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主爱国运动，已经过去十六周年。但那轰轰烈烈的场景，我记忆犹新。六四过后，中共的清算运动在大学展开。我由于参与民主运动，在合肥工业大学“赫赫有名”，中共党委要报复我一九九O年八月，在日本横滨召开“第五届国际生态学大会”，中国生态学会同意我为中国代表出席。但校党委借“出国人员政治审查”不让我过关。在我多次抗争之下，才发下政审结果，由于时间延误，我首次出国未成，我的“巢湖生态系统调控”论文已在国际发表，并收作论文集。
国内外专家支持主办生态学杂志
一九九三年五月，在意大利召开“第五届国际湖泊环境大会”，我的论文被列入报先论文，这次成功出席，已是我退休两个月的事了。我与西安理工大学范荣生合编的《水资源水文学》，是全国通用的大学教科书，在一九九六年十月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这更是退休后第三年的事了。九三年我接到主编《生态学研究》杂志的任务，一直主编了十年。它给我带来无限欢乐也带来无际悲哀，我因此被关进大牢，渡过一年零十五天。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我开办《生态学研究》杂志，组稿、审稿、编辑、出版、发行，基本是我一个人，其中我的研究生们和我妻子冯素华给予了不少帮助。缺乏经费，十年间我拿出了五万多元贴补进去，很多人认为不值得。但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无不良嗜好，出钱办杂志也是一种享乐。我乐而忘苦，乐而忘忧。国内外友人的热心帮忙也是办杂志成功的困素。美国、日本、奥地利和台湾以及国内的专家学者是杂志的编委。杂志发行数最多时是四百份，一般是二百份，最少时仅印五十份。论文以生态环境为主，刊发过反对三峡建坝的论文，反对阻碍社会信息流通的干扰台，论文是我与研究生合写；还有介绍台湾民主化过程的文章；有一篇介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司洛特教授的《当代暴君列传》，点名批判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等暴君。出版后，合肥工大的张裕怡副教授拿去向党委告发我，说我攻击毛。张是我的学生，是九三学社的，人品不佳。后来合肥市国家安全局传讯我十二小时，拿出省委文件通知安全局整我，逼迫我停办刊物，并掏出手枪相威胁。我当场声明，一时难以停下来，我继续办。
发表支持民主自由批毛批专制文章
为了向读者宣扬民主、白由、人权的理念，我增设“社会生态”专栏。全文刊发《世界人权宣言》；郭罗评中共签署两个人权公约的文章；《雪白雪红》纪实小说部分内容；在《文革三十五周年祭》文中说：“一党专制的未日已经为时不远，末日审判不一定要等到世界专制压迫的人们，应该为早日结束一党专制而共同努力。”公开谴责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等暴君的血腥屠杀（本段文字是我的判决书的中心内容）我还刊发了安徽省知名人士欧远方的文章《五四运动与民主自由》，“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毛暴君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这个歪曲民主的理论，朕即真理，残酷迫害知识份子。”“民主可以集中指导吗？毛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不抗日，成天向国民党要民主，在他夺取政权后又提“民主基础上集中，集中指导下民主”这个错误公式，实质上是只集中，不民主。开放党禁、报禁，还政于民，台湾的国民党主席蒋经国能做到，中共能做到吗？”还刊登沈良庆的《狱中诗抄》也是我的罪过之一，还有由我撰写的“三评中国可以说‘不’等等”以上内容，都是肺腑之言，是知识份子良心，却触怒中共当局，决定对我这位已退休十年，年届七十的老人下毒手了。
狱中身体不好，不让取保候审
二OO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我出门买菜，被国家安全局的警察秘密逮捕。在东陈岗的美菱大道上，四个穿黑衣无标志的“流氓”，连同合肥工业大学保卫处的李科长，一同把我驾上一辆无标志的黑色汽车，驶过合工大的大门时，我心中无限悲凉，说了声“别了，合工大”。最后驶入安全局。就在我被捕的同时，安全局七八个警察，搜查了我的家，把我妻子控制在一旁不许动，他们翻书架、书柜，拿走我的日记、杂志、书籍、明信片、电话本、电话卡、账目、外币以及未发表的文章《反右运动四十五周年祭》，以及一本一九二一年极其珍贵的地图。事后冯素华多次索要这本地图，安全局的警察既不承认拿了也不否认拿了，但就是不归还。我被关押在有二十多名犯人的看守所监牢里，条件极其恶劣，喝自来水，冬天也洗冷水澡，上厕所要排队。牢房昏暗，不见天日，靠两只电灯二十四小时照着，送饭从一个洞口递进来。早饭是米汤，很难见到米粒，天天吃白菜皮子，无油。关进去一个月就减轻体重至少十斤，一个月无大便，头发胡须尽白，体力不支，蹲下就站不起来。我患有心速过缓，脑供血不足，已在牢房内几次晕倒。白被关押，不能与家人通信，直至案件由安全局进入检察院以后的八月，才能和家人通信，但不能见面。律师会见我，见我身体很差，愿意给我申请“取保候审”。检察院叫工大出面保我，工大不肯，检察院又让我妻子交一万元取保，当我妻子去交钱时，安全局不许以“ 取保候审”。
检察院说，我们都在安全局监管之下，法律不起作用，只好进入起诉。但在此时，工大一位基建处长被人告发贪污八百万元，被关押，不到三天，工大就用盖有“镰刀斧头”的公文保了出去。可见，工大不保我这个思想犯，却去保贪污犯，说明事关重大，不保他会引火上身。党委在离休干部会上说“此事到此为止，不许再说，谁说谁负责。”在党大于一切的情况下，法律无用，肃贪更是笑话。法院判我一年徒刑，说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是一个七十岁老人，一无政党，二无武装，如何颠覆国家？只不过说了真话，反对专制，反对腐败，要求民主自由人权，我何罪之有？安全局一位人员对我妻子说“此老人不过先知先觉”，看守一个警员私下对我说“你是意识形态问题，是持不同政见者。”另一位警员说“你是文字狱”。
二OO三年二月六日，我刑满出狱，回家后，除了友好者表示善意外，一般人都不敢理我，真是一片白色恐布，而在工大则是不同。可见，工科大学的人文知识低下“工科治国”会误人歧途，令人担忧。二OO三年五月起，工大停发我的退休金和一切福利。中共口口声声要保障“生存权”，而我是已工作四十四年的退休老人，不能再工作了，岂非死路一条！中共要建立“和谐社会”，但它不许服过刑的人去工作，如合肥的沈良庆，为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多次被关押、劳教，出来后每次工作，都被安全警察威胁厂家，迫他失业。中国社会已堕落为法西斯主义，用恐怖手段维持统治。近日又听闻香港资深记者程翔被中共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真是越想越心寒！
（王大齐：中国生态学家、合肥工业大学教授）
(开放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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