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穷人生病之后怎么办？

穷人看病不掏钱

如果说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国家的穷人真有什么“特权”值得炫耀的话，那就是看病不掏钱！穷人“穷”本身就是“医疗卡”，就是“救命”的盾牌，这项原则即便是对待他们国家的非法移民也同样适用，任何见死不救的行为，都要付出个人精神上的终身痛苦和莫大的法律代价。这是一个现代国家文明的基本标志。

其实，无论是经济发达还是欠发达国家，施行全民免费公共医疗服务的占多数，他们把“患病”视之为整个社会的“产品”，医疗救助理所当然由整个社会来埋单，这就不存在穷人无钱看病的问题。换言之，为国民提供免费的健康、医疗服务是现代文明国家的一项基本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这是文明社会的制度使然，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育程度无关。

这其中或许有医疗条件优劣的差距，比如印度人与北欧那些国家的居民同样都秉承“国民医疗是免费”的原则，但享受的医疗服务就有不小的差异。尽管，这种医疗条件上的“差异”，与他们经济上近百倍的差距相比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毕竟，金钱与人的生命相比，钱算什么！

美国保“三种人”

美国是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中极少数几个不为其国民提供“全民基本公费医疗服务”的国家之一。美国的这种以市场化医疗保险为主的体制，似乎与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更相近一些，只不过这种“形似”远不意味着“神似”，对于穷人而言更是如此。

美国的医疗产业被衬托在一个庞大繁杂的保险市场中。按照法律规定，凡7人以上公司的雇主必须为雇员（甚至包括家属）购买医疗保险。这意味着大部分美国人的医疗问题由雇主出钱（非工资福利）投保解决掉了;钱多得受不了的人还可以加入其他医疗保险品种，为自个儿的身体加大赌注。不属于这两类人的，政府就应负起政府的责任。这些人包括穷人、残疾人和老人，这三个在社会中往往被视为“无足轻重”的群体，根本不用开列太多的“为什么”:残疾人属弱势群体、老年人病多开销大，而穷人“穷”本身，这些都足以构成整个社会为其提供免费医疗的最充分理由。在美国普通人的大脑里，穷人之所以穷的原因，虽然在政客嘴里可以有截然相反的说辞，但穷人因没有钱而得不到医疗救助就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了。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默契。
据统计，美国目前大约有5300多万低收入者，享受着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服务，占美国总人口的1/6强。这就是说，享受免费医疗的群体不但覆盖了美国全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而且绝大部分低收入者也从中受益。美国政府仅此一项年耗资就高达3000多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政府为承担全部职工医疗保险公司提供的税务优惠）。这个3000多亿美元的医疗救助支出大约相当于我国2004年工商税收收入的总和。

对美国医疗服务体制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医院急诊室被称之为“穷人救命的去处”，也是至今仍滞留在美国的1200多万非法移民“治病救人”的最佳港湾。在那里，任何患者都不会因为没有医保卡或者“钱紧”等等杂七杂八的原因而被拒之门外，这是法律的一道基本底线。那些没有参加医疗保险也无资格享受穷人医保福利的人，看病后遗留的账单，最后都由政府情愿或不情愿地兜了底。

这表面上看似政府的一种“软弱”、一种“无奈”，很多纳税人也颇有微辞，但社会必须体现这样一种尊敬生命的普世价值观。既然社会能够造就这样一批连“命”都因穷而得不到医治的群体，整个社会就要为其负责，并为之付出应有的代价。如果连这块遮羞布都荡然无存的话，这就是整个社会的“病态”，终要出大问题。我们来看康涅狄格州高等法院针对在美国打工的无证移民享受医疗福利的一个最新判例。

