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权力已臻巩固，在加紧防堵颜色革命同时，理论班子已开始将社会矛盾和不公归咎于江泽民的失误。两位获重用的学者夏勇及王沪宁正在为胡政权作理论建树，以取代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原油进口依赖达到百分四十。六月二十八日晚，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看到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的场面，胡锦涛讲话题目是“节约能源资源，政府要先行一步”。中共传媒奉旨展开大肆宣传，什么办公室空调不能低于摄氏二十七度，什么公务员抗高温，不穿西服中央台画面可见政治局委员们全部改了行头，除了皮糙肉厚的贾庆林穿着件长袖衬衫之外，其余的人包括胡锦涛一律穿着深色的厚夹克，仅有的两位女士吴仪和陈至立也穿着毛外套，由此可见，政治局会议室的温度绝对达不到摄氏二十七度。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北京总算是下了一整天降暑的瓢泼大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门前一大早就人头攒动，人们打着伞、穿着雨衣，争先恐后地排队、抢号，原来这天北京新闻出版局要对二渠道（民间）的书商进行重新注册登记，首要条件是注册资金必须高达二百万元人民币，还能开增值税发票。这说明胡锦涛五一九布置的“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已在北京市基层打响。
以上两件事仿佛风牛马不相及，但却真实地表现出胡锦涛政权的治国方略，一是要尽一切手段向国际市场争夺保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石油能源；二是要在内政、外交各领域全力阻击颜色革命。
胡锦涛指示社科院长陈奎元，要把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清洗出社科院。
江泽民主政十三年，先后两次视察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断做出指示，中共传媒做过大张旗鼓的吹捧和报导。步其后尘的胡锦涛六月率政治局常委专门听取了社科院院长陈奎元的工作的汇报，但完全对传媒封锁，其原因一是显示出胡锦涛有别于江泽民完全不同的个人风格，二是胡对陈奎元汇报后做出的指示与四中全会讲话、五一九讲话一脉相承，杀气腾腾，不好公开见人。胡锦涛对陈奎元和社科院最重要的指示是：“在社会科学院领域，绝对不允许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一露苗头，就要坚决扼杀，谁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就要坚决清除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清除出理论队伍。”
与自由主义学者刘军宁齐名的法学家夏勇放弃自由主义立场，投靠胡锦涛先任胡办副主任，新近出任保密局长。
六月，香港大公报对胡锦涛新任命的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做了十分抢眼的报导，超过对大规模省部级高干调整的报导，报导重点不是夏勇其人，而是他的“新民本说”。
夏勇于一九七九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后考入北大读法学硕士，毕业之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一九八八年，中国社会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夏勇与邓正来一起去搞社会调查《走向权利的时代》调查结果发表后，引起学术界震动，名声鹊起，接着，夏勇在社科院又读了博士生，在媒体上发表众多法制建设的文章。夏勇在其代表性著作《中国民权哲学》中提出“新民本说”的理论，讲民之本而非君之本；以民权为政治上民之所本；民权本于民性是人的尊严和自由；民性养于制度，民权存于社会。在宪法方面，夏勇从他的“新民本说”出发提出了他的根本法理论。认为宪法之根本法则由以人本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法则、张扬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和体现秩序理性的秩序法则构成，蕴涵道统、政统和法统，是宪法合法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的终极来源和根基。
九十年代初，夏勇与北大政治学在职博士刘军宁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两位自由主义标杆性的人物，但两个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刘军宁一直受到打压，后借北大一女研究生对他公开宣扬自由主义的举报信，被江泽民指令清除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而夏勇则由法学所副所长二００二年三月被提拔任所长。到胡锦涛时代刘军宁的思想影响力几乎被全部封杀，对政权已构不成威胁，而夏勇作为法学界的新锐，人权和法制理论的专家，却走近胡锦涛的身边，换言之受到了招安。
