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 官办知识分子是人民苦难的原罪

自然史属于自在之物的范畴，自在之物是精神之下的存在。人的文化历史属于自为者存在的范畴，自为者本质上是心灵的存在，是创造精神价值的过程。因此，自然史在下，人类史在上。这就如同精神高于物性，心灵高于自然。正由于人是精神价值的存在，才形成超越自然之上并独立于万物的心灵的命运。
人由自在之物升华为自为之存在的道路艰苦卓绝；人超越自然史进入文化史的历程惊心动魄。知识则是通向精神价值史的漫长石阶。没有知识的累积，就没有人的文化史，就没有独立于万物的心灵的命运。
知识对于精神价值史的形成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使知识分子──专门发现、创造并传播知识的人，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民族的智慧之镜”和“社会的良知”这两项称谓，是人类献给知识分子的最经典的荣耀。知识分子以发现、创造并传播知识作为职业，以思想作为生活方式，也就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在于创造人类文化史。知识分子是自然史之上的人类文化史的原创力。
每一代或者每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风格，以及他们发现和创造的知识所蕴涵的价值取向，乃是那个时代或者那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之魂。自由而高贵的思想会孕育出伟大而光荣的命运；猥琐而阴郁的思想，只能被平庸而堕落的历史所诠释。
对于还有雄心保持自己历史的民族，思想是必须的。然而，对于任何民族，思想又都是奢侈品。因为，思想虽然是精神价值之源，但却不能直接产生支持物性生存的资料。然而，试图迫使思想直接创造金钱的年代，却又是人性最堕落的时期。
正由于思想不直接等同于生存资料，所以，一个民族如果试图从整体上以思想为生存方式，这个民族便无法保持物性的生存。有鉴于此，为了满足民族命运对思想的需求，任何民族都只能培育一个创造思想的群体──知识分子。而思想的创造者必须以思想作为基本生活方式。
思想是保持独立的民族命运所必须的奢侈品，是一项最高贵的社会消费。所以，知识分子群体的养成，便意味着沉重的民族付出，沉重得如同一个巨大的历史命运的悲剧──至少在中国情况如此。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乃是中国底层民众血汗的凝聚。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养成，仍然遵循着这个古老的逻辑。想一想有多少农民终生艰辛劳作，只能把供养儿子读大学，作为在贫瘠的土地上播种的唯一希望。更有悲惨者，竟不得不靠卖血来支付子女的学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沐浴着民族的血汗成长起来的一群。那么，他们又为中华民族做了些什么？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值得刻在太阳之上的万年不朽的荣耀，也有需作万年忏悔的罪行。
文学是关于情感诗意化的学说；艺术是关于心灵之美的学说。古中华知识分子创造的属于东方的诗意和心灵之美，达到了人类精神价值的极致。那蕴涵真实人性的丰饶诗意，那辉映自由心灵的璀璨之美，才是中华文化不朽之魂。一句古诗便可引发流亡者万里乡愁；一支词曲，即能令人把终身许给中华文化之神韵。正是可以醉倒永恒之时间的诗意和至美，将伟大的荣耀赐给中华文化。以致于面对最悲惨命运的中华儿女，也无法泯灭对中华文化的无尽苦恋。
如果我们相信自由的心灵是诗意和艺术之美的源泉，那就可以推定古中华知识分子的心灵如长风般自由。但是，令人难解之处在于，古中华的知识分子最终也创立了极端违背自由人性的政治文化。一代代帝王是专制政治的象征，不过，帝王意识也是由知识分子铸造的政治文化之刀雕刻出的木偶。
宋代，儒学被专制权力奉为国学之后，极端的专制形式──世俗的政教合一体制，便成为中国历史至今都没有摆脱的劫数。政教合一体制使专制的铁手伸进精神领域，它要奴化心灵，把思想变成囚徒。而世俗的政教合一比经典的政教合一更堕落，因为，它内涵中没有宗教的神圣情怀，却只有对专制独裁权力的贪欲。
专制导致民族人格的普遍奴性化；极端的专制则导致极端的奴性人格。民族人格一旦奴性化，就必然受到历史的蔑视和命运的惩罚。中国近代史的所有苦难和屈辱，其终极原因正在于中国民族人格的普遍奴性化。
