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7月江泽民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不仅再也无法正常修炼了，而且我的人权遭到了严重侵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早晨，我和我的先生饶卓元一起到了广州市政府、省政府上访，回单位后，单位领导多次给我施加压力，要我交法轮功书籍，不许在单位炼功学法。后来也有广东省卫生厅来人向我施加压力。
由于我先生一九九九年九月七日到北京上访，十四日回单位，十六日晚上海珠区新港西路派出所（位于广州市新港西路142号5幢）姓林的恶警到我家，骗我和先生到派出所说说话，在去派出所的路上我下了车，我先生被强行绑架到位于海珠区沥窑的海珠区第一看守所，非法拘留十五天。那年我女儿才一岁多。在海珠区看守所，我冒着大雨给我先生送衣服，他们不给见，期满十五天，我到看守所去接我先生，他们说法轮功的到期也不能放，吸毒、抢劫犯都可以放，我很失望的只好回家等消息。至到十月五日我先生被放回家后，才知道期满十五天后我先生又被非法关押在位于海珠区新港西路152号的广东省轻工学院招待所。
二零零零年七月三日，我先生在单位正常上班被无辜强行绑架到江村精神病院，非人折磨达五十四天之久，受尽了欺凌侮辱，精神和身体的摧残。在这五十四天期间没人告诉我，我的先生在哪里，直到二零零零年八月二十五日，饶卓元被放回来后，我才知道他被关押在江村精神病院。在江村精神病院遭受迫害后，饶卓元由一位优秀的食品监督员被贬供应室洗瓶子，工资被扣留，每月只发给700元，后来又降到380元。
二零零一年九月四日，我先生饶卓元突然又被所在单位广州市防疫站，绑架到臭名昭著的广州市法制学校（广州市白云区槎头西洲北路56号）强行洗脑，我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去探望爸爸，女儿在那哭着喊着要爸爸回家，但失去人性的恶警还是不放人。我再次到广州市防疫站、广州市卫生局去要求他们还我丈夫的自由。由于家里经常被610干扰，使得我母亲精神病复发，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晚上饶卓元被释放回家。饶卓元回家后610又派人在我家必经出口守着，为了避免再遭迫害，饶卓元被迫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连家里的电话都不敢打，他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直到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广州海珠区新港派出所的一位员警打电话叫我去看我先生，我才知道他又遭难了。在这期间他一直绝食抗议，体重由68公斤减到35公斤，整个人完全变了模样，只剩下皮包骨头了，由于在劳教所医务室打滴点都打不进去了，于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被送到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的司法医院，在那里待了两天，司法医院的医生强迫家人写保证书，以保外就医的名誉，我把我丈夫抱回了家，当时他已法走动了。回家后，家人见到都认不出来了，小女儿害怕的躲到大人的身后，好久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人是以往的爸爸。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九日饶卓元在家养病期间，海珠区610丧心病狂，教唆我单位广东省口腔医院人保科科长黎绮和，骗我到六楼办公室，我上去后，他们说没有办法保我了，这次得让恶警绑我走了。当时已有四个恶警分别在六楼的电梯口，楼梯口守住了。当时我想走脱，不想让恶警绑架走，但所有的通道都被恶人堵住了，我要走就只能跳楼了。当押我到一楼停车场时，我又想跑又被恶警等抓住了，当他们硬塞我上车时，我大声的揭露他们的邪恶。当时在停车场有几十个人围观，其中有一位是我的病人，这位病人到我科看病告诉了我科室的同事他们才知道我被绑架了。就这样我身穿着白大褂，头戴着白帽子，被强行绑架到位于广州市江燕路海富花园里的海珠区昌岗街派出所关押了24小时，这24小时内一共有十几位恶警来审问我。他们叫我坐在专门审犯人的带有手镣的椅子上，我说我不是犯人，我是修炼“真、善、忍”的道德高尚的人，我不应该坐那椅子。到了晚上11点时，有一些穿着便服的人拿了一张照片来好象是在检查什么的(因有一次我到一个社区去派发法轮功的真象资料时被十几个人抓住了，并把我锁在防盗门里面，其中有一个恶人还把我的右脸抓破了，那个社区可能有摄像头所以把当时的情景摄下来了），并报了警，在警车来抓我之间，我机智的走脱了。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日，我被送到位于广州大道南16901694号“何贵荣夫人福利院”九楼的海珠区法制学校强行洗脑。洗脑班对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进行“洗脑”，如强迫看“天安门自焚”，“傅怡彬杀亲”诽谤我们师父，对法轮功进行栽赃陷害的录象电视，以及其他诬衊、攻击法轮功的文字材料；还用“不转化”就得送劳教的话来威胁我，企图从精神、思想的各个方面来摧残我，压迫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并指派专人对我进行24小时的夹控监视，并限制不能走出房门半步。后来又把我换到“单人房”，只有吃饭的时间才能看见人。在我被关押在洗脑班期间，一直都不让我先生来看我，我婆婆来看我也被恶警李清华挡住不让看。在我被关押期间我的家人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我二哥、三哥千里迢迢来洗脑班看我，我母亲在家里没人帮她洗澡、做饭，我女儿也很难见到妈妈，侄子侄女怕我失去工作到我单位去要求放人，洗脑班还强迫我家人每天给他们一百元人民币。直到我先生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再次被广州市610，天河区610，海珠区610和广州市第一劳教所的恶警，到家里强行绑架到花都赤泥第一劳教所后的第三天，不法人员才把我从洗脑班放回家。