二００二年他在法学所所长的位置上还没捂热就被提升为胡锦涛办公室副主任，今年又提升为正部级，担任保密局局长。法学家担任保密局长是为他作为胡班底的智囊人物走向核心集团铺就阶梯。胡工科出身，常委和政治局也大致是工科班底，胡锦涛把夏勇提拔到近身要害位置，实际上是要加固自己立足权力核心的双腿，加长治党治国治军的双臂，并非为了开发自己的大脑，因为夏勇原本富有自由主义特色的“新民本说”，变成胡的“新三民主义”，“和谐社会”之后，也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了。十七大随着团派全面执政，由胡提拔的夏勇将显示出更重要的作用。夏勇为人谨慎低调，这也是符合胡的要求。
笔杆子王沪宁已完全投诚胡锦涛，向胡建议打击自由知识份子。为三个代表鸣锣开道的康晓光拍胡马屁却没回应。
江时代另外两个大露锋芒的人物的不同命运也值得一提，一个是江安排给胡锦涛的笔杆子王沪宁，三年来，王沪宁已被胡完全接受，或者说王已完全投诚，此人为胡起草了四中全会九一九报告，开列了要重点打击的五十名知识份子的名单，在党内外、国内外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加之胡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过“反分裂法”，对美日强硬态度，逐渐失去国内知识份子、工商界和诸侯们的拥护。胡初登台的两年，劲敌上海帮一直虎视眈眈，但四中全会之后，上海帮逐渐哀落。中共极权体制下，要想巩固权力，有一绝招，就是比谁更左，如果比右，就要走向自由化，向滑铁卢不可，胡耀邦、赵紫阳就是先例。胡锦涛接班后坚决往左走，始终给上海帮留下抢权的藉口，王沪宁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另一名江时代的风云人物是为江泽民“三个代表”鸣锣开道的康晓光。康晓光对“三个代表”诠释是：“在全球化时代，对一个严重剥夺精英无异于自取灭亡。”于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聪明的政府转而采取“贿赂精英，剥夺大众”
策略，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就演变成精英勾结型“权威主义国家”。康晓光理论分析完全建立在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透辟、客观的洞察和分析上，也就是说讲的都是真话，但是他理论的目的是为中共和政府寻找合法性，以期这个党和政府对大众“有节制的掠夺，可持续性的盘剥”。应该说讲的也是实话。康晓光在胡锦涛接班之后，急忙把自己的学术著作汇编成一本书，起名《中国的道路》，以毛遂自荐，在该书的序言里，他肉麻地吹捧胡锦涛，重温西柏坡讲话和“新三民主义”。他说：“胡锦涛仅仅要回到毛泽东吗？实际上，他走得更远的，他要回到孔夫子”，“胡锦涛的新政就是孔子的仁政”，“现代‘仁政’就是一个仁慈的、开朗的权威主义政府”，康晓光的政治拍马，不为新主所动，结果是枉费心机。在中国知识份子全光谱上，康晓光被自由主义政治学家陈子明定位为“新右”，正是这个准确的定位，被稳健又强硬的新党魁拒绝使用，“右”从骨子里就被胡排斥。
御用班子批评江泽民的ＧＤＰ挂帅，胡的新理论和谐社会即将取代三个代表。
追随毛泽东搞革命起家的邓小平，为争当第二代领导核心，不得不往毛脸上抹了几道黑，经济上他颠覆了毛，向资本主义开放，但政治上仍旧用四项基本原则把自己和毛紧紧地捆在一起，一直走到六四屠杀。邓小平理论，老百姓心明眼亮，评其为“社会主义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直到邓死后，江泽民才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宪法。江依照中共传统，不搞自己的理论，就搞不了对全党全国的极权，因此邓死后，立刻炮制出自己的“三个代表”，倚仗“三个代表”，不仅十五大超龄不下，大六大仍赖在军委主席位子上两年有余。胡锦涛十六大接班之后，被评价为“江规胡随”。从毛一百一十周年，到邓一百周年，陈云的一百周年，无一例外全讲“凡是”。
但是胡锦涛又是确立自己的思想理论最迅速的党魁。二００三年春节之后，胡接任总书记不过三四个月，就在中央党校召集省部级党政一把手举行“三个代表”研讨班，胡讲话用十六大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但是他已塞进自己的私货，提出“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和“新三民主义”，立即被吹捧为“新政”，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名曰树我，谁知树谁人？”胡锦涛确是高手。二００三年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二００四春节之后，中央党校又举行党政一把手研讨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温家宝智囊温铁军已公开评价这是对九十年代单纯追求ＧＤＰ增长的重大战略转变。