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黑手在澳洲（之一）

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爲恐惧的奴隶。我们公布这些投诉实例，希望能曝光邪恶，能引起同胞思考，能对摆脱恐惧有所帮助。

实例一：

我与中国特务

　　我叫范宇光，原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急救研究所的医生，1989年，我从天津来到澳大利亚。 1991年9月份，我给我在中国的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我提到了“自由党”这个词，电话被窃听了，一个星期后，三个天津市国家安全局的警察来到我母亲家里，同时又从各自单位把我兄弟、与丈夫逮走，分别于三处对他们进行了审问，问题是我是否是自由党成员，都做了哪些反党的事。

　　三个月后，这三个人又到我母亲家，告诉她有关调查我的结果，那就是他们没有发现我有什么反共行为。然后命令我母亲通知我：1、为他们做特务收集留学生的政治信息。2、回国，到国家安全局与他们联系。

　　我自然是拒绝从命，因为我觉得就因为政治观点，去出卖那些从来没有伤害我的人太缺德了。从那时起，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中国人跟踪我。

　　1995年通过《大洋报》披露了中国特务：原天津商会会长沈铁，被人看到在天津市国家安全局大院内出现。沈铁：天津人，中医，男。从此以后我没有一天过的是安宁日子。

　　自从1991年，特别是1995年后，我总是被陌生的中国人跟踪。为了安全，我从柏斯转到悉尼，更改名字，不断变换地址，不与任何中国人甚至澳大利亚人来往，但是我总是被中国特务发现跟踪与伤害。由于父母亲年迈又胆小怕事，叮嘱我不要给他们找麻烦，我只好忍气吞声。直到我父母亲过世，并且我也早已经是忍无可忍了，通过自己的经历认识到：沉默与忍耐是无济于事的，特别是在后来，中国特务视我好欺，竟诬陷我是小偷、毒品贩子，并引起联邦警察的调查，我乘势与警察联系，揭露了中共特务的行径，这是后话。

　　通过我自己的经历，仅是我生活在Campsie那一带时就受不下16个中国特务的跟踪（在住家附近、去加油站、去商店、乘公共汽车时、去客户处联系业务等等）。 　　在那里我住了3年（1998-2000），我的体会是中国特务无处不在，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只要不是被共党注册定为“反共”的都有可能被中国当局联系，指令为“中国特务”，这些人并不是专门训练过的专业、专职特务，而是从事在社会舆论方面充当中共帮凶，在监视“反共分子”方面充当耳目。实际上这也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中共国家安全局的警察也曾命令我去充当他们的特务，只不过他们是找错了人。

　　1992年，在柏斯，电话事件后，我发现有陌生的中国人跟踪我，当时我还没有澳洲的身份，我去移民局反映这件事，但移民职员不耐烦听我的故事，他认为我是为了身份瞎编的。1995年，我从柏斯移居悉尼。我前后搬家5-6次，都是为了躲避被诬陷为“小偷、毒贩”的流言蜚语。

　　所有流言蜚语的传播都是在一种我与任何人不认识、没有与任何人发生纠纷、没有任何人真的认识我的情况下发生的，但是似乎又有那么多的人认识我，这种情况只能用一种理由解释：一个庞大的中国特务收集信息组织在澳大利亚，因为我的动态，不出几天，就可以被中国特务得知，如果没有很多特务，如果不是各地都有特务的话，是不可能这么快的!

　　当我意识到这一情况后，我决定不再与中国人合住，我又搬到了Canterbery的一幢只有四户住家的二层小楼。我新搬进去刚第三天，就发现住家对面的家俱公司有行为可疑的华人职员态度异样的在注意我。隔天，早上一出门便见两个死耗子，一个在我车顶上，一个在车旁边，我拍下照片，把照片复印件送给了警察。不久又看见有人放了一本我的电话册，在电话册旁边有人放下一支圆珠笔，过几天后，又有人放了一只死猫在门前地上。我刚搬进新居几天，就已有特务送信息给我：“你在我们的监视下，你跑不了!”

