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官办知识份子是人民苦难的原罪

自然史属于自在之物的范畴,自在之物是精神之下的存在。人的文化历史属于自爲者存在的范畴,自爲者本质上是心灵的存在,是创造精神价值的过程。因此,自然史在下,人类史在上。这就如同精神高于物性,心灵高于自然。正由于人是精神价值的存在,才形成超越自然之上并独立于万物的心灵的命运。

人由自在之物升华爲自爲之存在的道路艰苦卓绝;人超越自然史进入文化史的历程惊心动魄。知识则是通向精神价值史的漫长石阶。没有知识的累积,就没有人的文化史,就没有独立于万物的心灵的命运。

知识对于精神价值史的形成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使知识份子──专门发现、创造并传播知识的人,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民族的智慧之镜”和“社会的良知”这两项称谓,是人类献给知识份子的最经典的荣耀。知识份子以发现、创造并传播知识作爲职业,以思想作爲生活方式,也就决定了知识份子的基本价值在于创造人类文化史。知识份子是自然史之上的人类文化史的原创力。

每一代或者每一个民族的知识份子的思想风格,以及他们发现和创造的知识所蕴涵的价值取向,乃是那个时代或者那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之魂。自由而高贵的思想会孕育出伟大而光荣的命运;猥琐而阴郁的思想,只能被平庸而堕落的历史所诠释。

对于还有雄心保持自己历史的民族,思想是必须的。然而,对于任何民族,思想又都是奢侈品。因爲,思想虽然是精神价值之源,但却不能直接产生支援物性生存的资料。然而,试图迫使思想直接创造金钱的年代,却又是人性最堕落的时期。

正由于思想不直接等同于生存资料,所以,一个民族如果试图从整体上以思想爲生存方式,这个民族便无法保持物性的生存。有鉴于此,爲了满足民族命运对思想的需求,任何民族都只能培育一个创造思想的群体──知识份子。而思想的创造者必须以思想作爲基本生活方式。

思想是保持独立的民族命运所必须的奢侈品,是一项最高贵的社会消费。所以,知识份子群体的养成,便意味着沉重的民族付出,沉重得如同一个巨大的历史命运的悲剧──至少在中国情况如此。知识份子这个概念乃是中国底层民众血汗的凝聚。直到今天,中国知识份子群体的养成,仍然遵循着这个古老的逻辑。想一想有多少农民终生艰辛劳作,只能把供养儿子读大学,作爲在贫瘠的土地上播种的唯一希望。更有悲惨者,竟不得不靠卖血来支付子女的学费!中国的知识份子,是沐浴着民族的血汗成长起来的一群。那么,他们又爲中华民族做了些什么?

中国古代的知识份子有值得刻在太阳之上的万年不朽的荣耀,也有需作万年忏悔的罪行。

文学是关于情感诗意化的学说;艺术是关于心灵之美的学说。古中华知识份子创造的属于东方的诗意和心灵之美,达到了人类精神价值的极致。那蕴涵真实人性的丰饶诗意,那辉映自由心灵的璀璨之美,才是中华文化不朽之魂。一句古诗便可引发流亡者万里乡愁;一支词曲,即能令人把终身许给中华文化之神韵。正是可以醉倒永恒之时间的诗意和至美,将伟大的荣耀赐给中华文化。以致于面对最悲惨命运的中华儿女,也无法泯灭对中华文化的无尽苦恋。

如果我们相信自由的心灵是诗意和艺术之美的源泉,那就可以推定古中华知识份子的心灵如长风般自由。但是,令人难解之处在于,古中华的知识份子最终也创立了极端违背自由人性的政治文化。一代代帝王是专制政治的象征,不过,帝王意识也是由知识份子铸造的政治文化之刀雕刻出的木偶。

宋代,儒学被专制权力奉爲国学之后,极端的专制形式──世俗的政教合一体制,便成爲中国历史至今都没有摆脱的劫数。政教合一体制使专制的铁手伸进精神领域,它要奴化心灵,把思想变成囚徒。而世俗的政教合一比经典的政教合一更堕落,因爲,它内涵中没有宗教的神圣情怀,却只有对专制独裁权力的贪欲。

专制导致民族人格的普遍奴性化;极端的专制则导致极端的奴性人格。民族人格一旦奴性化,就必然受到历史的蔑视和命运的惩罚。中国近代史的所有苦难和屈辱,其终极原因正在于中国民族人格的普遍奴性化。
神州蒙尘,中华命运之星黯然。古中华知识份子人格中高贵、狂放而自由的基因,再度激发出蓬勃活力,欲挽民族危机之狂澜于即倒,欲救苦难深重之同胞出人间地狱,欲图中国之民主自由。从戊戌至辛亥间,一代风流,数番浴血,几度悲壮。那一代知识份子之情怀,或慷慨悲歌,而又深情似海;或视死如归,而又儿女情长;或侠肝义胆,而又诗意烂漫;或蔑视皇权,而又温润谦恭;或智慧深沈,而又豪气干云,或锦绣心胸,而又英勇无畏;或柔情如水,而又意志胜铁。思之念之,令我悲怆如狂,恨上天不佑我,使我不能早生百年,与那一代英雄儿女,风流才子,共举义旗,共赴国难,共蹈血海,共醉悲歌──以雷电爲槌,以太阳爲砧,共铸中华文人千古荣耀。

