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璐：我与张国焘的交往

张国焘是中共主要创党人之一

张国焘是中共正式成立前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共组党前南陈（独秀）北李（大钊）的联系者，中共一大的主席和一大选出的组织负责人，中共工运史上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的领导者，中共早期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是中共领导人中极少数见过列宁的人。

张国焘曾经是中共最大的实力派，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领袖。１９３４年，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在江西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饥寒交迫，士气低落，逃命到四川时，红四方面军给中央红军补充弹药、粮食、兵源。等到中央红军元气渐复，来了个“金蝉脱壳”。为了摆脱红四方面军，叶剑英谎称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他加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徐向前生前曾表示，他根本未见到这份电报。张国焘本人则说，“根本没有这件事，我怎么可能做这样愚蠢的事，给别人制造口实，打击自己”）。后来，中央红军奔逃中到达陕北，找到了落脚地，又制造了陕北冤案，将陕北土共主要领导者一网打尽。陕北土共在中央红军各个击破之下瓦解。等到１９３６年７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这时主客互易，周恩来巧妙地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分开，毛泽东盗用张国焘的名义，把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编为西路军，借刀杀人，以回教的马家军消灭了西路军，从此张国焘在陕北，在中共中央就变成了孤家寡人了。

张国焘到陕北以后，表面上还有几个副职如中央军委副主席，陕甘宁特区（后称边区）副主席等，真正主要的工作是忙于反复写检讨和参加反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斗争会节节升高，但无人能否认，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红军早期最主要的创造者。

我于１９３７年到达陕北延安。不久就在新成立的陕北公学听到过一堂张国焘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和以后在香港的交往中，始终觉得，他像一位大学教授，宽面厚耳，举止斯文，眉宇间常露出深思，书卷气很重。初见时，很难想到这是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家。

我与张国焘在延安时，没有直接谈过什么话。后来香港再见，长期交往，他对我研究中共党史帮助和指导很多，其中谈到他从延安出走的经过，紧张有趣，有一部分中共官方也报导过，但张国焘对笔者所谈的具体生动得多。

１９３８年４月４日，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祭轩辕黄帝，趁机脱党。黄帝陵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历来当权政府，每逢清明节，必派大员致祭。张国焘到中部县，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也到了，双方同时祭陵。祭陵时，两个人站在一起，张国焘对蒋鼎文说了一句：“我想和你多谈谈”。蒋会意，当即吩咐自己随从将张国焘的警卫隔开。张国焘上了蒋鼎文的座车又说了一句：“我想见见蒋委员长”。

延安方面，获悉张国焘去了西安，立刻电告西安的中共最高负责人林伯渠，要林“严加保护”，林对张说，党内有什么问题都好商量，要张先回延安。由于张态度坚决，终于摆脱了林的阻挠。

４月１１日，张国焘到了汉口，李克农率一批人把他从火车站劫走，他逃了，李克农派人追踪他，把他的行李从旅馆偷偷搬走，然后又再把他“请”到八路军办事处，他又逃了。李克农、童小鹏等和张国焘之间的三“请”三逃，过程曲折，惊险万分。其中，有一次李克农架着张国焘上车，周恩来挽着张的臂膊，张大叫：“绑架啊！”当时周恩来的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他身为国民党的高官，也有国民党的特务秘密“保护”，惊问何事。周回答“没有你们的事，我们要带这个人（指张国焘）去看病”。周恩来顺手把张国焘推进汽车，扬长而去。由于国民党的特务已把所见的经过报告上去，所以张国焘被周“请”到八路军办事处时，很受礼待。但是实际上软中夹硬，准备挟持回延安。

张国焘与周恩来

当时中共在武汉最高的机构是长江局。长江局书记王明对张国焘说：“你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你应该是知道的”。秦邦宪附和王明的话说：“你的行动应该通过组织，报告中央；你是边区代理主席，擅离岗位，自由行动，错误严重！”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暂时不要谈这些吧！国焘同志一路辛苦，我们办一桌酒席、为国焘同志接风；然后，让国焘好好休息。”饭后，周恩来又笑对张国焘说：“国焘，你大概很久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茶了，这是西湖最好的龙井。”

张国焘呷了一口，也笑说：“果然是好茶，好茶。”周恩来见气氛缓和，于是就进一步向张国焘说：“老朋友，老同志，随便谈谈吧，这些年，你对党做了很多艰苦的工作，你对党的贡献太大了，因此党对你也特别关心。国焘，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你这次到武汉来，到底是准备做一些什么呀？”

