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第一号造反派人物聂元梓：“我不是反革命”

　　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早年经历　　　

　　聂元梓出身河南滑县世代中医兼地主的家庭。其父是同情辛亥革命，后来又同情、支持共产党革命的知识分子。父亲同情支持革命，跟聂元梓的大哥聂真很有关系。聂真早年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是滑县共产党的先行者、滑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聂真生于1907年，今年94岁，头脑清楚，记忆力尚好，离休时是正部级干部。聂氏兄弟姐妹七人，四男三女。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是最小的，也是从小受父母兄姐娇惯的一个。聂元梓的四个哥哥两个姐姐，除二哥是参加革命、未入共产党的医学专家，其他都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大哥参与领导的滑县共产党县委创立后，在其父母支持掩护和物资支援下，曾长期在他家办公。抗战开始，他家更成了过往八路军人员的家，管住宿、吃饭、医疗，还有经费的支援。敌人占据家乡后，母亲曾遭逮捕，狱中坚强不屈。随后父母都去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工作。耳濡目染之下，七七事变后，只念了两年初中的少年聂元梓，便跟随二姐和姐夫，到了山西太原，在共产党人薄一波实际主持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办的学兵队，接受军训。八月，她正式参加工作。16岁的聂元梓，首次参加的便是党的地下情报工作，领导人是老资格的革命家王世英和刘贯一。王世英当时任北方局情报部长，那时迫切需要办一份地下情报刊物，来为中共最高领导层，及时提供战时情报。王世英选派刘贯一当这份刊物的主编，让聂家姐妹来做刘贯一的助手。他们三人在一个小院，组成个工作“家庭”。刘假扮“姐夫”，刘和姐姐出去跑情报。聂元梓留在家里守摊，将编好的文稿刻钢板，写蜡纸，印刷。这份油印情报小刊，范围极小，总共印5份，专供中共中央毛、刘、周、朱、彭(德怀)5位阅读参考。

　　聂元梓1953年已经定级为12级干部，算是党的高级干部了。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聂元梓的家庭生活遇见挫折，她的爱人生活作风犯了错误，这时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这给她的情绪以不小的打击。他们终于办了离婚手续。聂元梓想换个环境，到北京去工作。1959年，她将孩子们分别在北京的父母家和天津的姐姐家做了安置。经过她大哥向北大校长陆平介绍，聂元梓于1960年6月调北京大学经济系当副主任。　　

　　“文革”初期聂元梓充当的角色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准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牵头写的那张冲击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使聂成为毛泽东亲自支持、树立的、执行他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革命路线的一个角色，一面造反的旗帜。从这天起，聂元梓在“文革”发动时期所充当的角色，已经定下来了。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后，聂元梓着实有点儿受宠若惊。那张大字报结尾，她添加的一小段文字和“保卫毛泽东思想”等三句口号，正是她心里的话。

　　1966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一次推进“文革”的会议。聂元梓再次获殊荣，她和北大教员张恩慈、杨克明一起列席此会，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正是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要他们回校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公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一开头就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等的好啊!”高度评价他支持的那第一张造反的大字报。同时毛泽东的大字报，也尖锐批评了主持中央常委工作的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到各高校去，在五十多天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的“错误路线”。这样一来，在工作组失势、北大校园经历了一段空白日子后，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结束，由当时“中央文革”分管高校运动的副组长王任重指导，聂元梓正式受命成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筹备组织。9月11日，经过选举，她正式当上了“校文革”主任。　　

　　1967~1968年的聂元梓　　　

　　1967年夏末，聂元梓第一次对“文革”前途感到不可捉摸，也失去热情和信心。她认为好些老干部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群众组织也分裂了，局势混乱没个停，“文革”肯定搞糟了。但她的观点仍然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被有的人“破坏”了，她指的是中央文革中的人和谢富治。由此她去找战争年代一位女友商量，想找个退路。那个女友对她说：你要听毛主席的呢!毛主席没叫你下台，你怎么能随意下来呢!你要是不听他的指示，他可有办法整你的!尽管这样，聂还是在 8月份有周总理出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接见会上，提出了她的辞职请求，还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校文革”的意见。江青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反对。她说：“过去你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干了，不行。”

　　聂元梓在延安时就见过江青，但彼此并不熟。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人大会堂接见聂之后，某天江青邀聂上她住地共进晚餐。那回江青真是向她交心，讲了刘少奇夫妇的坏话，讲了外界不知的她搞京剧改革，彭真如何“刁难”她。她的目的是以心换心，将聂收为心腹走卒。她嘱咐聂，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她。但聂怎么做的呢?成立“校文革”，有事她按组织程序直接找当时分工管高校“文革”的“文革小组”另一副组长王任重，这是聂得罪江之始。不久江青扳倒了王任重，1966年11月中旬，派人将聂弄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变相软禁数天，并要聂交出成立“校文革”期间，王任重有关的材料。