　　实话说我是恐惧的，我就觉得我无论改变名字、搬家、不与任何人接触，一切都无济于事，在澳大利亚是中国特务的天堂，对中国人来说不是民主、自由的天堂，每一个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是在中国特务的监视与控制之下的。要么被利用，要么被监视，共产党对你看不顺眼，你的生活就绝不会安宁。

　　当我在一家病理公司做抽血员时，大概工作不到一个月，流言就又传进来，说我是小偷，由于我揭露一个澳大利亚女职员修改会计记账记录（因为我不揭露，以后出什么麻烦，我得背黑锅），这个职员Jann为报复我，利用另一个职员Kate编瞎话，说我偷了公司的一支圆珠笔，中国特务听说这件事后，就派人经常放一支圆珠笔在我家门口，无论我搬到那，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三年。直到我认识到圆珠笔有什么故事，打电话问Kate，出乎我意料之外，Kate马上承认了编瞎话污陷我的事，并表示帮我澄清事实。从此以后，特务们也自知无趣，终于停止放圆珠笔的无耻行为，但是即使他们知道事情真相后，仍然在一定场合下，照常散布“圆珠笔”的流言。这种知道了真相后，仍然故意散布流言蜚语的行为就是流氓行为。

　　自从我在Canterbery住下后，我每天的行动都在那位家俱公司华人职员及其同伙的监视下，不久我就被污陷为毒品贩子，他们编造的一些故事，似乎符合我的日常生活习惯。我发现我的中国寄物全部被海关打开检查，而且我被警察跟踪，这实际上是中国特务给我制造的麻烦，当然用的都是流氓无赖的手段。我马上与警察联系，讲明真相，告诉他们我一生从来没见过毒品，我是被中国特务污陷的，因为我揭露了中国特务。

中国特务在澳大利亚可以窃听电话

　　2000年9月30日，澳大利亚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的那天，那是大约下午2点，我拨号码发传真。使我吃惊的是，在传真机里出来这样的声音：“If you want China visa,Please press bottom----.”（如果你需要中国签证的话，请按-----键-----。）这声音显然是从中国大使馆的接线电话中传过来的。

　　我认为是中国大使馆好像可以窃听我的电话，这是由于奥林匹克闭幕式，大使馆监听人员也许去看闭幕式去了，或由于其它原因，使窃听线与使馆对外接线电话线串线了，这就使我的传真机传出使馆接线电话的声音。我马上打电话到联邦警察，但是警察给我的回答是“不可能，中国大使馆不可能监听你的电话。”但后来，他又觉得事情是有点奇怪，又建议我联系纽省警察，看是否有人窃听我的电话，最后转来转去，转到Telstra，一位女职员查了一下我的电话，给我的回答是：不否认我的电话是可能被窃听的。

　　2001年，我正准备搬家（实际上是准备回国，因母亲病重），我要联系库房可以按置我的家俱。一个电话从电话公司“Globle Talk”打过来，一个女职员，大概名字叫Helen，一听声音马上可以断定是中国人的英语，在电话里她说：“你必需马上交电话费。”我很奇怪，我刚交完电话费啊，我问她我有多少欠账，她说$8元钱。我说我刚交完电话费，又没有多少，为什么你又要我提前交电话费？她说“你搬家前一定要把电话费交了”。

　　电话过后，我忽然认识到这电话里有文章，Helen一定窃听我电话了，利用电话公司的设备窃听电话。如果她没有窃听我的电话，是不会知道我即将搬家的，她肯定窃听了我的电话，无意中说走了嘴而通知我交电话费，尽管我刚交完电话费，只有$8的账单。