人类历史发展最遗恨深重之处常在于,一个民族与命运大劫难决战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精英群体消耗殆尽的过程。辛亥之后,风流虽可传千古,英俊秀美一代文人却已如风中花雨,艳丽飘落,白驹过隙之间,便已化爲英雄一梦。剩下的知识份子,多爲猥琐酸涩之徒,平庸颟顸之辈。

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暴力和仇恨爲图腾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文人引入神州。这批中国文人竟要以马克思主义──这个属于一位德国失意文人的理论,取代儒学,作爲中国的国学。他们首先在命运偶然性的佑护下,促使马克思主义成爲现实政治领域中最强大的存在,继而又同魔鬼一起推动历史之轮,轧过辛亥志士的政治遗产── 中华民国,把马克思主义锻造成中国现代专制之魂。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教人,中国共产党,攫取国家权力之后,便用专制铁手,扼杀残存的最后一丝古中华文人的自由人性和高贵气质。六. 四大屠杀之后,良知未泯的中国知识份子因反抗暴政,有的身入黑牢,有的流亡海外,有的主动或被动地自我放逐于专制体制之外。继续留在体制内的知识份子,不仅从整体上完全放弃了作爲社会良知的天职,彻底堕落爲专制权力的奴仆,更有甚者,中国知识份子本身就开始专制权力化的过程。在现代中国,不是别的,正是官办知识份子构成了人民苦难的原罪。

中共暴政乃是人类专制枯树上一枚最成熟的毒果。其凶残、冷酷、兽性、伪善,均趋于极端,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腐败的权力与肮脏的金钱相得益彰,结成政治黑帮;贪官与奸商沆瀣一气,国家权力由此沦爲权贵阶层看门之犬。

暴政蛮横,以专制之鞭驯化知识份子;暴政狡诈,以物欲虚荣引诱知识份子。专制之鞭使文人怯懦,物欲诱惑使文人卑鄙。怯懦与卑鄙之间,知识份子已是腐败官权与肮脏金钱的双重奴仆。

暴政只须颐指气使,百万御用文人便心领神会,争相逢迎,唯恐不及,以爲专制粉饰辩护;暴政只须抛一块物欲,千万知识份子便垂泣顿首,欢呼雀跃,如群蝇逐臭,以谢专制者恩赏。此皆奴仆之丑态。

然而,可悲之甚者,尚不在于知识份子已成权贵者之玩物,而在于知识份子专制官权化渐成大势。

君不见,滚滚贪鄙之狗官,爲欺世盗名,爲附庸风雅,亦爲垄断知识,便用专制权力之网,捕捉博士、硕士之名;君不见,纷纷如尘之文人学者,镇日狼奔矢突,只以获得官位爲光宗耀祖之荣。知识份子专制官权化,侮辱了知识,却不能令权力崇高;专制权力知识份子化,使官权更加伪善,同时也贬低了知识。

今日之中国,专制官权乃万恶之根,苦难之源。知识份子把自己的形象雕刻在专制权杖之端,中国文人成爲人民苦难的根源。知识份子泯灭良知,滔滔论证专制的“合理”,受贪官奸商欺凌摧毁的亿万百姓,还能到哪里去寻找社会正义?知识份子把热恋的目光投向官权,而把冰冷的屁股留给真理,中国如何能走出专制铁幕的阴影?

知识背弃追求真理的誓约,把灵魂出卖给暴政,知识份子由此成爲人民苦难的原罪;如果说知识份子是人类文化史的创造者,中国文人就正在创造属于罪恶的历史。知识异化爲苦难和罪恶的孕育者──这乃是令铁石之心都欲哭无泪的大悲哀。不过,对现代中国文人的历史性谴责,还不能到此爲止。

我曾有言,中国最深刻的危机在于民族人格的堕落,在于民族道德原则的崩溃。人的命运本质上属于心灵的范畴,而道德是心灵的基本要求。因此,道德的危机是人类根本命运的危机。中华民族正处于心灵的危机之中,十三亿人的心灵正在绝对的私欲和贪得无厌的物欲中腐烂,中国已经变成拒绝相信道德的国度;中国人已经没有能力相信生命的高贵与神圣。古中华文化所创造人格的绝世之美,被现代中国人的旷世之丑所凌辱。

腐败的专制权力直接导致民族道德的崩溃。因爲,权力一旦腐败,就是最大的教唆犯,它教唆整个社会堕落。但是,应当对中国人沦爲没有道德能力的民族负最终责任的,乃是现代中国文人。正是知识份子对自由真理的背叛,对真实人性的背叛,对生命美学的背叛,对生命神圣感的背叛,对民族责任感的背叛,彻底湮灭了中国人对道德的信心。“民族的智慧之镜”已经迷恋于物欲,“社会的良知”已经埋葬了良知,谁还会相信道德的崇高?!

