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叹毛泽东“阳谋”用得妙 郑振铎“反右”日记
郑振铎为中共党外著名进步民主人士,以学界名流出任政府高官,身兼文化学术多职,频繁出席各式会议,发表讲话,著作多,声望重,交游广。而在1957年反右的这次大风浪中,则能自保其身,谨言慎行,是处漩涡之中而能外于漩涡的明识时务之士。他这年的日记,所记“反右”事,小心翼翼,用正面语言,不越雷池半步,皆似预见个人日记终将公之于众,并被作为审查定案之用。想见郑氏处事下笔时的戒慎戒惧之心,而戒惧为先。又见中共对人之残酷。郑振铎日记
1957年2月16日下午,二时半,在沈部长(雁冰)家举行部长碰头会。四时许,钱俊瑞从中央开会后,传达毛主席的谈话,精辟之至。有关百家争鸣的一节,尤言人所未言,这是上最精彩的马列主义一课。
纪事
郭小川1957年日记2月16日十时半出来,本想去改陈(企霞)的材料,但严文井他们还在周扬同志处汇报创作问题,我也想去听听,就去了,刚谈半小时,周扬同志接乔木同志电话,叫他、默涵、光年、文井去颐年堂,后来周扬同志叫我和荃麟也去。我们就乘车到了中南海的颐年堂。刚脱下衣服,主席就出来了。这是意外的会见。已经太久没有这样近地见他了,他握了手,问了姓名,说了很多诙谐的话。以后人越来越多了,有张奚若、胡耀邦、邓拓、胡绳、杨秀峰、北京各报的负责人。大家坐下来,他就坐下来。主要是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对它的批评,主要是李希凡和马寒冰对它的批评。主席特别不满这两篇批评。它们是教条主义的。他指出:不要仓卒应战,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在批评时要搜集材料,多下一番功夫。而在批评时,应当是又保护、又批评,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是错误。三点半钟离开了中南海,又在中宣部周扬同志办公室商量了一下,决定下礼拜二开个小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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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2月16日这次颐年堂会议,是反右斗争“阳谋”阶段的启动。阳谋阶段即“钓鱼”或“引蛇出洞”阶段,这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反右斗争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右分前后二阶段:前阶段为“阳谋”阶段,后阶段为斗争阶段。没有这个阳谋阶段,后阶段没有斗争对象,就斗争不起来。毛泽东从不讳言“阳谋”,并为之正名。他说:“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这是反右斗争已轰轰烈烈开展的1957年7月1日文章中说的话。大家,包括正被批斗和将被批斗的“右派”们,第一次看到“阳谋”这个词,无不感到新奇,叹其旧词翻新之妙,同时深感这个词内含的肃杀之气。然而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已使用了“阳谋”一词。他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这份党内报告,至1996年方公开发表,所以1957年的人们还不知毛泽东早就创造了这个新词。“钓鱼”和 “引蛇出洞”,似乎更为直露,但也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僚在反右时并不讳言的用词。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发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有名文章中写道:“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是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在两年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再次承认“钓鱼”,针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说了几乎同样的话。)
对于“引蛇出洞”,1957年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摆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党委汇报。”“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这说明李维汉在执行中央决定召开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时,开始尚不理解毛泽东意图就是“引蛇出动”,但随后就懂了,他做的实际就是“引蛇出洞”,并且承认这是“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
毛泽东1957年2月16日这次讲话,主题是议论文艺思想,吹的则是反左反教条主义的风。这是当年知识分子群体最希望从伟大领袖那里听到的声音。郑振铎此日日记所云“有关百家争鸣的一节,尤言人所不言”,是由衷之言。但也像多数人一样,他并不理解毛泽东这次讲话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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