无证移民兹比格涅夫·谢夫奇克，是在美国靠做木工活为生的波兰人。因病被送进医院急诊室，在被医生确诊为急性白血病后，手术和化疗大约耗费了8.2万美元医疗费。按照美国的法律，在美国的无证移民只有患急症才有资格享受穷人医保。康州社会服务局认为，谢夫奇克不是急症，即使他得不到治疗，也不会立即死亡，政府没有理由用纳税人的钱为谢夫奇克的医疗埋单。谢夫奇克为此提出诉讼。康州高等法院2005年9月12日作出裁决指称，政府医保应该支付谢夫奇克的医疗费。法官们指出，根据医生的诊断，谢夫奇克患有很快会致命的疾病，而这种病已经进入危急阶段。法官弗莱明·诺克特在裁决书中写道：“我们认为，（州社会服务局）认定谢夫奇克未患急症的意见是对法律的狭隘理解。”康州高院作出裁决后发布的备忘录称，无论何种原因，急症患者必须得到无条件的医治。这就是原则。

体制有“窟窿”

当然，在西方经济国家那些被诙谐为“死人也当活人治”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也引发了很多争议。

加拿大的医疗体制就是人们聚焦的一个话题。在加拿大，穷人和富人享受相同的免费医疗服务是其全民社会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加拿大不允许有私人医疗机构，也不允许个人花钱看病。这就是说，想自掏腰包享受医疗服务反而有可能被告上法庭。更具噱头的是，在加拿大，不但住院免费，而且还能免费享受营养搭配科学、兼顾治疗各种疾病的“病号饭”。

但加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医院里那顿“免费大餐”的吸引力太大，以至于人们稍有不适就去看医生，无病呻吟者众，导致医院人满为患，很多重症病人反而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为他人在医院里寻找一张合适的床位，倒成了一份收入不错的职业。

我们看到，即便是在那些富裕的国家，“觉悟”这种东西往往也还是靠不住的。最近，加拿大最高法院作出的一项裁决，有可能为加拿大私人医疗服务市场拉开一道门缝。这项裁决认为，政府禁止私人医疗保险的游戏规则有违人权宪章之嫌。不言而喻，这一裁决对该国实施公私医疗双轨制体制奠定了一个法理基础。

有一欧洲记者2005年9月15日在丹麦发出的一篇报道则更具“幽默价值”，残疾人在丹麦的嫖娼开销竟然也由政府埋单。丹麦政府开出的这付“性与残疾人”的处方，要求丹麦的性工作者以积极的姿态向残疾人提供性服务。丹麦政府社会服务部门认为：“残疾人与妓女交流很重要，性工作者可以满足他们的生理需求。”丹麦政府提出的佐证是，残疾人由于孤独、社会歧视和缺少“性福”等原因，患心理疾病的人是正常人的3倍，政府如果每月为残疾人性需求固定报销一些费用远比让这些人免费看心理门诊划算。可是，政府这种做法，让不少人痛心疾首，丹麦著名心理学家迈克·丝蒂安女士就说:“这样的护理岂止是病急乱投医！简直是乱弹琴！”

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

现实中，美国的医疗体制也广遭诟病。美国每年人均医疗费用高达5000多美元，比欧盟国家2000美元的平均医疗费用高出一倍多。而美国政府每年用于医疗救助方面的财政开销高达上万亿美元，其中又有多少钱被“猫腻”掉了，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事情。毕竟，这个市场太大了。

《工作的穷人》一书作者大卫·史普勒认为，（美国）产生贫穷的原因并不是很清楚，不过，“如何去评价一个社会，检测它的自我矫正能力。当令人伤心的错误已经犯下，当不公正被发现出来，当活路已经没有了的时候，需要观察的是它的政府、商业和慈善机构。它们的反应是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和一个民族力量的指标。”

美国医疗保障协会主席杨大卫认为，穷人的基本医疗保障“想不想负担，多多少少是一个意愿的问题，而非经济能力问题”。换句话说，穷人的医疗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钱的问题，关键在于政治家是否有诚意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家庭公司高级行政长官波洛克则称，穷人医疗“从来都不是付得起付不起的问题，关键问题是政府有没有决心做成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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