神州蒙尘，中华命运之星黯然。古中华知识分子人格中高贵、狂放而自由的基因，再度激发出蓬勃活力，欲挽民族危机之狂澜于即倒，欲救苦难深重之同胞出人间地狱，欲图中国之民主自由。从戊戌至辛亥间，一代风流，数番浴血，几度悲壮。那一代知识分子之情怀，或慷慨悲歌，而又深情似海；或视死如归，而又儿女情长；或侠肝义胆，而又诗意烂漫；或蔑视皇权，而又温润谦恭；或智慧深沉，而又豪气干云，或锦绣心胸，而又英勇无畏；或柔情如水，而又意志胜铁。思之念之，令我悲怆如狂，恨上天不佑我，使我不能早生百年，与那一代英雄儿女，风流才子，共举义旗，共赴国难，共蹈血海，共醉悲歌──以雷电为槌，以太阳为砧，共铸中华文人千古荣耀。
人类历史发展最遗恨深重之处常在于，一个民族与命运大劫难决战的过程，同时也是民族精英群体消耗殆尽的过程。辛亥之后，风流虽可传千古，英俊秀美一代文人却已如风中花雨，艳丽飘落，白驹过隙之间，便已化为英雄一梦。剩下的知识分子，多为猥琐酸涩之徒，平庸颟顸之辈。
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暴力和仇恨为图腾的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文人引入神州。这批中国文人竟要以马克思主义──这个属于一位德国失意文人的理论，取代儒学，作为中国的国学。他们首先在命运偶然性的佑护下，促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现实政治领域中最强大的存在，继而又同魔鬼一起推动历史之轮，轧过辛亥志士的政治遗产──中华民国，把马克思主义锻造成中国现代专制之魂。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教人，中国共产党，攫取国家权力之后，便用专制铁手，扼杀残存的最后一丝古中华文人的自由人性和高贵气质。六. 四大屠杀之后，良知未泯的中国知识分子因反抗暴政，有的身入黑牢，有的流亡海外，有的主动或被动地自我放逐于专制体制之外。继续留在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不仅从整体上完全放弃了作为社会良知的天职，彻底堕落为专制权力的奴仆，更有甚者，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就开始专制权力化的过程。在现代中国，不是别的，正是官办知识分子构成了人民苦难的原罪。
中共暴政乃是人类专制枯树上一枚最成熟的毒果。其凶残、冷酷、兽性、伪善，均趋于极端，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腐败的权力与肮脏的金钱相得益彰，结成政治黑帮；贪官与奸商沆瀣一气，国家权力由此沦为权贵阶层看门之犬。
暴政蛮横，以专制之鞭驯化知识分子；暴政狡诈，以物欲虚荣引诱知识分子。专制之鞭使文人怯懦，物欲诱惑使文人卑鄙。怯懦与卑鄙之间，知识分子已是腐败官权与肮脏金钱的双重奴仆。
暴政只须颐指气使，百万御用文人便心领神会，争相逢迎，唯恐不及，以为专制粉饰辩护；暴政只须抛一块物欲，千万知识分子便垂泣顿首，欢呼雀跃，如群蝇逐臭，以谢专制者恩赏。此皆奴仆之丑态。
然而，可悲之甚者，尚不在于知识分子已成权贵者之玩物，而在于知识分子专制官权化渐成大势。
君不见，滚滚贪鄙之狗官，为欺世盗名，为附庸风雅，亦为垄断知识，便用专制权力之网，捕捉博士、硕士之名；君不见，纷纷如尘之文人学者，镇日狼奔矢突，只以获得官位为光宗耀祖之荣。知识分子专制官权化，侮辱了知识，却不能令权力崇高；专制权力知识分子化，使官权更加伪善，同时也贬低了知识。
今日之中国，专制官权乃万恶之根，苦难之源。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形象雕刻在专制权杖之端，中国文人成为人民苦难的根源。知识分子泯灭良知，滔滔论证专制的“合理”，受贪官奸商欺凌摧毁的亿万百姓，还能到哪里去寻找社会正义？知识分子把热恋的目光投向官权，而把冰冷的屁股留给真理，中国如何能走出专制铁幕的阴影？
知识背弃追求真理的誓约，把灵魂出卖给暴政，知识分子由此成为人民苦难的原罪；如果说知识分子是人类文化史的创造者，中国文人就正在创造属于罪恶的历史。知识异化为苦难和罪恶的孕育者──这乃是令铁石之心都欲哭无泪的大悲哀。不过，对现代中国文人的历史性谴责，还不能到此为止。
我曾有言，中国最深刻的危机在于民族人格的堕落，在于民族道德原则的崩溃。人的命运本质上属于心灵的范畴，而道德是心灵的基本要求。因此，道德的危机是人类根本命运的危机。中华民族正处于心灵的危机之中，十三亿人的心灵正在绝对的私欲和贪得无厌的物欲中腐烂，中国已经变成拒绝相信道德的国度；中国人已经没有能力相信生命的高贵与神圣。古中华文化所创造人格的绝世之美，被现代中国人的旷世之丑所凌辱。
腐败的专制权力直接导致民族道德的崩溃。因为，权力一旦腐败，就是最大的教唆犯，它教唆整个社会堕落。但是，应当对中国人沦为没有道德能力的民族负最终责任的，乃是现代中国文人。正是知识分子对自由真理的背叛，对真实人性的背叛，对生命美学的背叛，对生命神圣感的背叛，对民族责任感的背叛，彻底湮灭了中国人对道德的信心。“民族的智慧之镜”已经迷恋于物欲，“社会的良知”已经埋葬了良知，谁还会相信道德的崇高？！
