有识之士在“再现历史本相”方面有了振聋发聩的创建。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杨天石教授推出的《近史探幽系列》，便是拨乱反正的佼佼者。他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蒋介石日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有的大量胡汉民晚年往来本刊函电以及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中发觉，在大陆以往的史学著作中“许多人物面目走形，许多事件云遮雾绕离真理过远”。
…………
中山舰事件 蒋公蒙冤七十五年
（七）中山舰事件七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共丑诋蒋公的一个重要话题，所有的大陆历史教科书都说“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命令海军局调派两艘军舰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率舰于次晨到达黄埔。廿日凌晨，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然杨天石教授以大量史料，包括中共元老包应僧、陈公博、张国涛等人回忆录、季方报告、黄珍吾报告、欧阳钟报告、陈孚木回忆录等等查明，蒋公根本没有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过调舰命令，矫蒋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幕后主使人是西山会议派、广州市政委员长伍朝福、孙文主义学会这三方面，而欧阳钟的后台是其叔、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是“欧阳格与王柏龄定计，一面唆使侄儿矫令，一面向蒋公谎报李之龙谋叛，其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事后，蒋公查出事涉欧阳格，即下令逮捕，一九三七年欧被蒋公下令处决。事发时，蒋公日记表明，他以为系汪精卫摆布与陷害，欲让李之龙出动中山舰绑架他。事件真相大白后，蒋汪之隙已成，且绵延十一年，其间蒋汪时分时合，最后导致汪氏投敌叛国。（编者按：杨教授在这里可能因不便揭露苏俄和中共的幕后行径，而只能将策划中山舰事件的责任点到欧阳等人为止）。
人们不禁要问：辛灏年一干子“文化掮客”，为什么寡廉鲜耻到连起码的职业道德也不顾，厚颜无耻地公开造谣？其险恶用心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网络时代媒体传播广泛而迅速的特点，造谣生事，歪曲和篡改作者原着，把作者拉下他们的浑水，让作者“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以分裂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实现他们“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罪恶政治目的！但是，有着清醒头脑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未上过他们的贼船，成为实现他们罪恶政治目的牺牲品。《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的作者杨天石，不得已奋起反击，给 “谣言世家子弟”辛灏年之流当头棒喝。杨天石在《关于拙着〈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光明网•博览群书》2003•10•07）中义正词严地驳斥道：
先是台湾《传记文学》4 月号发表段干木先生的“书评”，评论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以下简称拙着）。该文题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大陆一流学者为蒋介石翻案》，此后，美国《黄花岗杂志》第5期又发表《大陆著名学者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一文，署名香港朱有道，而内容则与台湾《传记文学》所刊完全相同。由于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断章取义，强人就己，并且借题发挥，进行政治攻击，已经超出了“书评”的范围，并且严重歪曲了我的著作，其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对我进行恶意诬陷，我必须据理驳斥，以正视听。“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
兹依历史事件先后，从几个方面揭示“书评”的歪曲，同时说明拙着的真相。
一、关于中山舰事件。拙着旨在还原历史真相，澄清各种谬误不实之词，揭露此次事件虽发端于西山会议派的挑拨离间，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有其必然性。
中山舰事件发生于1926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当年3月18日深夜，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共产党员、时任海军局代局长的李之龙即派中山舰及宝璧舰应调。但是，当两舰由广州开到黄埔军校后，却发现并无调舰之事。20日晨，蒋介石下令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五十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监视苏联顾问。此后，蒋介石在许多场合，即声称中山舰的调动，系李之龙“矫令”，目的是将他强行绑架到莫斯科，属于共产党和苏联方面的阴谋，而1949年以来大陆历史学家则普遍认为，调舰命令为蒋介石所发，是蒋的阴谋。事情的真相如何，一直是个谜团。
拙着根据大量扎实、可靠的资料指出：1、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季山嘉（苏联顾问）无关，也与中共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显然不能成立。2、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 3、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拙着115～116页，以下仅注页码）。其原因在于国民党右派想“拆散”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团结局面，挑拨国共关系，“使共产党和蒋分家”（121页）。拙着特别着重指出：就蒋介石误信右派谣言来说，中山舰事件有其偶然性；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来说，又有其必然性（127页）。“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129页）
拙着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论述大体如上。但是，在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中，却专门写了一段“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蒙冤七十五年”，作为拙着为蒋介石“翻案”的有力证据之一。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吗？
…………
六、结语。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断章取义，自取所需，强人就己，无中生有，严重歪曲了拙着的面貌。其各种观点，均系“书评”作者的观点，与拙着无关。“书评”还有一部分政治攻击的内容，相信明眼人均能看出，那是“书评”作者某种情绪的发泄，与拙着更没有任何关系。拙着是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读者如有不同看法，可以提出讨论以至撰文公开批评，这是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但是，连拙着都没有读，就恶意诬陷，借端煽动，就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了。