我先生再次遭绑架后，我和家人强烈要求去见他，却被海珠区610拒绝了，一直见不到身体刚刚才恢复过来一些的儿子，又遭恶警绑架，年老的婆婆心里实在放心不下，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我婆婆亲自到赤泥劳教所要求见见饶卓元，但是，赤泥劳教所的恶警却欺骗我婆婆说饶卓元到其他地方交流去了。母亲只能伤心的回到广州……
其实在六月二十六日饶卓元已被送到花都市人民医院（位于花都市新华路），但是我和家人一直不知道在饶卓元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下午，由海珠区610、海珠区洗脑班的负责人李瑞民、海珠区610办公室主任余强通知我的单位，单位派了人陪我前往看望我的丈夫，当时并不事先告诉我情况直到车开到了花都市人民医院，我的心突然搁噔一下，感到情况不妙。
进入花都市人民医院，该院院长、骨科魏主任、花都劳教所的周所长和恶警何桂潮介绍情况，何桂潮说饶卓元当时的情况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说是饶卓元自己从七八级楼梯跳下来，仍后又自己站起来撞到墙上，才造成饶卓元的第五颈椎粉碎性骨折。当时骨科魏主任手上拿着说是饶卓元的CT片给我看，我看到在第五颈椎那个地方有一块碎片，插在那里，按照医学的正常角度来看，饶卓元从楼上摔下来后，已经造成第五颈椎粉碎性骨折了，会造成颈椎以下的全瘫，不可能再站起来又去撞墙，不可能有这个动作了。可见，恶警何桂潮在说谎，在掩盖着他们那些不可告人的事实。饶卓元在劳教所里最了解他的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张文学解教后曾来找过我，说饶卓元在劳教所里出事后情况不是很严重，是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给迫害成这样的，这点可以从饶卓元送医院还可以讲话，医生、护士、员警不让我去看，等到处于昏迷状态时才让我去见，可见他们有不可告人的丑事。当我见到饶卓元时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但他不停的在流眼泪，他的右耳周围连同颈部的四分之三都瘀血、肿胀，手和脚都有被重物击打过和擦伤过的痕迹，头顶有一个血肿，后来发现其实头部已有两个血肿，由于我第一次在医院看到他时，在做头部牵引，所以不敢移动头部，直到二零零二年七月底，我才发现饶卓元的后脑勺还有另外一个血肿的伤口，当我责问责任医生并要求看病历时，责任医生当时就慌得语无伦次，无言以对，并拒绝让我看病历，这是什么道理呢？！在花都人民医院住院过程中责任医生对我说：饶卓元的病情内环境越来越好，没有发生感染，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二零零二年八月五日晚上八时左右，花都市人民医院的院长通过海珠区610人员通知我及家人，说饶卓元已故，当时他年仅三十四岁。
在我先生受重伤住院到火化期间，淋沥尽致的表现出了海珠区610那些丧尽天良的恶人的邪恶嘴脸，表现出他们的狡猾和奸诈。在我先生去世后，海珠区 610的女干警温春兰还厚着脸皮到我的单位去，教唆我的领导对我进行歧视和诽谤。长期对我家电话、手机监控，派人跟踪盯梢。二零零五年二月十二日，我把我先生受迫害的情况发到了明慧网，四月份，海珠区洗脑班的负责人郭广庭等，又到我单位来恐吓我。两天后，海珠区610的余强、温春兰等来找我谈话说要我配合他们的工作，那架式就是又想把我骗上办公室，像上次那样绑架到洗脑班去，由于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坚决不配合他们，我当着我二十几位同事、三十几位病人的面，当众揭露他们的邪恶，并要求他们给我补偿害死我先生的损失。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持续对我的精神迫害使得我记忆力下降，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为了摆脱迫害，我决定逃离虎口，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终于离开了中国大陆。
我的遭遇，只是中国大陆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的一个缩影，他们为了坚守信仰仍在遭到残酷迫害，被酷刑折磨，失去了一切基本人权甚至生命。作为有幸来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我呼吁国际社会和全世界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尽早结束这场浩劫。
林倩
200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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