　　以后我几次打电话给那家公司，找Helen，但是她竟“消失”了。 之后，我从这个小楼搬出去，准备回国，我把家俱都存在一个在Mortdale区的库房。这时，我发现一个可疑的中国人监视我，他的车牌号是：WVY-986,是一辆较新的黑绿色越野车，Land Rover。当我从中国回来后，发现有人从库房顶部向库房灌水，我的家俱与商品都湿了，墙上留着水印，这事我与管理人员（Real Eastate）讲了。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一件事是发生在1998年4月13日，晚上6点钟，我和女儿出去到Bankstown中学去学习英文写作，刚出门，过马路，忽然一辆原来停在路边的车（在我住的小楼的同侧）立即打火起动并开大灯，汽车急速的冲向我们俩，幸好因为车是从停车状态启动的，不可能一下子开得很快，当这车已经靠近我们时，我们刚刚踏上对面马路的边道上，这辆车因为冲到对面路边（实际上车已开到人行道侧，这是违法的），车没法马上转弯，只好停到那侧边道傍，我这时才意识到事情来的可疑，我让女儿躲起来，我马上转过身去看这辆车（当时我真傻竟没有多想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见到一个中国青年人，上身白衬衣，短平头，大脑袋，皮肤挺白，他见我返了回来，慌忙用报纸挡他的脸，我越发觉得这个很可能是雇来杀我或撞伤我，雇他的人无疑是中国特务。因为我从来没有个人的敌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大概就是因为我在1995年公开揭露沉铁是特务的事，（沈铁在我揭露他是中国特务后，马上从澳大利亚消失了。）我马上将车号记下来：ADS-157。 ◇

实例二：
我在澳大利亚遭受的政治迫害

我叫马万平， 1990年移居泰国。1992年中国掀起了气功热潮，经中功创始人授权，我在泰国组建了环宇国际中华养身益智功总部，任总裁。

我是一个纯粹的气功修炼者，没有任何政治目的。1999年7月从中国传出把法轮功和中功定为X教镇压时，我在泰国首当其冲遭到了镇压追捕，并且连累了我的家人，我在大陆的72岁的老母亲被严刑逼供毒打，被迫服毒自杀身亡。我在泰国遭到中国特工组织的追捕，于2001年4月15日逃亡，途经澳洲准备前往美国避难时，澳洲政府将我收留在澳洲。

我是一名基督徒，2001年6月，我按报纸上的广告电话，联系前往坎培拉附近的一家台湾人办的基督教会做礼拜，礼拜结束前，主持人叫新来的客人自我介绍名字。当我介绍了我的名字马万平时，一位自称是教会主任的李XX等二人把我叫到教堂大门外右边的一间房屋内，对我进行辱骂和训斥。我与他们发生了争吵。他们怕我在教会讲述真相，便用车强行把我送到坎培拉市中心的中心公园旁边叫我下车。

当我下车以后，从前面不远的地方走过来四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声称他们是在国内受害的法轮功学员，也是逃难来到澳洲的，他们要求和我交谈，把我骗到中心公园内大旗杆下的树丛中，把我毒打成伤。

从此以后，我被冒充法轮功学员的特务毒打致使右胸部长期疼痛，牵涉右手神经痛，导致右手出现阵发性颤抖，经过长期医治至今五年未愈，使我失去了工作的能力。

在坎培拉的几个月中我的行动长期遭到特务的跟踪，录像，有两次我走在路上，突然一辆汽车在我身旁停下，从车上跳下来两个人把我往车上拉，在我极力的反抗挣扎中幸运地有路人经过使绑架未遂。

我在坎培拉被打伤后，为了用中药治病才转到悉尼朋友家居住，但情况更是艰难，在我的住所四周长期都有特务在前后的两条街跟踪，经常遭受毒打、威胁、绑架。例如2003年3月14日被特务打伤，由警察和朋友陪伴把我送到医院检查治疗，这些都有报警，有据可查。

特务们除了对我长期跟踪、监视、企图绑架、毒打外，同时对我进行精神迫害。2003年5月，我到悉尼火车站旁的英文教学中心去读书学英语，当我上课三天就有三位同学对我进行骚扰。她们总是无事生非，有意对我刁难辱骂。

教我英语的华裔女教师更是离谱出格，她要求与我发生性行为，我发现她有给我制造犯罪行为的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企图给我制造一起强奸案例，到时候叫我有口难辩。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澳洲政府可以把我驱逐出境，特务们就是想要把我遣送回中国，这不能不引起我的高度重视和小心。

