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盛世下的“祭孔”闹剧

配合着盛世主旋律，不止一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15至2020年期间超过日本，胡鞍钢在《中美日俄印有形战略资源比较》一文中计算出：如果按照人均购买力来评估，中国经济总量甚至能够在2020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林毅夫认为：按GD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50 年超过美国。中国科学院最近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二○○五》称：中国将在2100年“经济现代化水平进入世界前十名”。这种类似大跃进时代的“赶英超美” 的豪言壮语，在知识权威的包装下似乎越炒越真。

配合着官方民族主义煽情，不止一位社会名流振臂高呼复兴中国传统文化。2004年10月，作家王蒙、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科学家杨振宁、国学家季羡林、哲学家任继愈等人领衔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号召重评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近两年，一群中年“儒者”提倡所谓“王道政治”，煽起 “少儿读经运动”，还有人再次狂妄得目无地球，写出名为《儒家文明整合全球》的专着；同时，国人开始玩起祭祖宗运动，从“祭黄帝”到“祭孔”，排场华丽和造势夸张。《2005中国曲阜孔子国际文化节祭孔大典祭文》，也是民族主义和盛世的双重奏：“小康初成，大同在梦。欣逢盛世，强国威风”。

然而，这种小康，不过是温饱的“猪圈”；这种盛世，不过是繁荣“娼”盛的粉饰太平；这种威风，不过是官权对民众的榨取盘剥和大款的富贵攀比而已。最近，不断发生的民间维权人士遭到官权的逮捕和黑社会的围殴，更凸现了“盛世”掩饰下的政府黑社会化的末世。

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传统，特别是高喊“民族复兴”的中共权贵和知识精英，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赚钱方式和消费方式，他们的家居用品和学术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数生活细节，甚至细节化到内衣内裤。

上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精英们充满改革激情，他们大都卷入了八九运动，但六四后的中国，狰狞的屠杀吓破了知识精英的胆儿，使之不得不屈从于官权的收买，致力于权力、金钱与知识的合谋，变成跛足改革的受益阶层之一，精英的御用化和戏子化与人文精神的小品化和犬儒化同步泛滥。精英们无法为大众提供良知示范，也无法为社会提供高品味的文化产品.所以，六四后大众文化的风靡，既是官方意识形态崩溃后的正常现象，也表征着知识界的无灵魂状态的急遽普遍化──既是道义良知的匮乏，也是知识诚实的空白（学术腐败的泛滥）。

就这么一群只会专说当今圣上爱听的话的精英，还好意思拿出一副卫道士的脸来，动不动就指责商业文化和大众娱乐多么庸俗。即便抛开官方的普遍政治腐败对社会精神的致命毒化不谈，把中国社会的灵魂空白、道德糜烂和趣味低下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大众文化，也是极不公平的。从民间的角度讲，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众文化所曾起到的颠覆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已经足够，填补颠覆之后的精神废墟和文化空白的主要责任，本应该由知识精英群体来承担。但是，由于知识精英无法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粗俗平庸的大众文化来填补空白，也就势在必然。致力于权力、金钱与知识的的合谋知识精英们，没有资格苛责赵本山们、木子美们、芙蓉姐姐们、超女们、新民谣的作者们、迷恋气功和商业娱乐的大众。

从整体精神氛围上看，对于民众精神的伤害之惨烈，无过于在中共的野蛮大屠杀和权贵们对财富的肆无忌惮的掠夺面前，知识精英的自私懦弱和近年来精英本身的权贵化。在最恐怖的时刻，普通的学生和平民冲向赌枪口的第一线，而精英们却逃向安全之地；在贫富日益悬殊的极端社会不公横行之时，精英们一方面对受到严厉打压的六四难属群体和法轮功信众、对利益严重受损的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的无动于衷。恰恰相反，他们热衷于为权贵私有化和权钱交易的腐败辩护，为“三个代表” 和“胡温新政”背书；即便那些号称站在底层立场、关注社会公正的新老毛派，除了避重就轻地声讨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之外，也决不会直面每天在场的独裁制度，更不会以实际行为为受迫害者仗义执言。