张国焘见周恩来如此这般友善，心也软了一半，就随口说：“看看老朋友，做做统战工作嘛。”

周恩来笑说：“我本来以为你只是散散心而已，原来你随时都想到党的工作，做党的统战工作，真是太好了。”周恩来接着又问：“你打算见些什么人呢？”

张国焘坦率地说：“我想见蒋介石，蒋委员长，我既然是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到了武汉，是应该向他报告边区工作的。”

周恩来脸色一沉，向李克农招呼了一声：“你把张副主席好好侍候，好好侍候，我有点事要办。”说完，周恩来就匆匆走了，李克农会意，与张国焘寸步不离，连张国焘上厕所，也守在外边。

４月１６日，周恩来对张国焘说：“长江局已向中央请示过，中央同意你见蒋介石，我也与蒋介石的侍从室联系好了，我现在就陪你一起去见蒋介石。”

　“你陪我？”

　“是的，我一定要陪你，这是中央指示的。”

于是，张国焘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去武昌见蒋介石，在汉口至武昌的轮渡上，周恩来对张国焘说：“老毛的确胡来，但是，只有留在党内才能制止他，如果大家都走了，老毛不是更加胡来吗？”

我问张国焘：“你当时对周恩来的这段话，怎样看呢？”

张国焘答我：“我被周恩来骗过很多次了，他总是明一套暗一套的，怎敢相信他。”

到了武昌，周恩来吩咐李克农说：“在进入蒋介石官邸以前，你们必须和我们保持一段距离，避免蒋的警卫人员产生怀疑。”李克农当然遵命。张国焘、周恩来见到蒋介石，彼此只说了几句客套话，蒋说改天再详细谈。他们前后大约２０分钟就出来了，在远处等候的李克农绝没有想到蒋介石接见周恩来、张国焘这么快就草草结束。当他们从蒋氏官邸走出时，周恩来突然见到一位熟人，正想闪避，对方叫了一声：“恩来，你看望委座来了？”周恩来连忙向对方行了一个军礼，答了一个 “是”字。周恩来当时是蒋介石委任的中将。张国焘一看周恭敬的神态，断定对方一定是国民党中比周恩来官阶高的官儿。正当周走向对方寒暄时，张心想，天赐良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拔腿就跑，周恩来也顾不得他和国民党高官的礼貌，随后就追，两个中共大人物在武昌大街小巷像小孩子捉迷藏似的，绕了几个圈，张国焘终于又逃了。

李克农是特务高手，他手持蒋介石委任的上校证件，率领一班身着国民党军人制服的中共党员，在武昌市内作地毯式的搜索，声称“捉拿逃犯”，终于在一个旅馆内又把张国焘找到了。

李克农向张国焘鞠了一躬，抱歉地说：“张副主席，你受惊了，这里不方便，随我上办事处吧？”张国焘坚持不去办事处，他对李说：“你们要杀我或者枪毙我，就在这个旅馆行事吧”。

４月１７日，周恩来到旅馆见张国焘，面色凝重，向张国焘提出三个可以选择的办法：

第一、回延安；第二、向中央请假；第三、声明脱党，再由中央宣布开除。张表示接受第三个办法。

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

张国焘脱离中共的原因

后日张国焘对我说，他下定决心，脱离共产党，主要由于中共内部的斗争和整肃往往与共产国际、苏共内部的斗争有连带关系。他承认自己属于苏共的布哈林派。

张国焘又说，周恩来过去也属于布哈林派。在那个时代，他和周恩来、瞿秋白等都被称为旧留俄派。１９２８年中共六大是由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指导的。１９２９年布哈林被开除出苏共中央政治局。其后中共的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共的权力斗争经过一再反复，基本上都是在斯大林路线下发展的。

我问到周恩来这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张答：“周恩来本来是德共党员，后来到苏联又成为苏共党员，１９２４年回国转为中共党员，１９２７年中共五大才成为中央委员的，所以周恩来早期与中共的关系浅，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较深。”周恩来一向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在苏联，在中共内部斗争中，错误的政治路线往往出于莫斯科的指示，一旦失败，周恩来总是勇于承担错误的责任。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内普遍不满，周恩来对张国焘说：“这是国际的决定，中国党必须服从，否则纪律制裁。”“国际指示的正确，绝对不容怀疑。”

共产国际由于苏共权力斗争，领导多变，周恩来也跟得快，这是他的天才。

我问张国焘：“六大后你受到共产国际的处分，中共的一部分党史说，你在四中后为了争取回国，向共产国际认错，向王明派投降了。”