去年九月四中全会又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今年春节后的第三个党政一把手研讨班，专题就是“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二月十九日胡锦涛在研讨班讲话，六月二十七日由新华社全文发表，此时是胡作为国家元首访俄，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赴英与Ｇ８峰会对话，进行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的前夕，也是中共建党八十四周年的前夕，它的作用不仅是代替一篇“七一”讲话，而是胡氏理论完整推出的标志。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二十六年，ＧＤＰ总量增长了十倍，平均年发展速度为百分之九点四，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也造就出一个权钱结合的利益集团，垄断中国的全部资源和财富，造成农民和工人的绝对贫困，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的扩大，腐败制度化的漫延，社会矛盾尖锐对立。胡锦涛现在代替江泽民成为这个利益集团最大的代表。胡的御用理论班子明里暗里已将尖锐的社会对立和不公正完全推给江泽民的ＧＤＰ挂帅，也就是“三个代表”，胡的“和谐社会”便就应运而生。但是可以断定，胡氏和谐社会理论将面临与江氏和“三个代表”一样的下场，因为它根本够不成对“三个代表”这种精英联盟面纱和遮羞布，目的仍然是巩固中共的极权统治和确保胡锦涛一代政权的稳定。
少将朱成虎的核恐吓是基于胡政权对美国的战略分析，认为美国不敢打中国。
赤日炎炎的七月，与中共少将朱成虎香港放言，要首先使用核武器攻击美国，不惜付出西安以东国土为代价的战争狂言一样惊人的消息，是传说前中共第一太子江绵恒在深圳被捕。
作为极权政权，任何一个新朝代，都不能全盘接受前朝遗迹，否则连自己也得搭进去，华国锋就是例证。胡锦涛不是一个有信仰、知识渊博的伟大人物，但他是个聪明人，要动用一切手段寻找执政的资源，是他想得到，也做得出的。无论江绵恒出事的可能性有多大，胡温是掌握了不少人的“黑材料”的，下面那些亦官亦商的人物，有几个是干净的，要动动他们不是易如反掌吗？因此，江绵恒也是他就近的一个资源。
解放军少将朱成虎也是胡锦涛面对美、日、台独，包括已成为“友党”，但已进行首次党内民主选举的国民党寻找到的一个资源。朱的发言对国际社会已造成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巨大效果，它的影响将是长远而且永远是负面的。需要探究的是,朱成虎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朱成虎的发言是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核讹诈，这令人想起王朔小说中的一句名：“我是流氓，我怕谁？”
朱成虎敢于放言，实际是基于胡政权对美国的战略分析。胡政权认为美国是不敢打中国的，有三条理由：（一）美国只要对中国开战，中国立刻就会变成全世界恐怖分子的基地，一个本．拉登在阿巴边界都抓不住，到中国来又会是什么结果？（二）美国最怕核扩散，而中国不怕，流氓国家，邪恶轴心人手一个原子弹，中国都不怕。美国搞防止核扩散，中国搞的正是核扩散；君不见利比亚向美国交出的核武材料都是中文的。朝核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就是中国无心帮助美韩日解决难题，何况又是中国核扩散过去的。如果美对中开战，中国肯定更要大搞核扩散。其实朱成虎根本不必说解放军要对美动核武，只说要把核武给本．拉登就够了。（三）中国不是几百万、上千万人口的小国，幅员辽阔，搞纵深防御，美国吃不消。
当年的毛泽东就是以战争狂人姿态对付美帝，五十年代他在莫斯科、七二年对基辛格谈核战争至今令人记忆犹新。毛说：“核战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死了一半，中国女人照样生孩子，正解决了中国的问题。”毛是一个从来不把人当成人的独夫，他控制的军队也具有这种反人民的性质，毛的基因已完完全全遗传给胡政权和日异现代化的中国军队，这是国际社会必须认识清楚的。
朱的作用用过后，太子党刘亚洲立刻化名“达戈”大侃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大战略了，刘以美国为战略对手，但反对以战争方式解决台湾统一，主张以经济制裁台湾，主张联合日本对付美国。刘将军的文学构思和艺术想像力也是一种资源。
中共历史是一部充满仇杀、流血的历史，这部历史上正面负面可利用的资源太多了。如果像胡耀邦一样平反冤假错案，推进中国制度改革，将功德无量，反之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会像毛邓江一样遗臭万年。
有确切的消息，胡锦涛决定今年十一月要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六四民主运动因胡耀邦含恨去世而起，十五年来中共没有出过一本纪念胡耀邦的书，胡锦涛要为胡耀邦组织纪念活动，这是江泽民没有做、不敢做，也不想做的事，如果真要搞，也会变成胡锦涛的一项资源，但会搞成什么样子，还要拭目以待。
转自2005年8月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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