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绵十几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浪费了一代人的宝贵光阴。死于非命或惨遭奸淫的男女知青数不胜数。对于文化大革命年代的高、初中毕业生而言，那是一个永世无法摆脱的恶梦。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革命豪情的鼓舞下，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热血青年。由于这种革命行动有利于减少城市闲散人口，缓解就业压力，所以中国共产党对此大肆宣传和大力表彰。在共产党的提倡和鼓动下，在随后的岁月里，陆续有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上山下乡。随着全国人口日益增多，就业形势日益恶化，共产党政府的宣传和鼓动逐步升级，越演越烈。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等“党的喉舌”树立了一些知识青年标兵，以诱惑更多的失业失学青年上山下乡。虽然每年都有少数天真无知的理想主义青年上当受骗，但是直到1964年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个人行动,而不是一种由各级政府强制推行的政治运动。
1964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关于组织城市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正式决定动员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变成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的政治运动。毛泽东的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被广为宣传。“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报刊杂志上出现得最频繁的口号之一。一个又一个的知识青年先进典型侯隽、邢燕子、董加耕……被树立起来，变成了尽人皆知的英雄。据说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要么是根本没有参加高考就主动下乡，要么是考取以后不去上大学、却偏要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
湖南省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家乡,在别的省份对党中央关于上山下乡的批示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反应之际,湖南省就闻风而动。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迫不及待地要做党中央号召的第一个响应者，决定在当年就把不能升学的中学毕业生全部组织到乡下去插队落户。因此，湖南省的上山下乡运动又早于全国其它省市。当时，湖南省各中学对学生和学生家长全力以赴地展开上山下乡动员。一时间，没有考取学校就必须下乡好像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谁要是胆敢说不愿意下乡，那就是落后，那就是反动，那就是大逆不道。笔者是64届的高中毕业生。笔者被中国共产党剥夺了升学权利的同学几乎全部去了湖南省最边远的农村－－湘桂边境的江永县。
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大学还在按照阶级路线招生，出身好或统战对象的子女还有机会升学。因而，共产党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颗红心”是指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两手准备”是指共产党让你读大学，你就读大学；共产党不叫你读大学，你就听从党的召唤，党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共产党不喜欢大批失学失业的青年留在城市给它的太平盛世抹黑。因此，它的召唤很简洁而单一，就是要求他们去它自以为对剩余人口有无限消化能力的农村－－去当知识青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专院校从6月份停课闹革命，招收新生的工作当然也随之停顿。连毛泽东自己大概也没有想到，这一停就停了11年，直到1977年邓小平复出以后的第二个月，1977年8月才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恢复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传统招生办法。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才算逐步纳入正规。
在大学关门的这11年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起初并没有想好如何安排失学又失业的高、初中毕业生。从1966年起到1968年止，接连三年的高、初中毕业生都积压在城市，既不能升学读书（大学关了门），又不能就业做工（工厂在闹革命，生产时断时续）。他们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年轻力壮的城市失业大军。年轻人天生好动好斗，天下大乱的形式使他们变本加厉。他们变成了一群无法无天的脱缰之马，为所欲为地横行在校园内外和大街小巷。他们组织和加入了形形色色的群众造反组织，给动荡不安的局势推波助澜、乱上加乱，对社会安定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长此下去，局面将变得无法收拾。他们只好故伎重演，以对付城市闲散人口的老办法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把这三届高、初中毕业生统统赶到农村去。这是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国老百姓和国内外学术界后来把这三届被一锅端到农村去的高、初中毕业生通称为“老三届”。对于这次粗暴的强制性的全国移民运动，中国共产党也给它发明了一个十分动听的口号－－“一个面向”。所谓“一个面向”是相对于原来的老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而言的。学校不招生，谁也不能升学，当然只剩下了“一个面向”，面向广阔的天地－－农村。
毛泽东和共产党搞上山下乡运动之初还是颇有一点雄心壮志的。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通过把大批年轻力壮、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移民到边远地区去，让剩余劳动力变成社会生产力，搞好边远地区的建设，一举两得，何乐不为？于是，各省早期的知青都被送到了省里最边远的地区。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自己没有边远地区，它们的知识青年就被送到北大荒、西双版纳和内蒙古草原。
在历史上，实行屯田制，搞移民垦边，有不少成功的例子。最早的移民垦边是由汉朝的晁错建议、汉文帝采纳实行的。其后，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实行过各种各样的屯田制，通过移民垦边来开垦荒地，获取税粮。三国时曹操任命典农官搞募民耕种是成功的屯田制的典范。
