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中共中央的权力很大吗?

处于人治社会权力金字塔最顶端的寡头集团,其权力几乎是不被制约的,比如当年的毛泽东,在发起大跃进运动饿死上千万民众之后,仍可以盘踞权力高端,并有足够的力量制造文革那样的千古浩劫。从政治层面上,眼下的中共寡头集团对社会的掌控力度似乎不弱于毛泽东时代:社会财富的增值,国际空间的扩大,都使得今天的中共高层不仅对内越来越霸道,而且对外也显得财大气粗了。

但这种风光不是无条件的,事实是,为了获取地方官员的支持,他们对于各级官员的腐败几乎到了公开出面保护的程度。太石村民众揭露出的腐败状况,在任何一个能够实施有效管理的的国家,都是不可容忍的,更何况这些村官的恶劣行径在中外媒体的聚焦下,已经严重败坏了所谓的“国家形象”,但是至今为止,村官们依旧活得很滋润,要求罢免村官的村民,却有多人被抓捕。就算中共高层再慷慨,在太石村巨额的腐败问题面前,也不可能心中不起波澜,些许小小的村官,胃口这么大,怎不让中共高官嫉妒吃瘪呢?可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前夕,中共的军警仍然大量出动,帮太石村的村官们浇灭了民众维权的火苗。

太石村事件说明,中共不具备反腐败的能力,连装装样子的能力也没有了。自六四以来,这个丧失了道德合法性和精神凝聚力的政权,只能靠分赃体制维持统治。中下层官僚也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毫无顾忌地大贪特贪,连一点面子都不给中央留,他们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在长期经营的地盘上,俨然已成大小诸侯,而中共中央却越来越象战国时期的周天子,拿地方诸侯无计可施,只好不停地为地方官员的恶劣行径背书,甚至为他们保驾护航。

其实,中共中央不是拿太石村的书记村长没办法,而是拿番禺、拿广东的地方官没办法,各级官员的利益是纠结在一起的。他们不是拿不掉一个村长支书,而是要在之中尖锐的冲突中极力讨好全国几十万上百万的腐败村官。从这个意义上说,地方官员准确地掐住了中共中央的七寸。

大家应当注意:太石村并非地处偏僻,而是一个资源相对丰富的村子。村民坚韧的维权行动说明:当中共把权力无限制地给予基层官员之后,贪欲和个人膨胀会让这些无须承担责任的官员漠视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最终使民众进入一个“做不稳奴隶的时代”,于是,他们只好起来维权。太石村的镇压靠的是外来力量,几千军警对村民所形成了局部优势兵力。在重庆特钢也是这样。但参与分赃的中共官员毕竟是极少数,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做不稳奴隶,或者说不愿继续做奴隶的时候,中共面对民众星火燎原的抗议,还有优势可言吗?

敌视民众,而信任少数地方官员,中共中央的权力当然是渺小而注定要丢掉的。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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