该女教师和班上的几名女特务，急于要完成任务，她们利用工作的方便，在同事和领导中制造了我很多谣言。2003年6月出事那天本来不是她当班教课，她却来到了学校，她们精心策划了一场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卑鄙事件。

那天早上我刚进入学校走上电梯中，女教师也走进了电梯，她立即对我进行威迫利诱，强行要带我到一个地方与她做爱，并说如果我不答应她的要求，就叫我马上不能读书，取消我读书的资格。

我听了以后极端气愤，想起我这几年遭受迫害的悲惨遭遇，难过得痛不欲生。因为我的悲愤痛苦，却跌进了这帮特务早已精心设计的圈套之中。为了不影响别人上课，我走出教室，一个人坐在另外的一间空房之中炼功打坐调节情绪，并没有吵闹也没有影响别人上课，她们却平白无故地把警察叫来说我有精神分裂症强行把我送往精神病医院。

我一再声明自己没有精神分裂症，拒绝去精神病医院，在极度困扰的情绪下，拒绝医生给我打针对我进行摧残，与医生发生了拉扯。他们几个人把我按在地上强行给我注射了摧残神经的药品至使我处在昏迷不醒的状态。然后，又把我送进了第二所精神病医院即皇家太子精神病医院。

在该院迫害期间被关进一间铁栏大院内，有一天两名女特务站在铁栏围墙外叫我的名字，对我说：马万平，我们把你关在这里面“治疗”一两年，你不疯也得疯，看谁厉害！说完哈哈大笑而去。

在精神病院的迫害期间，医院的法庭开庭审理病情时，我正义严词地反驳，这是一场残酷无耻的政治迫害，法官见我说得条理分明把我放了出来。当我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在残酷的精神摧残和药物摧残下，我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待我出院回到家中，我收到了陷害我的那位女教师代表学校签的一张纸条，说我患有精神分裂症，为此把我开除了，剥夺了政府给我的150个小时学习英语的权利和机会。

2004年4月的一天，一位自称是搞精神病鉴定的医生周XX (实际上他只是个护士)，受社区委托来鉴定我的病情，他问的全部是政治上的问题，对我进行威迫利诱，态度极端恶劣，我一再向他申明我没有精神分裂症，只是因为特务的长期跟踪、绑架、毒打、骚扰才患上了忧郁症。

他一概否认，并强词夺理，主观武断地说我是精神分裂症。说完再叫我画一张图和签名，因为我的右手在坎培拉被特务打伤后，右胸和右手神经痛而引起颤抖不能拿笔签名，他一口咬定这也是精神分裂症引起的颤抖，在鉴定证书上强行给我定上了精神分裂症。从而达到了灭绝人性的借刀杀人，对我进行合法的政治迫害及精神和肉体的摧残。

又过了两天，这位姓周的打电话来叫我到社区医院去看病，医治我的胸痛和右手颤抖。2004年4月21日当我在监护人的陪伴下，到达社区医院，医院的医生说要送我去检查我的胸痛，手痛，手颤抖的病，叫来了警车强行把我装进了囚车送往精神病医院，我再次跌入了特务精心设计的骗局和圈套之中。

这次我进入了精神病医院，法官再也不听我的申诉了，我只有无助地接受那损害神经的药物摧残，每次护士强行逼我服下了精神病药，我就跑进厕所喝下大量的水，然后用手指头刺激喉咙把吃进的药物和水吐出来。

后来他们发现我每次吃了药就往厕所里面跑，就在厕所门外偷听，发现我在厕所里面呕吐的声音，就马上改用一种放进嘴里就立即溶化了的药物逼我服药，每次把药放进口中再让我喝下一杯水，守在我的身旁不让我进厕所以防我喝水把药物吐了出来。