大多数文人毫无道德内疚地与专制政治同生共存。他们不以公开向官权作精神卖淫为耻，这虽然粗俗可鄙，却还有炫耀无耻的勇气。更有另一类文人，连无耻都要伪善。他们居于人性腐烂的专制体制之内，却还要自命清流，有的自赞为“公共知识分子”，有的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这类文人一方面迷恋于专制者赏赐给他们的功名利禄、虚荣地位，另一方面却还要通过如贪官嫖妓般亢奋而又怯懦地谈论有关“自由主义”或者“公共知识分子”责任的话题，对专制政治作撒娇调情般的批评，并试图以此欺世盗名，博得社会和历史的尊重。
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中国改良和革命之间的界限；六. 四之血也早已洗去现代中国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界限。中国黑暗至极的现实正顿首泣血，向苍天和大地召唤政治大革命。自命清流的中国文人却仍然向人民叫卖改良主义的幻想。
六. 四之后，中共暴政迅速褪变为政治黑手党。这个政治派别剩下的唯一冲动，就是利用腐烂的国家权力，肆无忌惮地压榨社会，攫取私利。它永远失去了通过政治改良，走向民主和正义的可能。当然，它也永远失去了自我拯救，并得到历史宽恕的可能。
自命清流的中国文人制造出一系列令民众眼花缭乱的政治名词，诸如新权威主义、权威政治、后极权时代等等。他们这样作的目的，无非是试图让人们相信专制政治已经软化，从而为他们的改良主义思潮提供政治概念的论据。但是，刻在铁幕上的现实是，中共暴政乃是有史以来最成熟、最凶残、最无耻、最诡诈的专制政治，在专制原则的范畴内，中共暴政根本没有丝毫软化。当中共暴政日益趋向专制主义的极致之时，在没有任何政治改良可能性的情况下，喋喋不休地散布改良主义，只能意味着试图延长中国人民的苦难；只能意味着以极为精巧的方式，为中共暴政的继续存在，提供思想的支撑点。
以中共暴政为衣食父母的文人自赞自许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自由主义者”时，他们是希望人们相信，中共暴政的精神猪圈和思想禽栏之内，可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彩凤和“自由主义”的神骏生长的地方。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不在铁牢之内，就被迫流亡海外，或是处于其它形式的严酷政治迫害之下，而决不可能如今日改良主义者那样，在中共暴政的精神猪圈和思想禽栏之内，油头粉面地扮演伪“公共知识分子”老旦和伪“自由主义者”的花旦。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荣耀只属于同极端专制主义血战的英雄。至于那些一边美滋滋地品尝专制者恩赏的物欲和虚荣，一边哼自由主义小调的酸涩文人，只不过是“有色心，没色胆”的一群，他们根本不可能得到高贵精神价值的垂爱──自由主义风华绝代，她只会把自己许给愿为自由百死不悔的铁血男儿。
知识分子沦为人民苦难的原罪──这正预言着前所未有的大悲剧。中华文化将最终由于心灵的堕落，颓然崩溃为万里废墟。那精神领域内的崩溃将比喜马拉雅壮丽的群峰的崩塌，更令历史扼腕悲叹。因为，崩溃中化为尘雾的，乃是生命难以再次达到的文化之至美。
一个刚硬如铁铸、冷峻如坚冰的问题是：你是否忍看中华文化最终死于知识分子对心灵的背叛？──这是一个只属于堂堂中华男儿，而与多如蚁群之庸人无关的高贵之问。
在人性普遍腐烂于物欲的时代，在知识背叛了良知的时代，思索高贵的问题，只能承受孤独；回答高贵的问题，必须面对艰难。不过，真理的命运也常起步于孤独，成就于艰难。
为了在中共暴政造成的精神废墟上，重建民族心灵的家园，我们首先应当通过中国文化复兴运动，重铸中华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重铸中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这样作，并不仅是为了拯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誉，更是为了尽早结束中国人民的苦难。
如果有一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能够从整体上，用忏悔的泪，或者献祭的血，洗去刻在额骨上的奴性，我会为知识重归良知与真理，而高举烈酒，邀太阳共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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