　　1967年，聂元梓辞职未获批准，1968年，她领导的北大“校文革”仍坚持“除隐患”，反康生、谢富治。她和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上层人物的矛盾更趋激化，他们在对聂元梓剥夺自由，审查、批斗、关禁闭、劳改5年之后，1973年3月，聂元梓又被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四人帮”在台上，聂元梓被监管8年。　　

　　1978年4月聂元梓被逮捕；1983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7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7年2月14日，北大校党委传达北京市委负责人指示精神，其中有几个不能翻：文化大革命不能翻，对17年的两个估计不能翻，最后一个“不能翻”是“聂(元梓)案”不能翻。

　　1978年初，北大校党委已经更换成新的校党委。聂元梓曾给新任党委书记写信，说她愿检查自己的错误。希望党重新审查她的问题，改正“四人帮”对她的错误处理。

　　1978年4月8日，北大校党委向北京市委报送的《对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将聂元梓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这预示着对聂元梓，将“绳之以法”。同年4月19日，她被逮捕，在看守所关押5年。

　　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定罪的部分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聂元梓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及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这份判决书还写道：“被告人聂元梓供认了部分事实，但不承认是犯罪。”聂元梓不服判决，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高级法院受理后，请看守所转告聂写上诉的补充材料。当她的上诉补充材料写好，高级法院委托中级法院已经送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书》。

　　1983年7月27日，聂元梓被送到北京市远郊县一监牢服刑。送她去的看守对监狱负责人介绍：这个女犯人，各方面表现还好，就是不认罪。

　　入狱不久，聂对监狱长说：“我的案件不是你们判的，你们只是执行单位。一个旅馆还有旅馆的规矩。我是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坐自己人的监牢，你们放心，我会自觉遵守监狱的纪律、规定，服从管理。至于我的案件，有机会我会向你们汇报，我是冤案，我不是反革命……”

　　聂元梓为什么不认罪呢?1986年，她向上写的一份申诉书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的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

　　“我在‘文革’初期是有错误的，对错误我将向党永远检讨下去，彻底改正。但我的问题应以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地解决，才能真正汲取教训，达到教育犯错误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目的。

　　“我坚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也坚信我的问题也一定会得到解决。我请求党中央尽早正确地解决我的问题，不致使自己的同志以及家属几十年内都遭受不白之冤。”

　　1984年，聂元梓因患多种疾病，病情加重，于年末，被送回北京“保外就医”。1986年11月，监狱通知聂元梓，她被“假释”了。1987年，她得到一张选民证。

　　聂元梓觉得自己被判刑冤枉，出狱后病情稍好转她就一边往上写申诉书，一边四处打听，这案子是怎样判下来的?她的孩子一再找法院打听。这个问题引起人们思考。“文革”造成这样大的灾难，第一个造反人聂元梓是个象征，是带头积极执行极“左”错误路线的象征，犯上作乱的象征。再也不能许可破坏社会安定、乱国家、乱政权的事情发生了，这是历史经验教训。对这样的造反人实施惩戒，有其必然性。　　

　　今日聂元梓　　　

　　数年前，我认识聂元梓之前，先认识了原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聂真同志。与他闲聊起来，才知道他的小妹就是聂元梓。聂真告诉我，他妹妹已出狱，用了别人给她取的化名在做生意。我有研究“文革”的兴趣，遂去拜访聂元梓。聂元梓的住址，后边有个“宫”字。我凭主观想像，以为聂元梓做生意发财了，一定是住在“宫”一类的宾馆里做大生意。见面出我预料，原来这“宫”不过是借住的她亲戚单位一处宿舍楼的地名。她只有两间小屋，房子相当老旧。聂说她做生意不过是找点事情做，几年下来，到现在没赚到钱，乘公共汽车费、电话费倒是贴进了不少。聂还告诉我，她出狱后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这些年是靠亲友接济，维持着最简朴的生活。但是聂显得很不在意的样子。她说出狱后她差点儿病死。她不想死，也用不起贵重药，硬是靠自己练身、练腿脚，从病床上走下来了。“文革”以来，将近30年，戴着”反革命”帽子，受监管，劳改，干重体力活儿，坐牢，最难熬的日子毕竟挺过来了。

　　这十多年，她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看病缺钱，颇不安宁的生活。1999年起，生活有了政府补贴，医疗也有保障，她的日子可以较稳定地过，只是住房还悬着，暂时还没有解决。

　　而今的聂元梓，体态臃肿，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后一种病，是20世纪70年代在江西鲤鱼洲挑河泥跌了跤，没有条件及时治疗而留下的，随着年岁增长，第五腰椎骨已经错位二分之一以上。经常疼痛难忍。如不及时治疗，身体有瘫痪的危险。然而因有心脏病，不能轻易动手术。她经常上午步行加搭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打针、取药，她觉得这对锻炼身体反而有益，心态大体是平静的。她的日常起居完全自理，安于简朴生活。每天的饭食是馒头、稀粥、青菜、豆腐之类，全仗自己采购、烹制，有客人来，则添加一点炒鸡蛋、肉丸子、粉丝汤，一派河南乡土风味。

　　她不再诉说自己“案件”的平反改正。她说，“相信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