本该在精神上“先富起来”的知识分子，即本该承担社会批判与公众启蒙的责任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成为执政集团的附属物，成为执政党操纵大众的辩护工具；另一方面变成了文化商人，操纵着精神鸦片的生产和销售。他们在自艾自怜地感叹人心不古和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却仍然以独霸的话语地位进入权力的中心和文化市场的旋涡，既当执政党的高级幕僚又做大资本家的高级马仔，通过出卖学术诚信和道义良知来完成了知识与权力与金钱的结盟，也就完成了自己的私人资本积累.在商业娱乐越来越成为官方主旋律的包装的小品化时代，知识精英还营造出一种盛世美感和暴君美学，两者共同使用着以古颂今的献媚技巧，臆造汉武、盛唐、康干的盛世狂欢，重温狂欢中的大一统梦想，煽起梦想中的英雄主义和救世主义。比如，2005年春节晚会的开埸歌舞名曰：《盛世大联欢》，收场节目名曰：《盛世钟声》，首尾呼应地突出当下中国已步入“太平盛世”的主题。此一主题，早在以古颂今的古装戏热中得到煽情的表达：“统一秀”、“天下秀”、“明君秀”、“青天秀”……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康熙、乾隆等帝王成为影视界抢拍的对象，由此生发的对历史的再现和诠释，完全基于成王败寇而毫无是非善恶的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用重温“帝王梦”和“帝国梦”来凸现当下“大国梦”。

这种伪崇高的英雄主义美学，在名导演张艺谋的《英雄》再上层楼。它既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是伪崇高的英雄主义的美学表达，粗糙而牵强的人物关系和情结设置，与最精美的风景明信片的拼凑在一起，对暴力征服的崇拜披上伪善道义的盛装，如同胡温的恐怖政治披上“亲民”的盛装一样。它依靠一种自我改编的历史和一种自我标榜和的正义，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天下主义合流的真理来歌颂帝王文明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和天下霸权。所以，它在后极权时代必将取得了准官方的美学地位，在毫无良知匮乏和是非模糊的臣民中进行审美麻痹。具有英雄主义情结的暴君最不在乎牺牲，而只沉迷于悲壮和崇高。因为他不在乎生命而又有太多的百姓可供他任意驱使，来作为他实现帝国梦的工具。央视名嘴朱军也跟着向皇家看齐，他曾在接受采访时大言不惭地谈及自己的主持风格：“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就要有皇家的气派和风范！”

他们制造的文化产品，不再具有任何批判意识与启蒙功能，而堕落为辩护意识与休闲消费，因为全民调笑有助知足常乐心态的普遍化。当学者和作家变成了小康时代舞台上的明星戏子，学术和艺术自然蜕变为装点繁荣盛世的晚会上的小品。所谓精英的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的戏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所谓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不过是知识人放弃知识而进入文化市场而已；知识明星成为小康时代最醒目的文化标志。

后现代的技巧包装着前现代的腐尸，御用文人的生花妙笔如同闪亮而柔软的丝绸，编织出大红顶戴和明黄龙袍的鲜艳，审美的视觉效果是何等醒目！利用现代媒体传播前现代价值和献媚于当权者，巨大投资、百般雕琢和铺天广告所堆砌的古今王朝，它们的精致也把审美上的粗俗和陈腐推向新高。

同时，知识精英也身体力行地加入腐败行列，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腐败泛滥之所以变成醒目的社会毒瘤之一，就在于知识精英已经沦为金钱和权力的双重奴隶。一方面，他们成为执政集团的附属物，成为党权操纵大众的辩护工具；另一方面，他们变成了文化商人，操纵着精神鸦片的生产和销售；所谓精英的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的戏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

御用精英们一面参与腐败盛宴，一面又为自己的犬儒性言行进行非驴非马的辩护。而在没有基本的制度常识、权利常识和做人常识的畸形社会中，成为知识界口头禅的“文化多元化”也变成“指鹿为马” 的闹剧。一方面，在官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强制性在场的背景下，“多元化”根本没有法律的保障和文化的依托，而只是知识界刻意回避争取自由权利的言说和行动的托词，所以，知识界提倡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就沦落绝对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在商业诱惑的作用下，知识分子鼓吹绝对化的“经济人理性”，全社会陷于不择手段的发财梦之中，泯灭一切价值的“怎样都行”称为知识流氓的护身符，十足的犬儒态度成为“以无厚入有间”的利器，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精英们皆能逍遥地“游刃有余”，达致如入无人之域的化境。

