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ＦＰＳ项目？”我心不在焉地疑惑了一句。
老婆抢过话头，汉英夹杂，正色道：“你就不关心孩子的事。ＦＰＳ就是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项目。今天是开学后的第一次活动！”
女儿接着英语说：“今天老师说了，上次预算投票，差一点就把ＦＰＳ砍了。”
我恍然。
ＦＰＳ是美国中小学常见的课外活动。 我所在的小镇康州北黑文所辖下的公立学校，从小学四年级起到高中十二年级，都设有“未来问题探解”课外活动。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课外活动，每年都有国内和国际不同级别的比赛，看谁能想象和设计解决人类未来的难题。
在学校里，“未来问题探解”项目的参加者均由老师推荐，是学习上较有潜力的学生，经费出自镇政府财政预算。据我了解，纽黑文周围不是所有的小镇都开得起这样的活动，北黑文还算是个富有并有些远见的小镇。尽管如此，遇到财政上的风吹草动，“未来问题”还免不了让位于“眼前问题”，因此这个花钱并不多的项目，还是受到了封杀的威胁。
女儿的话题让我想起了几个月前投票的事情。
五月的一天，像往常一样，我开车送孩子上学，走到学校后门处，见一辆漂亮的黄色甲虫卧车停在学校后面入口处，妨碍了进入学校的通路，送孩子的汽车须绕开汽车才能进入学校后院。远处也有几个男女，身体前后挂着牌子，手里拿着宣传品。那些来往送孩子的车辆，也轻快地鸣笛，示意赞许和支持。
我开车绕过甲虫车时，发现车的玻璃上用白色写满了“Ｖｏｔｅ”的字样。我绕过车，没心思去仔细理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扔下孩子，也学着别人鸣一下汽笛，匆匆赶去上班了。
大概两三个星期后，又去送孩子，发现黄色甲虫车曾坐卧的地方，出现了一辆庞大的越野吉普，上面也用白色涂满了标语，不远处又是一伙人，比上次的规模大，情绪也显得更激烈一些，身上依然挂着牌子。
我绕过吉普，进了后院，一个挂牌子的男子示意我停下来，从窗口递给我一张传单，然后说了几句话，大意是催我去参加当天的投票。我应了声“ＯＫ”，先去把孩子扔在门口，接着拐弯把车停在停车场，想先弄明白手里的传单到底是怎么回事。
粗略一看才知道，上次镇财政公投失败，财政预算没有通过，紧迫的字眼诉说着继续砍杀学校项目的危机，尤其是中小学的教育项目和其他一些公益项目，直到预算通过才能停止砍杀。传单上端大号粗体字醒目地写着：“Ｖｏｔｅ Ｙｅｓ！”我想，这些大字主要是针对那些像我这样没有时间弄清楚真相的人的，只要知道是为了孩子好，只要记住投“Ｙｅｓ”就行了。
我上次没有参加公投，才有了预算公投的失败，心中突然有了一种歉疚感，同时也感到了事情的严峻，毕竟孩子也在上学，有切身的利益。于是立即给老婆打了个电话，说今天下班后跟她一起去投票，我没有多解释，只是说是为了孩子和学校。
二次公投的结果第二天就见报了，３００２票对２４１２票，ＹＥＳ票比ＮＯ票多出５９２票，虽然我的票数并不是决定的一票，但正是由于很多像我这样的人的临时加入，改变了最后的公投结果。这次投票共有５４１４人参加，占北黑文小镇全部注册选民的３４％。
相比之下，参加三个星期前的第一次公投的选民只有３８４８人，是北黑文注册选民的２４％。而投反对票的人占２４８８，几乎是赞同票的一倍。第二次公投，反对票的人数几乎未变，而赞同票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超过反对票５９２张。投票共设５个小区，其中大房产和较富有的地区，人口年龄老化一些，投反对票的居多，而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区域，投赞成票的居多。
像美国的其他的地方小镇一样，北黑文地方政府的财政大都是靠征收房地产税和其他财产税来支持的。房地产税将近占小镇全部收入的７６％。地方上的公益事业，比如政府的运作，学校，图书馆，娱乐中心，公路和公共设施的维持和维护，都是出自居民的财产税。因此，纳税人有绝对的权力，钱是从他们腰包里出来的，对于如何支配这笔钱自然有绝对的发言权。每年的财政预算，先是公开讨论和辩论，然后付诸公投，最终达成全体居民的对于税务承受力和公益项目取舍上的平衡。
如果财政预算通不过，那么预算委员会就得重新审议预算，主要是削减预算，砍杀项目，直到选民公投通过预算。北黑文小镇人口两万四左右，单家住房大概八千多，第一次公投的预算近七千二百多万，主要分布于公立学校和镇政府开支两大块。预算被否定后，镇政府回到办公桌，重新预算，提出降低镇政府的开支近８５万。包括冻结公务员工资，解雇部分镇政府雇员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减少图书馆和游泳馆的开放时间等。在学校方面，则需削减７５万元预算，主要包括解雇教员，砍掉课外项目等等。第一次公投未通过预算是以提高近三个千分点为代价的。新出台的预算，砍掉了一些项目和雇员，但同时也把原计划提高的财产税降低了一个多千分点。
由此看来，第一次预算的否定也不是没有功劳，它至少向镇政府发出了一个信号，纳税人不希望财产税大幅增长，从而可以遏制镇政府随意花钱的欲望。但是如果第二次公投还不能通过，就须有进一步的项目砍杀。所以女儿的老师说的没错，未来问题的课外项目差点被砍杀了。女儿在饭桌上的严肃脸色，显然携带了老师传染给学生的担心和忧虑。
尽管如此，学校还是忍受了牺牲：它失去了四个小学老师，解雇了所有校车上的“校车妈妈”。从此，北黑文小学生上下校车，不会再有一个校车妈妈来引领他们上下了。为此，很多人愤愤不平。
这也许就是一个民主制度下一个小镇的自治方式。城镇的选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政府，赋予政府一定的权力。同时，选民始终通过投票掌握着自己的利益。由于每个选民的利益不同，比如那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离开学校的居民，更关心的是税率的高低，而那些在校孩子多的家庭，更多关心的是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课外活动。利益不同的选民通过投票达成某种妥协和平衡。
当然，不是所有的选民都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的，或者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用心顾及小镇每天发生的事情，他们在外面工作，小镇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栖身和生息的地方。所以他们需要别人的鼓动和宣传，才有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我搬到北黑文小镇十年来，这算是第一次参加预算公投，而且是在学校家长会的鼓动下参加的。没有那天送孩子的遭遇，也许公投票箱里便会少了我与老婆的那两张票。没有那些热心公益活动的积极分子的宣传和鼓噪，也许不会有第二次公投的通过，而且现在女儿每周参加的那个“未来问题”项目很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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