我无助地被迫接受着药物的摧残，只能利用这些时间来书写诗词抒发自己的悲愤和痛苦。这次我在精神病医院被摧残了一个多月。

第二次从医院出来后，我就在主治医生和专门护士的监管下治疗。尽管我每次都向医生申明我没有精神分裂症，她们却无条件地给我把药量一再加重，还要求给我打针，我以死拒绝才暂时免去了药物注射的摧残，我的医生和护士她们做的是特务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除此之外特务对我的绑架、威胁、骚扰更加持续不断升级，有增无减。从2001年至今我到达澳洲5年多的时间中，特务对我的暴力人身攻击多达一百余次，恶毒的语言威胁咒骂就举不胜举，几乎天天都有。

例如2003年3月的一天，我独自一人在达令港的水池边游玩，一名女特务走到我身边猛然叫我的名字，当我一愣神，她就抽出一支微型手枪来对我亮了一下，命令我不许动。马上用电话招来一个女特务一起监视我，再次用电话联系，一会儿又来了四个男特务，四个男人把我挟持在中间从达令港一路走到唐人街后面的电影院门口的街道上，他们再次用电话招来一辆面包车，在押我进面包车之际，我趁他们冷不防，猛然出拳反击并大声呼救，与他们搏斗，此时右边的街道上走来一大群游人，使他们的行为有所畏惧收敛，才使我有机会拔腿向唐人街冲过去，逃过了一劫。在这五年中跟踪我的人有17岁至30岁的年青男女学生，更多的是60至70 多岁的老妇人特务，以及少数60岁至75岁左右的男性老人。

打我、威胁、绑架或企图绑架我的是青年和中年壮年男性，其中有华人和西人。我受到迫害所报的案也只是很少的几次。因为那时我还不想影响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声誉，再一个问题是我不会讲英语，报案有困难，尽管我报案的次数是受到骚扰迫害的很少部份，但是警察也感到很不耐烦，报案也不起任何作用，使我对警察及报案失去了信心，不到忍无可忍也就不报案了。

我于2005年三次前往中国领事馆向他们表明我一贯热爱和拥护中国政府，请求他们对我不要进行骚扰，于姓领事一再声称澳洲没有一个中国特务。问题不但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特务们对我进行更卑鄙下流的人身攻击和政治迫害。

6 月份，我多次受到特务的人身攻击和性骚扰，她们对我骚扰的目的是要让我动怒与她们发生争吵或打架，她们每次制造事非时都提前在现场布局了很多的所谓“见证人”，他们拿这相机。如果我一旦坠入他们的圈套与她们打闹起来，她们都会出面指证反咬一口，给我制造犯罪记录，使澳洲政府不给我入籍，把我遣送回国。当然我识破了她们的阴谋诡计也就没有上她们的当。

我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于2005年7月1日上午10:30分与我的监护人一同到XXX警察局报案，警察局的长官看了电脑记录，在不问青红皂白的情况下，不准我上厕所，抽掉我的裤带，强行把我关在车内，押送到精神病医院，找了一个所谓“专家”对我进行鉴定。这“专家”对我极端不负责任地问了一下，就把我定为精神分裂症，要强行送往XXX皇家精神病医院。我知道如果我一旦踏进精神病医院一定会凶多吉少，又要遭到那杀人不见血的药物摧残，医生和护士又要强行地给我加大药量。

他们正在准备送我去精神病医院，并一再要求要给我打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打破了忍受精神和肉体摧残煎熬达五年的沉默，打通了《大纪元时报》办公室的电话，向他们求援。当大纪元的记者和希望之声电台的记者来到医院采访我时，迫于舆论的压力院方才把我放了出来。

我强烈呼吁西方民主世界声援我，派有关精神疾病专科的权威的专家对我进行全面的精神分裂症鉴定，给我一个公正的评估，还我做人的尊严，使我的人身安全和人权不受侵犯，彻底调查我在澳大利亚遭受特务政治迫害的事实!

（据马万平介绍，目前马万平已成为一名澳洲公民，因此企图制造犯罪记录遣送他回中国的目的已不可能实现，但他依然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中，继续受到骚扰。------编者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