所以，知识界找出的种种自我辩护的理由，不过是推卸责任的借口而已：掩盖自身品质的腐烂和创造力的萎缩。文人们把“人文精神”的萎缩归咎为“商业文化”所带来的惟利是图，道德家们把“肉身展示”的性放纵归咎于全球化所导致的西方文化入侵，学者们把文化产品的低俗化归咎于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欣赏品味的低下…… 暴露的恰恰是知识精英已经丧失“精神创造”和“文化重建”的能力，中国的制度也丧失了鼓励诚信的内在机制和培植高品味精神的文化底蕴。精英和中产白领所提倡的“环保秀”、“民粹秀”、“振兴本土文化秀”等人文精神，不仅丝毫无助于精神危机的缓解和恢复文化原创力，反而在加深这一危机和文化创造上的无能。精英们对“人文精神”的所有言说，不过是与胡温的“亲民秀”相配合的“人文秀”，是靠制造人文精神假相来掩盖无灵魂的生存。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处女与假文凭假学术假良知假批判正好般配。

无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无论中心城市多么像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无论中国的权贵、精英、白领等先富起来的阶层享受着多么奢侈而现代的生活，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国人所能期望的最好生活仍然不是现代人的生活，而是传统的父权时代的坐稳了奴隶地位的生活，主奴关系中的十几亿人人口，仍然象奴隶听从主人那样逆来顺受，主人仍然象父母那样教育着、规定着、连哄带骗地看管着孩子，或象牧羊人那样放牧着温顺的羊群，至多是孩子的摇篮日新月异，羊群的牧场日益丰盛，但孩子们永远没有自己的头脑、尊严和人格，无法独立行走和独立思考，羊群也永远无法成为独立谋生的动物。父母用糖果、玩具贿赂着孩子，牧羊人用皮鞭和宰杀恐吓着羊群，用弱智而冷血的歌舞升平娱乐着国人的灵魂。希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党独裁，用丝毫不肯让他人分享的绝对权力，也用 “离开我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绑架了全体人民和整个国家。过多的人质，使国人的绝大多数不得不依赖于政权的施恩，也使国际主流社会不得不温柔地与中南海打交道。

于是，容纳着世界上最大人群的国家，且经历过举世无双的灾难，但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为“一盘散沙”的社会，官方的禁令和民间的逆来顺受，造就了“只知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个体，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面对拥有严密的组织、全部国家机器和主要社会资源的政权，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无力到蚍蜉撼树，因而，每个人就只能表现出近乎于宿命般的无可奈何，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只能求助于他们的放牧者兼绑架者。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肯于或有能力付出一举解救出十几亿人质的赎金，而只能尝试交往与遏制并行的渐进和平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完全遵循着 “彻底唯物主义”之“经济决定论”的道路，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经济高增长的今天，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的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今非昔比，然而，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即便抛开中国的人均收入还很低，贫富分化越来越悬殊，社会公平日益匮乏，……不谈，从毛时代到邓时代再到江泽民时期和胡温时期，中共独裁对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最大伤害恰恰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对人的生命和人的精神的残酷而全面的阉割，改革以来的物质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精神提升，灵魂贫困远甚于肉体贫困。

“正在崛起的中国”，一部分人在物质上的确“先富起来”，但并没有与之同步的精神上“先富起来”。恰恰相反，“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在物质上已经“富足、太富足了”，而在精神上又“贫困、太贫困”了，钱包的超厚度与灵魂的超干瘪形成鲜明的反差。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金钱和知识之间的同谋。这样的知识精英群体只能是社会精神堕落的主动帮忙者或被动帮闲者，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良知的象征和填补灵魂空白的启蒙者。所以，大众娱乐明星的名字对平民阶层的巨大魅力，既证明了官方意识形态灌输的失败，也凸现了知识精英的启蒙思想和知识品格的贫困。与其没完没了地谴责社会精神的庸俗化和痞子化，不如拿出自省的勇气和负责的理性来检讨知识精英自身的犬儒化。2005年10月9日于北京家中（《争鸣》 2005年11月号）(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