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陈景润活在今天

  读中学时,老师向我们班介绍中国已故大数学家陈景润时,说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数学,除了数学以外,几乎什么都不会,有一次回家时,虽然带了钥匙,却不得其门而入--因为他不会开门!

  然而,就是这一位生活中的低能儿,才能心无旁骛地去尝试摘下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王冠上的明珠,即使是文革期间也在偷偷地搞研究,最终把哥德巴赫猜想论证到了“1+2”,为中国人争光。连自视甚高的大和民族,也对陈景润心悦诚服,称许他是“圆周率之父”祖冲之之后,另一位值得日本人佩服的中国数学家。

  邓小平在1974年第二次复出之时,赞扬陈景润说:“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搞科研的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有了成绩,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显著成果,综合国力空前提高。按理说,生活条件好了,社会安定了,“有一千个陈景润”的时代也应该到来了。可是,事实又如何呢?恐怕正好相反。

  前些年,中国高等教育界从“先进国”引进了一套据说是很先进的“量化评估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中国高校教师能否升职加薪,取决于他们每年发表的论文量,参加的学术会议量,出版的专着量等等。

  “先进国”的“量化评估制度”原本是好的,可惜一到中国就“橘淮为枳”,成为“学阀”和“学霸”用来巩固地位、谋取私利、排除异己、打压贤才的利器。数学大师丘成桐所举出的两个例子,不过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假如陈景润活在今天,他当然不必“秘密搞,像犯罪一样”,但是他的研究成果恐怕发表不了--因为他没有钱买学术期刊的版面;即使他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但是因为不知巴结权贵,所以恐怕很难被“有关单位”选派出席国际数学会议;尤有甚者,他的科研成果可能会被“打派仗,不务正业”的“科研人员”据为己有。

  文革看来还是好事,至少对陈景润而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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