张答：“我在共产国际的检讨是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六届四中王明派的上台是１９３１年１月，完全是两回事。当时每一次中共受了挫折，虽然出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事后都是由中共领导人出面代人受过，承认是自己的错误。我举一个例子，１９２７年国共两党分裂后，瞿秋白在‘八七会议’后号召组织暴动，对抗国民党；南昌暴动前夕，我又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阻止暴动，保存革命力量。结果南昌暴动失败，我和瞿秋白都在莫斯科认了错，我的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秋白的罪名是左倾盲动主义。实际上我和秋白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我和秋白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公开地对质和认错。私下秋白却对我幽默地说：‘有什么了不起，人家说我错我就认错好了。’”

张国焘说，“１９３１年１月回国，说我受王明派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蔡和森的影响。”

１９３０年秋，立三路线失败，共产国际秘书长柏金斯基找到蔡和森要他回国帮助处理立三路线的错误。

蔡和森一向恨透了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革命的瞎指挥，提到国际代表和苏共领导，他总是说“这个毛子”“那个毛子”。蔡和森反问柏金斯基：“为什么要我去呢？”

柏金斯基说：“李立三这个人很难缠，你有一种技巧，能说服对方，而又不惹怒他，所以你是最适宜的。”

蔡和森说：“如果说我有这个长处，那么，我认为张国焘比我更合适。”蔡和森随后去见张国焘，对张说：“我学了《三国演义》中徐庶推荐诸葛亮的故事，把你老兄举上了。”

张国焘说：“我不行啊，我正受国际的处分呢？”

蔡和森说：“我和你一样，不也一样受国际处分？现在机会主义当道，没有什么是非。国际认为你有利用价值，你就是正确的。我劝你写个检讨，向国际认了错，虽然对你个人来说，委屈了一点，可是只有如此，你还能对中国革命继续发挥一点作用。”

张国焘同意了蔡和森的意见，经过表态和共产国际的政治考虑，在这期间，李立三已经垮台，到了莫斯科。１９３１年１月张国焘到达上海，六届四中已经召开，王明上台了。

张国焘谈长征途中

张国焘说：“当年共产国际的威信很高，毛泽东也屡次表示，他绝对服从国际的决议。毛在江西苏区受到处分时，还说过要向共产国际告状呢！１９３５年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回国调解一、四两个方面军的纠纷时，毛对张浩说：‘你是国际来的，中国党听你的。’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从莫斯科飞抵延安时，毛泽东主持隆重的欢迎仪式，我也在场，毛泽东把王明抱了又抱，亲了又亲，我见了真不是滋味。后来他们结成了毛王反张国焘联盟，周恩来一直是站在王明一边的，他们度了一个短暂的蜜月，然后就完了。”

有一次我问张：“你在领导方式上，和毛泽东有什么不同？”

张国焘起初轻松地回答：“我们领导的方式确实不同，红军行动时，我总是骑着马，老毛总是坐轿子，有时躺在担架上。我骑马，随时要应付实际的战斗，老毛呢，他在轿子或担架上，可以安静地思索更多的问题。”张国焘突然严肃地说：“老毛的领导方式可以做到，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一切代价。”

我问：“你有什么不同呢？”

张国焘脸上闪出一片光辉，似乎在回忆他的过去，他说：“我们红四方面军过去打胜仗，主要依靠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不扰民，鄂、豫、皖、川、陕的苏区人民拥护我们。”

他一面说着，还提起笔在纸上写着数字。同时解释说，“我们那时组织一个战斗，多少军队，多少时间，多少后勤，多少粮食，都经过讨论的。”

张国焘还补充了一个笑话，他说“我和老毛还有一个不同。我们四方面军一向反对吃狗肉，他们一方面军在老毛带头下吃狗肉，我和老毛还有过一场狗肉路线斗争。”

据张夫人杨子烈女士回忆，她初到延安时，还看不出毛张之间有什么严重的冲突，当时毛还请张夫妇吃了一顿饭。毛笑说：“国民党有一对张杨（指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共产党也有一对张杨（指张国焘与杨子烈）”。

后来张夫人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我问张国焘：“有一个传说，你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要求回党，有这回事吗？”

张国焘答：“没有这回事。不过，１９５６年张向华（发奎）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一位你的老朋友想见见你。”张国焘对我始终没有提及这个“老朋友”的名字，他继续说：“这位老朋友带来口讯，表示毛对我的关怀，问我有没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张国焘说：“我的二儿子楚江想考广州中大医学院，但又担心我的问题，这位 ‘老朋友’说：‘没问题，没问题’。因此后来楚江就去广州读书了”。