尽人皆知，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山舰事件”，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赘述“中山舰事件”的始末。辛灏年之流大打“中山舰事件”牌，其目的也不是为了进行历史的考证，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反共反人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辛灏年之流，为了达到自己歪曲和篡改历史，替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动势力翻案之目的，到了何等无耻的地步！但是，为早已成为历史垃圾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翻案，并不是辛灏年的目的，他的目的是通过为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翻案，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历史，从而在中国实行他们的所谓“民主”制度，即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辩”文引证三人(杨天石、朱有道、辛灏年)、两刊(《传记文学》、《黄花岗》)、一网站(光明网。博览群书)的言论，洋洋洒洒，千言万语，其实最要紧的只是杨先生的一句话：“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这是最主要之点，最根本的事实，是事实中的“大者”。我想象杨先生说这句话的时候，脑中可能会出现孟老夫子说的那句话：“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特别是，其它所有的大量的关于因果的逻辑推理，都绝对地必须以它为“大前提”，否则，只能是鬼话连篇。杨先生又说：“1949年以来大陆历史学家则普遍认为，调舰命令为蒋介石所发，是蒋的阴谋。”这和《书评》所述－－中山舰事件七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共丑诋蒋公的一个重要话题，所有的大陆历史教科书都说“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命令海军局调派两艘军舰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率舰于次晨到达黄埔。廿日凌晨，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不是如出一辙吗？中共竟能把“拙着根据大量扎实、可靠的资料指出”的“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篡改为“调舰命令为蒋介石所发，是蒋的阴谋”
这里有一点必须一口咬死，绝对明确，是丝毫也不许打马虎眼的：既然没有调令，你这个共产党员舰长李之龙擅自调舰，诉诸军法，该当何罪？。换上任何一个统帅也不会比国民革命领袖蒋介石更胸怀磊落、郑重严明！而共产党竟寡廉鲜耻到连起码的职业道德也不顾，厚颜无耻地公开造谣：“调舰命令为蒋介石所发，是蒋的阴谋”而这正如“辩”文所指出的：“同时也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育，投下一颗毒气四散的烟幕弹。”毒害了几代中国人，至今仍是毒雾弥漫。用系统的谎言掩盖历史的真相，把中国人民自己的民族英雄诬蔑为卖国贼，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诬蔑为新军阀、反动派，而把认贼作父、祸国殃民的大灾星硬捧为大救星。害得辛灏年刨新中国的祖坟在中国找不到，还得到俄国和德国去刨。
让我们来看看“辩”文是如何装着穷凶极恶，对此义愤填膺，发出一系列破口大骂的吧！－－
我们不必去花费大量的篇幅，叙述那些早已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历史事实，在这里仅举一个“中山舰事件”为例，看一看辛灏年这个“谣言世家的子弟”，是怎样的无法自圆其说。
人们不禁要问：辛灏年一干子“文化掮客”，为什么寡廉鲜耻到连起码的职业道德也不顾，厚颜无耻地公开造谣？
尽人皆知，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山舰事件”，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赘述“中山舰事件”的始末。辛灏年之流大打“中山舰事件”牌，其目的也不是为了进行历史的考证，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反共反人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辛灏年之流，为了达到自己歪曲和篡改历史，替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动势力翻案之目的，到了何等无耻的地步！
读者会发现，在“骂人”上也是可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同时也都会看透，谁才是这个被骂为“谣言世家的子弟”，一干子“文化掮客”，为什么寡廉鲜耻到连起码的职业道德也不顾，厚颜无耻地公开造谣？歪曲和篡改历史到了何等无耻的地步！等等等等；当之无愧的受主？非他也，乃把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的中共也。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凡是骂辛灏年的话，都是骂共产党的，同时你也无法不感叹作者打着红旗反红旗手法之纯熟！
尤有甚者，“辩”文说的“尽人皆知，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山舰事件’，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历史事件。”问题在于，“早”在何时？是在杨先生的“拙着”发表之前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下面骂的“辛灏年之流大打‘中山舰事件’牌，其目的也不是为了进行历史的考证，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反共反人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辛灏年之流，为了达到自己歪曲和篡改历史，替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反动势力翻案之目的，到了何等无耻的地步！”就是骂在杨先生身上，这也正好是杨先生自己指出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对我进行恶意诬陷。”的内容。如果杨先生站出来说：“在这一点上，我就是要替蒋介石翻案！”这是既合事实又合逻辑的。也是站在历史的唯一正确方面进行的拨乱反正工作。至于说“拙着特别着重指出：就蒋介石误信右派谣言来说，中山舰事件有其偶然性；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来说，又有其必然性（127页）。”即便杨先生这个主观推断是100%的正确，也只是对事态发展的预测，也不能代替，更不能否定当下这个铁的事实。而激怒那些“别有用心” 的极左顽固派的，就正是这个铁的事实。这既是如同破案掌握到铁证如山，又像抓住了阴谋家的魔爪；任极左顽固派因为被刨了祖坟而驴踢马跳、咆哮如雷，我们就是要，咬定铁山不放松，立意原在破案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历史终于还了蒙冤75年的蒋公以清白！气死苍蝇未足奇。
杨先生对《书评》的态度，也不能说是公允的，难道曹雪芹能对《红楼梦》的书评或“见淫”、或“见排满”……横加指责吗？更何况朱先生的《书评》对于“拙着”来说并不离谱呢！再者，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强人就己”，其界定也是无法衷于一是的。我敢这样说，在古今中外的所有书评中找不出一篇不涂上评者主观色彩，即一点儿也不强人就己的文章。不信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大作即为本地风光。但我们完全理解杨先生是出于“余不得已也。”的处境。至此之前，在《书评》提到“中共党史与理论权威胡乔木生前赞誉《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的时候，《黄花岗》杂志加编者按：“这在杨天石教授虽为‘不得已’，在胡乔木则为再一次有心误导，以为中共开脱历史罪责。”杨先生在这里证明，《黄花岗》编者先前指出的“不得已”，实在是有先见之明。另一条按语：“杨教授在这里可能因不便揭露苏俄和中共的幕后行径，而只能将策划中山舰事件的责任点到欧阳等人为止。”我认为，迟早有一天也会被证实是有先见之明的。
经《谁是新中国》证实的一个最本质的真实，就是证实了共产党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同时也是实现了的一个目的，就是复辟旧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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