但是，到共产党这里就不灵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古代成功的移民垦边，无论规模多么大，都是只涉及到全国少部分人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全家移民。大部分人还是在家乡过着安定的生活。对于移民，政府给予土地、农具、种子和最初几个月的口粮，免除他们最初几年的地租和劳役，使移民获得实惠、安居乐业。而毛泽东搞上山下乡却完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他把家庭活活拆散，用豪言壮语和崇高理想把青年人骗到乡下。到乡下以后，知识青年衣食无着，生活困难，长期需要家长资助。家长在城里担心，知青在乡下不安心。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毛泽东先后把一千六百多万知识青年赶到了乡下。那时的中国，几乎每个城镇家庭都有一、两个孩子在乡下，多的有四、五个孩子在乡下。上山下乡运动搞得全国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于是，毛泽东渐渐发现他的新移民垦边政策行不通。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新毕业生的升学就业问题。为了减少社会积怨，他只好放弃了当初移民垦边的雄心壮志，改为把知识青年就近安排在城郊或者城市附近的农村。于是，移民垦边的雄图大业退化成了应付失业失学的权宜之计。但是，这种解决方案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在城郊或城市附近的农村，劳动力本来就过剩。农民不欢迎知识青年到他们的家园来分享他们有限的资源。他们的日子本来就过得不宽裕，他们不愿意知识青年到他们家来夺取他们口中的食物。农民和知青的关系恶劣，在知青和农民之间，聚众闹事, 打架斗殴的事件层出不穷。
毛泽东终于认识到，农村对剩余劳动力并没有无限的消化能力。而且，他在同时又发现，他把知识青年送到乡下的另一个目的也完全失败了。他原以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学习农民艰苦朴素、勤劳朴实的好品质，有利于把知识青年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可以叫他们做革命的永不生锈的锣丝钉。他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党的喉舌”甚至蛊惑人心地帮腔说：“农村需要知识青年，但是知识青年更需要农村。”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贫下中农给知识青年的再教育是：在大跃进的时候，共产党命令他们听任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却去把树都砍光炼钢。为了显示干劲冲天，在数九隆冬还强迫他们光着膀子去修堤筑坝，连十七、八的大姑娘都不许例外。接着，在随后的三年里，成千上万的人活活饿死！另外，知识青年在农村的亲眼所见也没有帮助他们坚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发现农村不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而是农村干部们无法无天、为非作歹的地方。尽管农村贫穷落后，他们却无法施展他们的知识和才干。
当时，各级地方政府都基本瘫痪，毛泽东能稳住江山的两大支柱就是军队和农村。如果农村这一支柱由于知青问题而轰然倒塌，那么剩下的半壁江山是不是仍然牢不可破就很成问题。万一知识青年中再有高瞻远瞩者，引导知青和农民认识到使他们陷入如此贫穷和绝望的困境的真正原因，发动知青和农民联手揭竿而起，重新走毛泽东自己当年走过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么哪怕就是出动军队恐怕也无济于事了。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夺回他失去的权力，但是却绝对不愿意失去他的江山。知识青年在农村既然到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地步，那么就不如让他们逐步撤回，让他们看到前途、看到希望，逐步安定下来。与此同时，城里的家长之心和乡下的农民之心也就得到了安抚。
于是，进入70年代以后，共产党逐步放松了紧箍咒，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共产党把回城之门刚刚打开一道缝，知识青年就迫不及待地使出浑身解数往城里挤。出身好的、有关系的、走门路的，几个月就回家了。出身不好的、忠厚老实的、没有门路的，则要花一、两年,甚至三、四年。至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在无形中归于失败。
2. 长篇小说《插队伙伴》的创作
中国共产党为期十几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浪费了整整一代人的壮丽青春年华－－有的人稍短，只有一、两年，有的人很长，长达八、九年。（笔者的妻子八年（1964-1972），笔者的妻妹九年（1968-1977）。）但是，这一代人并没有消沉。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熬过了漫长的插队岁月之后，又返回当初下乡时的原点，从头开始了他们人生的壮丽历程。经过刻苦的努力和顽强的拼搏，许多人变成了作家、画家、作曲家、歌唱家、教授、科学家、博士生导师。他们的成就告诉我们，即使处在共产党统治的逆境中，人们仍然具有多么顽强的生存力和创造力。
在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门打开了。中国人看到了西方国家的人民在过着民主、自由、富裕、幸福的生活。“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原来是骗人的鬼话。而他们自己却恰巧是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于是，盲目地往外跑就成了一时的风尚，好象外国的大街上都可以检到金子似的。留学、探亲、劳务输出、合法移民、非法偷渡，许多人以各种各样的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来到了国外。这种风潮被调侃人士称为洋插队，而原来由共产党政府组织的上山下乡则被称为土插队。
洋插队和土插队当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移民运动。土插队是在共产党逼迫下进行的，而洋插队则完全是插队者的自愿行为。但是这两种插队都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却是共同的。有的被迫参加过土插队的人，后来又自愿加入了洋插队的行列。这种历史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深思。笔者感到，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洋插队也是共产党逼的。如果中国也象西方国家一样民主、自由、富裕、幸福，也做到了人人平等、尊重人权，中国人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到连话都听不懂的西方世界来讨生存和求发展呢？在自己的祖国安居乐业、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岂不更好！
为了用文学手段来表达这一认识，笔者决定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在写作长篇小说《弱者》的同时，笔者就开始进行与上山下乡有关材料的收集、整理、思索和加工。经过几年的深思熟虑，又考虑到笔者已经年届花甲，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于是决定不再延误，尽快动笔。长篇小说定名为《插队伙伴》。全书由两部组成。第一部《土插队》，第二部《洋插队》。在写作之初，笔者不愿意放弃最近两、三年里建立起的短篇政论文和文学小品阵地。打算两者同时并举。试了一阵，发现短作品的数量大减，长篇小说的进度太慢。为了集中精力，保障在有生之年完成《插队伙伴》的创作，笔者在此向读者们暂时告假－－在《插队伙伴》完成之前，过去两、三年里在网坛上颇为活跃的短篇政论文和文学小品作者葛陵元、辛明和文思暂时不会从事短作品的写作。请大家原谅。在完成《插队伙伴》之后再见。葛陵元、辛明和文思在此向大家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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