有一次张发奎和我谈到，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时，叶剑英怎样地利用过他，他又怎样把共产党压制下去，张发奎又说：“不过我和叶剑英至今还是朋友，他秘密来过一次香港，就住在我家。”张发奎所说的叶剑英秘密访港，时间和他与张国焘的“老朋友”相晤大致吻合。

张国焘想与陈独秀组新党

我曾问过张国焘：“听说你计划过和陈独秀先生合作另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有这回事吗？”

张答，“我和独秀先生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要另外组织共产党，一定要独秀先生领导。但是独秀先生一再坚决表示，绝对不能与蒋介石合作。因为独秀先生认为蒋与他有‘杀子之仇’”。另外，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彭述之（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也力阻陈独秀张国焘再度合作，周恩来则屡次派王若飞访陈，向陈解释过去他们辱骂陈独秀“托匪汉奸”是一种误会。又要求陈保证三不：“一不要发表政治文章，二不要公开演讲，三不要与张国焘搞在一起”。周又提出陈可到延安去看看老朋友，在延安长期休养也可以。如果陈不愿去延安，在四川的生活、医药费用，一律由中共负责，陈全部加以拒绝。但是，陈独秀与张国焘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了。组党的计划也胎死腹中，周恩来确实收到了破坏陈张合作的效果。

张国焘说，国民党方面，蒋先生总是被一些人包围，容不得外人插足。我和蒋先生谈过几次话后，有人就对蒋先生说：“国民党应付一个共产党够头痛的了，如果张国焘再领导一个共产党，我们国民党的麻烦岂不是更多了！”还有人说：“张国焘和毛泽东一样，都出于个人野心。”

国民党在１９３８年６月通过决议，恢复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国民党党籍（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这些中共党人都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张在重组中共的计划失败以后，担任过一些挂虚名的“设计委员”之类的职务，有时作些时事分析的政治报告，当时国民党似乎很重视他的分析，编印成书，分发给训练班的学员作为 “学习文件”。１９４５年，张国焘在国民党六大中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担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张国焘不惯于国民党官场习俗，两个月后便去了上海。

张国焘在上海办《创进》周刊，当时标榜独立超然。由于时局急变，便停刊去了台湾，不久又到香港。

张国焘早年在北京大学是读经济的，他对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和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都有过研究，因此他对于自己的经济学知识颇为自负。

国民党政权经济危急时，蒋介石也曾经要张写出他对挽救经济的意见。我和国焘在香港谈话时，他还有一个习惯，在分析问题时，用一支笔在纸上画数目字……

正因为张先生对于他的经济知识太过自负了，到了这个商业社会的香港，很快便卷进了炒黄金的买卖，最初赢了几次，最后输了。

张国焘晚年谈文革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我曾请教张国焘，他常用最简单几个字，答复我的问题。例如：

我问：“毛泽东如何？”

张答：“润之一天没有登基做皇帝，是不甘心的。”

我问：“林彪如何？”

张答：“他不是这种料子，不会久的。”

我问：“江青如何？”

张答：“明星嘛，这会做了主角，总算不错了。”

我问：“康生如何？”

张答：“有人说他如何厉害，我看不是，他永远是个工具，是个糊涂人。”

我问：“周恩来如何？”

张答：“恩来善泳，他自称弄潮儿；凡是善泳者，有时难保不会失足的。”

张氏给我的答复，后来事实证明，观察深入，一语中的，他的确不愧为中共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不过，一个政治人物往往看别人易，看自己难。

文革期间，张国焘出版《我的回忆》，杨子烈出版《张国焘夫人回忆录》。１９６８年，张国焘夫妇移民加拿大。１９７４年我旅行加拿大，曾去看望过他们。国焘先生于１９７９年１２月逝世。

中共的资料中说，张国焘晚境凄凉，冻死异邦，在我的印象中，加拿大政府把张国焘的生活医疗全包了，仅是没有特权而已。毛泽东逝世时８３岁，张国焘逝世时８２岁，毛比张仅仅多活了１年而已。我相信，文化大革命时期，假如张国焘还在中国大陆，绝对活不到８２岁的。

张国焘在中共历史上的功过如何，有待中共秘密档案的开放。张国焘与我亦师亦友，我觉得我有责任说出历史的真相，虽属片面，但自信忠实。张国焘为人自然有他的缺点，否则他怎么到最后一败涂地？假如由于他的失败而否定他在中共的历史地位，这是很不公道的。

原载《中共历史的见证－－司马璐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