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杀成为风景 中国看客看自杀

一名妇女在午餐过后爬上了写字楼的天台,黄昏的时候她坐下了,但仍威胁着要跳下去。楼对面的人行道上已经聚集了大约300名看客,个个仰着头瞧热闹。

这些人里有穿正装的男人;穿校服的孩子;一名建筑工人;一位医生;旅馆职员和摇滚乐手;遛狗的中年男子;民工;养鸟者;戴着贝雷帽的男子和刚买了风筝的女人。

  看客的七嘴八舌  

“也许是家里出事了吧,要么是工作不顺心,也可能是因为什么私事”,旅馆职员韩青蓝(音译)如此推测。说话的时候她双臂抱在胸前,自行车车筐里的面条已经干得没汤了。“她可能自己解决不了,只好走上这条绝路。”

那个下午,南纬路27号顶层的每个人都有事可做了。每个人都像一面镜子,折射着这个社会--曾经宣称铲平了阶级,但在奔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路上,高低贵贱的等级逐步显现。

看客们就像讨论家长里短一样不请自来,七嘴八舌。两个穿着校服,戴着红领巾的男孩跨上了自行车。“要是她有滑翔设备”,那个戴着波士顿红袜队帽子的男孩对伙伴说,“她就能一路滑下来,毫发无损。”

“她可能筋疲力尽又肚子空空,没有别的法子了”,一位穿着红色运动衫的中年男人说,“人怎能没有恻隐之心?要是没有类似的经历,你才不会理解那有多么痛苦呢。”他补充说道,“这是我第二次看见有人要从这座楼的天台上往下跳了。”

在那女人纵身一跃之前,韩青蓝最后向上瞧了一眼。“这种人还得接受教育”,她说,“知识分子才不会做这种事呢。”

 难以接通的热线电话

如果人群安静得不起一丝波澜,那只能说明这样的场景在中国越来越常见了。随着更多的年轻人在飞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中落入深渊,自杀已成为中国15~34岁人群的头号死因。中国的自杀案件太多了,全国惟一的自杀干预热线已越来越难以应付。

“热线电话的接通率是10%至15%,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得打8~10次电话才能接通,对此我感到很悲哀”,菲利普斯(MichaelPhillips)说。他是一名加拿大的研究员,1985年来到中国,现在主持北京自杀研究与干预中心。他想在全国再开设9个这样的机构。

打往中心的电话反映了国家快速发展带来的副作用:破产、感情出轨、大学里的竞争、医疗费、每况愈下的国企,这些都让人绝望。

在这个下午,对面的人行道上开始传出消息,要自杀的妇女是因为拆迁问题才如此愤愤不平。拆迁在这座喜欢推倒重来的城市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没人知道更多消息。有些人说她是个一贫如洗的民工。还有人认为,只有那种失去了一切的中产阶级才会被逼上绝路。

 不少她一个?

两辆消防车被叫来了,消防员们拉起了一张巨大的橡胶气垫,气垫中间是个橙色的正方形,活像一只公牛的眼睛。那个妇女不时地用手势,与爬到屋顶附近的两名谈判人员交流。

一些人认为,这个妇女站到楼顶的动机,只是很自私地想获得关注和援助。

但中国是一个推崇自立的国家。隔壁的保安马超(音译)穿着黑西装,戴着领带。他说:“她扰乱了社会秩序,应该向警察和那些救援工作者付钱。我觉得她不会跳下来。这一点都不值得。我听说她有博士后学位呢。”

一个穿着斜纹棉衬衫的男人骑车路过,向上瞧了一眼,嘟囔说:“她就应该跳下来。中国都有这么多人了,不少她一个。”

第二天早晨,在播报体育新闻和城市新闻的当中,穿插着这样一条北京新闻“贾苏黎(音译)女士在昨晚大约6:20,终于同意走下疾病控制中心的屋顶了。”

报纸说,她是白菊洗衣机厂的员工。她本想在职工宿舍的几间屋子被强制推倒后获得48000美元的补偿,但是,希望落空了。(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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