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让我记下一笔员警侵犯公民权利的罪行

下午1点多，那个穿警服的人和镇西派出所辅助警薄夫亮又来了。这次，他们拿来了传唤证。我吃了点饭，于1点半左右到了镇西派出所。我在办公室和值班室里跟值班的员警和辅助警聊天。中间，我看见今天值日表上有名字的所长潘仕虎自己开着一辆警车出去了。

转眼到了5点左右。按照风俗习惯，今天（腊月二十七）下午要给死去的亲人上年坟。父亲打电话过来，问我何时回家上坟。我说不知道。于是我用公安内线给临沂市局政治侦察科（原政治保卫科）科长王政打电话，问怎么回事，要不，我就回家上坟了。他问："派出所里的人呢？"我问坐在旁边的几个人，说都出去了。我又告诉王政。他一听值班的都不在，火了，叫人接电话。一个不值班、回所里玩的员警接了，说了两句。

5点半左右，所长潘仕虎气冲冲地进了值班室，叫我到铁笼子里去。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你竟然敢给市局打电话，把你关到铁笼子里。"到铁笼子门外时，我一看，太脏了，问："能否拿个椅子？"他说：" 你先进去再说。"我进去一试，太别扭了。原来，这是在楼梯下用铁门围成的一个小屋子，习惯称为铁笼子。铁笼子长宽均两米多，除门口约1米长、3、40厘米宽的一小块外，其余部份均在楼梯下，高度比我的身高约短7、8厘米。因此，我只能弯着腰站着。但这样时间长了，肯定不行，脖子痛得很。地上很多土，还有唾液、鼻涕之类的东西。但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在里面那堵墙的中间部位找了个相对干净的地方坐下。地板砖冰冷得我老半天没回过神来。这个铁笼子比1999年 2月20日我在杭州闸口派出所被留置盘问时的条件还差。因为，那儿毕竟还有一排水泥板，而这儿则仅有地板。

不一会儿县公安局政治侦察大队（原政治保卫科）大队长卢修田（习惯上仍称为卢科长）和一个女的来了。他们说刚才去涝坡镇了，让我好好考虑一下，等一会要回答问题。他们走后，我继续被冻在铁笼子里，而且肚子饿了。

约8 点40分，一个辅助警打开铁笼子，把我带到办公室。卢修田和那个女的在。卢修田介绍说："这个女的姓杨（后知其名杨玉霞），是寇里刚来的指导员。"简单说了两句，卢修田开始一边问我问题，一边说我整天弄这些事干啥。杨玉霞也同时跟我讲着。卢修田问我最近有没有干什么法律不允许的事。我说："我很奇怪，一个人的行为是否违法，只能由法庭做出判决。现在，没有任何法庭判决我的行为违法，那就说明我没干违法的事。你作为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员警，竟然问出这么低级、无知的问题，实在令人莫名其妙，……"他打断我的话，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你知道，还问干啥。"他又问我年龄。我说1972年出生的。期间，杨玉霞说要跟他们配合。我说："凭什么配合！你们为什么不跟我配合？我现在又饿、又冷、又困，连你们提的问题，我都想不起来了。"卢修田问我几月生人。我说： "忘了。"他又问我哪年上的学。我说："忘了。"他火了，说："你怎么搞的？"我说："我现在又饿、又冷、又打盹，想不起来了。"又争论了几句，他说："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我说："不知道。"他说："那你就先想一想吧。"我爬在桌子上迷糊了会儿。他们俩则谈论着其他一些事。不久，卢修田问我："想起来没有？"我说："没有。"他说："那你，先回铁笼子里想吧。"我问："能否告诉我的亲人，拿些衣服来？"他说："不行！"

9点45分左右，我又被关进了铁笼子里。我站一会，坐一会，好不容易熬过了一个小时。10点45分，他们又把我叫到办公室。卢修田问我。我说："仍想不起来。"最后，卢修田拿记录让我看。我指出，询问记录与传唤证上的讯问不符，应改正。他说，就是询问，并要我签字。我当然不签。他说，那你就回铁笼子里继续想吧。我再次提出衣服的问题。他说："不行。"

我回到铁笼子里，苦苦熬过了一夜。期间，我时儿坐会儿，冻痛了就站起来，站一会儿脖子又痛，就到门口倚一会儿，……想着外面人家都在忙年，我却在这儿连觉也睡不成，而父母也在替我操心劳累，不觉又对共产专制制度更加痛恨。对极权主义的走狗、尤其是卢修田、潘仕虎之流的员警，除了觉得他们恬不知耻、凶残暴虐之外，我直怀疑他们是否还有一丁点最起码的人性？因为，不知有多少老百姓被他们这样折磨过！何况卢修田还指示其部下抓了那么多法轮功学员！

好不容易到了早上8点多。卢修田又来了。这次他单刀直入，问我是否通过互联网在《北美自由论坛》上为"犯罪份子"王有才签名呼吁。我说，我只知道王有才是个受到非法剥夺自由的守法公民；他的行为并未触犯法律；倒是审判他的那些人做了违法的事。卢修田说，"为犯罪份子呼吁本身，就是违法。你知道不？"我说，"我不知道。而且，王有才并未犯罪。"卢修田又要我随时等候口头或书面传唤。我说："我只认书面传唤。每次必须开出传唤证。"他又说了几句无理的话。我说："从现在起，我拒绝同你的一切合作。一切后果由我承担。"我将记录看了一遍，注明询问与传唤证上的讯问不相符之后，签了字。

大约9点，他说我可以回去了。我说："家离这儿10里路，让我怎么走？"他说："你花两块钱坐个三轮车走。"我说："我没带钱。"他说："那没办法。"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他就走了。我一看派出所院子里也没有车，就对值班员警说，等车来了再把我送回去吧。几分钟后，潘仕虎过来，恶狠狠地让我赶紧走；说这是他的办公室，不准我再待下去。我说："你就随便把人叫来，然后再随便把人赶走？"他说："对，我就这样。"我一看他如此不讲理，就自己走了。

前不久我跟林牧谈起浙江湖州范子良老先生遭到员警虐待的情况。林牧在电话里激动地说，对那些侵犯公民人权、特别是侵犯低层老百姓人权的员警，一定要将他们的名字和罪行公布出来，并记录在案，以后对这些人是绝不能客气的。我这次被传唤约20个小时，滴水未进、粒米未吃，冻得关节隐隐作痛，也未能睡成觉，又走了一遭人间地狱。我想，这样的地狱我还是要经常走的，说不定哪一天会葬身里面。我死无所惜，但死前我要把刽子手们的名字及罪行公布出来，让世人记住他们的丑恶嘴脸。

(2001年1月22日，于获释5小时后）

(民主论坛20010216)(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