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夫：富豪拖延香港民主

香港又面临一场政治风暴。自从去年四月人大释法否决了市民○七○八年特首立法会双普选的要求后，港京当局为了平息民怨，苦心孤诣在十月十九日公布“政制发展第五号报告书”，提出一个○七○八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政改方案，只是在现政制上作了些微的放松（主要是增加特首选举团人数与增加立法会十席议员），距双普选还差得很远，而且拒不提出时间表，明显是给人以“不知哪年哪月”的无诚意的印象。有七十多岁老人家在报纸上刊出广告，问“我还能不能看到民主？”社会为之心颤。

泛民主派同仇敌忾，当即决定十二月四日举行大游行，凝聚民气，力争预定十二月二十一日举行的立法会表决中阻止五号报告书方案通过，按基本法要有六十席的立法会之三分之二以上议员赞成，即至少四十席，方案才能通过。现在亲政府议席已达三十五席，仅差五席，即可过关。

从彭定康一句话看香港政改

那么，泛民主派为何要反对这个“循序渐进”的政改方案呢？那是反映了在民主观上香港社会根本分歧。泛民主派的要求代表了六成以上市民的意愿，他们渴望实现民主普选制，已经忍无可忍。前港督彭定康十一月重临香江，推销他的新书，说了一句可圈可点的话，他回答中国民主前景的问题说：“我也许是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年轻人恐怕都不知所云。他实则暗示马克思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指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一定会带来政治上的民主。这个原理在亚洲也曾盛行，甚至有学者将其量化为－－国民所得超过四千美元，民主化条件便已成熟（台湾、南韩都是如此）。香港二○○四年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一万八千美元，早已进入世界先进国家之列，其它如法制、教育水准、新闻自由、社会的文明程度已超过许多民主国家，更是与纽约、伦敦齐名的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正是这样的背景：一个高度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中国与英国签约保证的实行一国两制，即非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人便有充足的理据与心理因素向西方大都市的民主制度看齐。但是，一九九七年主权回归中国之后，香港的民主发展一再受到阻挠。主导来自新的宗主国－－北京中共政权，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北京这个“外力”可以发挥作用，还借助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香港本地的反民主势力，包括香港亲共的新老左派和工商界富豪阶层。左派不去说它，富豪反民主却是较少研究的一个课题。

胡应湘和何鸿燊高调攻击民主派

香港是一个万商云集的金钱社会，商业巨子的巨大影响力是社会的重要支柱，不仅香港的前东主英国首相贝利雅访港要单独会见首富李嘉诚，前港督最近来港匆匆，也要会见李嘉诚，可见一斑。中共行走资路线后也不例外，早年许家屯驻港走大资本家路线，九七后，江泽民、胡锦涛都先后接见香港超级富豪及其二、三代传人，公开笼络已成为传统政策。在经济上巨大的互利基础上，港富们毫无保留支持中共政权，不乏其人，在香港政改问题上倾向保守，更是多数富豪的取向。

最近，在日趋激烈的五号政改书的争议中，发生两个小风波，一是大地产商胡应湘骂民主派组织上街游行是“暴民政治”，引起市民和媒体愤怒斥责，逼得胡应湘第二天（十一月廿三日）在报章发表“郑重声明”，越描越黑地解释他只是说“政制改革如果由上街示威去决定，违弃法治，那与暴民政治何异”。他重申香港居民绝对有集会游行的权利云云。

另一单是澳门“赌王”何鸿燊借八十四岁生日在报章发表大幅广告，表态支持政改方案，满纸道理教训民主派。称英治香港百多年有自由没民主，现有民主，是基本法赋予的，中央的诚意毋须怀疑。想在世贸会议之际，鼓动市民上街，万一游行变成骚乱，只会损害香港声誉，是“为捞个人政治资本而与政府对抗的自私行为。”并暗批支持民主的天主教香港主教陈日君，要他不要“干预”政治，要“多讲耶稣”。

香港富豪们一般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胡应湘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何鸿燊也有港大肆业学历。大多数富豪虽关心政治也懂得勾结权贵，但鲜少公开对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敏感时刻作表态。胡何二人是例外，他们不时高调出声。不久前胡在城市大学遇到学生请愿，还发生过和学生抢咪的不快事件，而赌王在九七回归时更兴奋异常，主张“联合国总部搬来香港”。对他们的表现，据说工商界不少人高兴，因为说出了他们的看法，民主派该骂，他们最怕香港政治化，影响市道景气，影响他们赚钱；而也有不少有头脑的商界精英，说他们没有水准，太蠢，不识时务，有看法不应随便乱放炮。去年立法局选举，胡应湘曾闹出放言长毛当选，他要离开香港，后来长毛高票当选，他又收回承诺的笑话。他们比较欣赏另一位富商，五十八岁会德丰与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光正博士，他不时给英中文报章撰文，反对香港搞“民粹政治”。

富豪和中共已结成利益共同体

九七回归以来，完全独立的与中国无关系的港资已经不复存在，富豪们在大陆的投资，起码都以十亿港元计，也做了不少慈善事业，他们的大名鑴刻在无数建筑物上，不少人都有政协常委、荣誉博士之类的名衔，他们的财富也不会像中小商人那样往往血本无归而总有较高的回报率……纵观他们和中共或明或暗的关系，毋宁说，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开放与发展的贡献是了不起的。他们无一不被大陆捧为爱国港商，不过，与其说“爱国”，不如说“商人无祖国”更合适，尤其是对于在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度下发达的港商更是如此。而大陆记者已有评论说，他们“不是爱国，而是爱党”。因为只有爱党才有实利可图。

对于香港民主政制发展而言，太平山下的财团和富豪们却只能得到负分，他们的阶级利益和普罗大众占多数的民主制度有经济上的重大矛盾，多年来他们一直反对和恐惧香港变成北欧式的福利社会，怕香港人吃“免费午餐”，“好吃懒做”。民主制度下他们将会丧失政治体制内影响决策的优势。去年人大释法期间，胡应湘就说过，香港现在普选，会衰退十年，变成一个只争福利的“香港公社”。

而他们和大陆的关系又强化了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共产党太倚重他们，也太高估了他们，北京把他们视为香港可以呼风唤雨的代表人物，以为香港这只会生金蛋的鹅，都是他们饲养大的，他们和大陆官僚已结成利益共同体，因为共产党也变成了一个拜金的权贵政党。虽然董建华式的“商人治港”已告失败，但不等于掌握香港经济命脉的大资产阶层不再是他们依靠的对象，北京愿意听他们的话仍然远远大于听香港市民的心声，更遑论泛民主派的声音，而由于这个阶层在香港的巨大利益与影响力，“港英余孽”治港也好，文官精英治港也好，根本上都会以他们的利益为重，他们是香港首要的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市民和劳工阶层的利益绝对次之。这是我们展望政改前景时不能不看到的现实。

－－《开放》(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