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前的1911年是中国旧历的辛亥年，一年伊始，反清起义便接连不断。继4月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后，5月四川发起了保路运动，以孙中山、黄兴为领袖的同盟会在武汉秘密建立了中部总会，武昌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便积极准备相机发动武装起义。 10月9日，负责军事组织的孙武在俄租界配制炸药不慎引爆，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名册、印信被抄，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出走。十日晨，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被捕遇难。在此危急关头，新军中革命党人主动联络，决定按原计划立即起义。晚上8点多钟，新军工程营、辎重营首先发难，首先是工程第八营的几个士兵拒交子弹，打死了前来镇压的反动军官，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工程营夺占了楚望台军械库，推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各营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当晚，起义军兵分三路向总督署及第 8镇司令部发起进攻，炮击总督署，湖广总督瑞征、第 8镇统制张彪仓皇出逃。11日天亮后起义者便占领了武昌全城，革命党人的“十八星旗”高高飘扬在黄鹤楼上。武昌起义的第二天，汉口、汉阳的新军也起义占领了两镇，同日，武昌成立了军政府。当时孙中山还忙于在海外筹款，黄兴也未赶到，由于变起仓促，群龙无首，起义士兵们硬把一个毫无革命思想的协统（旅长）黎元洪搜出来－－民间称作“床底下拖出个黎元洪”－－用手枪逼着他当了都督。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在中国结束了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虽然后来又在各地冒出了无数个割据称霸的“土皇帝”，但在摧枯拉朽的革命洪流面前无异螳臂挡车，中国历史就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都只有十几天或几十天的寿数。辛亥革命成就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武昌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而千古留芳。
在武昌的首义路南端，阅马场北端的绿荫丛中，掩映着一组红色楼房，武汉人称它为红楼，这就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湖北军政府)旧址。整个院落占地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红楼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其前身是清政府为了玩弄“立宪”骗局而设立的湖北省谘议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日，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云集湖北省咨议局，宣布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政府，发布了第一号布告，宣布废除清宣统年号，号召各省响应武昌起义，建立中华民国，从而开启了划时代的“民国之门”。
红楼前建有碧樟广场和花坛喷泉，广场中央耸立着1931年铸造的孙中山铜像，先生身着长袍马褂，左手执杖，右手持帽，面南而立。凝视远方。南端有黎元洪拜黄兴为将的“拜将台”纪念碑，碑作方型，四面中突，顶呈锥体，锐利向上，有一种“刺破青天锷未残“的气慨。红楼纪念馆的墙上悬挂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亲笔题写的“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匾额。红楼的主楼为红色砖木结构二层楼房，面阔73米，进深 42米。建造型式仿照西方国家的行政大厦，风格典雅庄重：花岗石砌台基，红砖砌墙，廊前列柱起券，檐下饰飞头，檐上压以女儿墙。外墙砖砌，间饰附加假柱、柱头和垂花、垂禾、束莲等图案。红瓦覆顶，屋顶正中矗立“圭”字形望楼（原为穹窿顶式，于1911年12月1日被清军炮弹击毁）。主楼平面呈“山”字形，门前有突出的门廊和回车道，前方及两翼为门厅和办公室，后方正中为会堂。
纪念馆内复原了军政府大门、军政府会堂、黎元洪起居室和会客室、孙中山驻鄂会客室、黄兴召开军事会议的会议室和宋教仁起草《中会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的军政府秘书处等一系列场馆，再现了当年神秘而又庄严的的历史场景，而凝聚其中的那种紧张而又热烈的战斗气氛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来访者。大量翔实的史料，生动地反映了武昌首义和辛亥革命，不仅可以增加参观者对民国史的认识，更增进对中山先生的敬仰之情。一本《孙大总统伦敦蒙难记》虽然写得有声有色，但却淡化了中山先生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中山先生为推翻封建帝制，远涉重洋宣传革命，潜心着意地营造组织建设，还直接领导了钦廉二州和黄花岗的反清起义，确为我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武昌首义成功，自然首推孙文。武汉人对黄兴评价甚高，至今尚有黄兴路、拜将台，在黄鹤楼剧场的山腰上还有黄兴的纪念铜像，江城人民没有忘记他在群龙无首而墨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急关头赶赴武汉，没有忘记他在阳夏保卫战中“受命于危难之时”、呕心沥血于共和大业，没有忘记他在辛亥革命中追随中山先生的屡建奇功和创建成民国的不辞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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