大多数文人毫无道德内疚地与专制政治同生共存。他们不以公开向官权作精神卖淫爲耻,这虽然粗俗可鄙,却还有炫耀无耻的勇气。更有另一类文人,连无耻都要伪善。他们居于人性腐烂的专制体制之内,却还要自命清流,有的自赞爲“公共知识份子”,有的自称爲“自由主义者”。这类文人一方面迷恋于专制者赏赐给他们的功名利禄、虚荣地位,另一方面却还要通过如贪官嫖妓般亢奋而又怯懦地谈论有关“自由主义”或者“公共知识份子”责任的话题,对专制政治作撒娇调情般的批评,并试图以此欺世盗名,博得社会和历史的尊重。

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中国改良和革命之间的界限;六. 四之血也早已洗去现代中国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界限。中国黑暗至极的现实正顿首泣血,向苍天和大地召唤政治大革命。自命清流的中国文人却仍然向人民叫卖改良主义的幻想。

六. 四之后,中共暴政迅速褪变爲政治黑手党。这个政治派别剩下的唯一冲动,就是利用腐烂的国家权力,肆无忌惮地压榨社会,攫取私利。它永远失去了通过政治改良,走向民主和正义的可能。当然,它也永远失去了自我拯救,并得到历史宽恕的可能。

自命清流的中国文人制造出一系列令民众眼花缭乱的政治名词,诸如新权威主义、权威政治、后极权时代等等。他们这样作的目的,无非是试图让人们相信专制政治已经软化,从而爲他们的改良主义思潮提供政治概念的论据。但是,刻在铁幕上的现实是,中共暴政乃是有史以来最成熟、最凶残、最无耻、最诡诈的专制政治,在专制原则的范畴内,中共暴政根本没有丝毫软化。当中共暴政日益趋向专制主义的极致之时,在没有任何政治改良可能性的情况下,喋喋不休地散布改良主义,只能意味着试图延长中国人民的苦难;只能意味着以极爲精巧的方式,爲中共暴政的继续存在,提供思想的支撑点。

以中共暴政爲衣食父母的文人自赞自许爲“公共知识份子”或“自由主义者”时,他们是希望人们相信,中共暴政的精神猪圈和思想禽栏之内,可以是“公共知识份子”的彩凤和“自由主义”的神骏生长的地方。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公共知识份子”不在铁牢之内,就被迫流亡海外,或是处于其他形式的严酷政治迫害之下,而决不可能如今日改良主义者那样,在中共暴政的精神猪圈和思想禽栏之内,油头粉面地扮演伪“公共知识份子”老旦和伪“自由主义者”的花旦。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荣耀只属于同极端专制主义血战的英雄。至于那些一边美滋滋地品尝专制者恩赏的物欲和虚荣,一边哼自由主义小调的酸涩文人,只不过是“有色心,没色胆”的一群,他们根本不可能得到高贵精神价值的垂爱──自由主义风华绝代,她只会把自己许给愿爲自由百死不悔的铁血男儿。

知识份子沦爲人民苦难的原罪──这正预言着前所未有的大悲剧。中华文化将最终由于心灵的堕落,颓然崩溃爲万里废墟。那精神领域内的崩溃将比喜马拉雅壮丽的群峰的崩塌,更令历史扼腕悲叹。因爲,崩溃中化爲尘雾的,乃是生命难以再次达到的文化之至美。

一个刚硬如铁铸、冷峻如坚冰的问题是:你是否忍看中华文化最终死于知识份子对心灵的背叛?──这是一个只属于堂堂中华男儿,而与多如蚁群之庸人无关的高贵之问。

在人性普遍腐烂于物欲的时代,在知识背叛了良知的时代,思索高贵的问题,只能承受孤独;回答高贵的问题,必须面对艰难。不过,真理的命运也常起步于孤独,成就于艰难。

爲了在中共暴政造成的精神废墟上,重建民族心灵的家园,我们首先应当通过中国文化复兴运动,重铸中华知识份子的自由精神,重铸中华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这样作,并不仅是爲了拯救现代中国知识份子的荣誉,更是爲了尽早结束中国人民的苦难。

如果有一日现代中国知识份子能够从整体上,用忏悔的泪,或者献祭的血,洗去刻在额骨上的奴性,我会爲知识重归良知与真理,而高举烈酒,邀太阳共饮。

──转自《右派网》(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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