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政变或政治改革？
著名政论家 、《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先生分析了中国军事政变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伍凡先生说，目前中共当局以GDP(国内生产总值)这一经济指标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假相，而GDP本身并不能反映那些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消耗的社会成本和所产生的负效应。中国已成为世界众多低档次、高能耗、重污染产品的加工厂。而且是以低廉的人工为代价的。因此中国所谓的经济增长完全是建立在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对资源的高消耗和剥夺工人工资的基础上的。大量的外资引进使中国原有的产品开发能力丧失殆尽，从而使中国失去自己的品牌。大兴房产业，造成房产的积压和闲置，形成房产泡沫。在发展房产业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为完成GDP指标，巧取豪夺农民的土地，从国家银行获取巨额贷款，大量开发远远超出百姓消费能力的高价房，地产商纷纷破产使国有银行背负沉重包袱。房产破产、官员贪污和对官员的供养使中共当局又面临财政问题，为摆脱这一困境便增加赋税，把负担转嫁给老百姓，同时廉价出卖国有银行，允许外资购取国有四大银行的股份。
伍凡先生认为经济的危机将给中国带来两个可能：军事政变和政治改革。就军事政变这一可能性而言，是史有前例的，比如，抓取“四人帮”和林彪策划炸毛。前不久来自20个省1600名退伍军官因生活无保障前去总政治部进行请愿，现役军人、军官也联名上书要求政府保障军人的权利，10天前有几百辆军车、大炮开到天安门广场。近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争对军人制定新30条条例，禁止军人参加地方政治组织、游行示威、阅读法轮功的书籍和文章以及传、阅“九评”等。这些迹象反映了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伍凡先生说，军事随时都可能发生。而政治改革成功的更是有史可鉴，如南韩的金大中和台湾的蒋经国。伍凡先生希望胡锦涛能认清形势，脱离中共建立社会民主党走中间路线，成为历史上第二个蒋经国，第二个戈尔巴侨夫。
中共的港台政策：内外有别 欺软怕硬
著名政论家凌锋先生解析了中共的港台政策：内外有别，先硬后软，欺软怕硬。目前胡锦涛面临重重困境，他上台以来遭致了一连串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失败。政治上，从他提出的完全空头的“新三民主义”的失败，到所谓的“保先”运动的流产，再到“构造和谐社会”的破产。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人民的抗争彼起此伏，退党大潮声势日益浩大以及外交人员陆续出走。而外交上更是节节败退，处处碰壁，从美日将台湾列入安保条例到美国无限期的推延胡锦涛的访问。对香港问题上，中共当局先采用强硬手段，强行推出23 条，却引发香港各界人士强烈反对，香港市民50万人上街大游行。中共一看硬的不行，转而用分化、拉拢的政策。诸如允许香港商品免税进入大陆、港人可以自由在大陆从事商业活动、发给立法会议员回乡证允许他们回大陆，藉以分化民主阵营。中共也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台湾问题，先以要发动战争来威胁台湾，继后拉拢亲民党和国民党，并统战台湾农民、商人和学生，允许台湾水果免税进入大陆、贷款给台商、拉拢台湾学生到大陆读书等。凌锋先生认为中共的骗局最终会被台湾香港人民所识破。
中国的经济将在2008年崩溃
泛美银行集团副董事长、著名经济学家草庵居士以其对经济问题的敏锐的洞察力，从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预测中国的经济将在 2008年崩溃。草庵居士分析了中国经济崩溃的原因在于金融坏帐、房产泡沫、资源发展瓶颈、贪污黑钱和自由汇率与自由市场经济问题。谈到中国所谓的经济增长时，草庵先生说，中国的税收增长速度远超经济的增长速度，而工资总额并未随经济增长而增长。所以所谓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剥夺百姓的财富。
中美关系陷低谷
著名历史学家、中美关系专家陈破空先生以其生动而幽默的语言分析了处于低谷的中美关系。日前中美关于纺织品协议以失败告终，继而美国通过两项对中国纺织品输入的限制条例，美国国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美国对中国穷兵黩武的警戒；胡锦涛访美遭拒等。中美之间的冲突体现在三个方面：美国对中国扩军的警觉，双方对能源消耗的争夺，在外交上的角力。陈先生总结了胡锦涛的对内对外政策，上台后的胡锦涛，朝后退往左转，对内高压独裁，对外联俄联欧抗美使中美关系走向消极面。美国无限期的推延胡的访问使胡锦涛丧失了改善中美关系和在国内、国外树威的契机。陈先生说，胡锦涛进行政治革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不容乐观。他形容胡是“红孩儿”，在共产党的体制下受教育长大，多年来一直任共青团的领导，思想观念体系里根本没有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他认为民主要建立在必然性上而不是在偶然性上。
促胡政改 停止迫害
《北京之春》主编、 著名时事政论家胡平先生敦促胡锦涛进行民主改革。尽管最近胡温对外谈话大谈民主，但中共一向对民主的概念含糊其辞，不肯接受公认的民主价值。胡平先生对胡锦涛及中共提出三个要求：对民主进行解释、制定民主化的时间表和立即停止政治迫害。
民间维权使百性摆脱恐惧
“中国和平”主席、著名维权人士唐柏桥先生分析目前中国大陆维权的状况。中国的维权特点如下：弱势群体的增加、解决问题的渠道越来越少，由个体发展到群体的维权，从法律诉讼到抗争和维权运动超过和平抗争的底线。同时，维权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重大影响：普及了人们的人权意识，人们学会用法律手段来抗争以及使百性从恐惧中摆脱出来。
(大纪元记者唐明纽约报导)(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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