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卫生体制患“上海病”，前任政府干系重大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起草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以下简称评价)，其公开发表的“概要与重点”版全文大约18,000字，高度评价了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公共卫生所取得的成就，空前严厉抨击了现行医疗体制市场化导向的错误，提醒因此产生的全民医疗保障水平下降和不公平其严重状况在世界各国中属于最为恶劣的，已经造成严重社会问题、是牵制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并明确指出现行医疗体制和市场化改革不符“卫生事业规律”、政府责任退出公共卫生领域是前任政府的错误政策所致，建议建立一个财政投入为主、公立医院为主、保障全民基本医疗需求的公共医疗体系。

针对这份近年来罕见的全面抨击中国现行医疗体制的报告所提出的因为公共卫生市场化造成的严重医疗分配不公平，中国许多媒体将其称为“美国病”。但是，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非常误导。事实上，美国的公共卫生状况不仅不像中国媒体想像的那么糟糕，而且，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和有广泛企业参保计划支持的美国医疗体制，相对与实行公立医疗体制和普遍医疗福利的加拿大、英国等，对至少70％美国公民来说，他们能够得到高效率的全面医疗保障。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制结合高度发达的商业医疗保险体制和法律体制，满足了中产阶级为主的美国主体社会的需求。

但在已经贫富高度分化、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中国社会，儿童、老人和农村大部居民都被排除在现行有限的医疗保障之外，如评价指出的，连体制内的医保对象也受层层限制，医疗事业却成为最有利可图的产业，许多民间资本和海外资本纷纷大举投资医疗行业。2004年私人卫生支出高达总体卫生支出的60％，而总体卫生支出已占当年GDP的百分之五。七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外医院CEO峰会，则代表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鼓吹医疗服务的彻底市场化。与此同时，2000年的中国卫生绩效排名位居191个世卫成员国的144，医疗分配公平性更居倒数第四位。

在这意义上，更准确地说，中国公共卫生体制也许是患上了“上海病”──在2003年非典爆发之初担任中国卫生部长的张文康就来自上海。这位出身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卫生部长，似乎更愿意把部长之职看作对他身为中国某些要人私人保健医生的奖赏，而不是缓解全体公民和病患痛苦的责任者，公然向全世界和中国公众隐瞒非典和公共卫生危机。

这一“上海病”，正代表了“评价”所指的四大问题：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忽视卫生、教育等社会服务发展；在卫生领域过度市场化，放弃政府责任；公共财政投入不足，转移支付落后地区更严重不足；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如此从思想到路线到政策到组织的全面批判中，中国卫生部门过去十几年的表现被全面否定，甚至包括非典危机后中国卫生部门建立的应急机制和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试点。而且，“上海病”“已经不是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特有的问题，几乎代表了中国大部分公共社会领域的结构性危机。如“评价”所称，正在严重阻碍中国公众对改革政策的支持和信心，也即胡温政府所担心的政权执政危机。

因此，德国之声中文广播评论员一通认为，“评价”的抛出是一个信号，是胡温政府开始全面清算前任政府政策的信号，也是一个开始触到根本的中国政治冲突的最新表现，胡温政府正在将“和谐社会”的口号变为一个以社会政策为核心的全面政治纲领，为今年秋天的五中全会作舆论准备。

胡温政府的政治雄心当然可圈可点，中国普通人民终于能够从政治竞争中得到一些实际的好处； “评价”或许道出了中国90年度以来医改方向的缺失，却回避了卫生行政体制改革的真正难题，远非“评价”所称实行适当的人事制度就能贯彻改革那么简单。一个也许同样身患“上海病”的行政体制，若不广泛动员社会民主参与，又怎能真正有效革除自身的一个“上海病”肿瘤呢？

(德国之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