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上校军官谈军中的反中共力量

(一) 曾受蒙蔽而觉醒早

李契克16岁(69年)参军，17岁入党，19岁开始组织反对中共统治犯罪的活动，这个转变是如此之快，也是如此之巨大。

李契克说，由于他长期受中共的蛊惑，曾怀着满腔热忱，积极地追寻加入共产党。参军后，他渴望加入共产党，严格要求自己，吃苦耐劳，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体现要求入党的愿望。他当时误以为共产党是真理的化身，正义的象征，可以引导广大人民走上按照人类存在规则而行的科学的利于国家民族的公民社会。

他说：少年时期的意识非常纯洁，信奉正义和真、善、好；要求自己做好人，做好事，等等，因而容易被中共的假话所欺骗。但假不是真，一定会被识破。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深深感受到：中共从一开始就是恶霸、盗匪和法西斯邪恶势力，本质与其所标榜的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

李契克指出：中共煽动利用广大人民付出巨大牺牲以获取罪恶利益，欺骗广大民众成为为其夺取政权的工具。在中共夺权的过程中，其用“实现民主建国”，宣扬自己代表社会正义等等迷惑人民。其夺权之后，便把广大人民压在社会的底层，疯狂地对广大人民进行统治犯罪，利用其垄断的党国宣传机器对广大人民强行进行洗脑灌输，以政治运动等方式铲除异己逼民驯顺，维护霸国专政；巩固一党私有制政权权系，垄断国家资源，暴敛统治资本，剥夺人民权益，掠夺社会价值，黑化国家政治，剥削欺压人民，阻挠民主制度的出现。

他说：中共以人类存在规则确定的不能实现的“社会目标”欺骗人民；中共高层自己都知道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他们无人对之信奉并无人为之奋斗；他们是为私利而阻止真正的合理社会在中国大陆出现，广大军人被中共邪恶地欺骗和利用了。

李契克说，原来他以为，毛泽东是革命领袖，日理万机，为人民服务，可后来发现，毛与中共高层对广大人民封闭的生活，是依靠制度性掠夺盗取的国民产值供其肆意享受的糜烂腐恶生活。毛的霸主心态和中共高层极力满足私欲的腐恶生活，与广大军人拼死拼活的忘我奋斗形成鲜明对照；中共特权势力的豪宅与广大平民的住房相差悬殊；他们享受奢侈舒适的生活，享有专门配备的保健护士、特别警卫、生活特供点等等；他们欺骗与迫使广大军民无私忘我地为其创造诸类价值。毛泽东与中共高层为自己确定的特殊生活保障制度是一种无法制约的剥削制度，他们实际上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势力。

李契克谈到自己体会比较深刻的一件事：70年11月24日，毛泽东作了一个“1124批示”，要求全军从当年开始，进行冬季千里野营训练；迫使广大军人在艰险困苦的条件下提高维护中共专政统治的能力。军人们背负几十公斤的重荷，经常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行军，爬高山，下深涧，穿密林……

李契克常发问：当军人们不顾一切地执行命令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南海干什么？他并没有深入民间体察疾苦，决不与广大军民同样地艰苦奋斗。不少军人意识到中共高层与广大基层官兵所想、所做的完全是本质不同的两回事。

(二) 入党第二年开始反对中共高层的统治犯罪

当李契克逐渐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时，出于自己的良知，他认为中华民族不能再任凭中共这个欺压人民的罪恶统治势力损害和摧毁，开始了寻找与中共邪恶统治势力作斗争的道路。

1971年5月，李契克被抽调到河南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习。在那里，他们半天学习外语，半天被政治洗脑灌输和从事体力劳动。

李契克利用学院的有利条件，晚上自习时到图书馆找书看，努力深入对人类社会存在规则等诸类问题的认识。他认识到：中共从一开始，其主要的领导成员，主导性的政治力量，都不是为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的，而是利用社会矛盾，煽动广大民众为其夺取政权而牺牲，完全以利己为动因，其结党就是为了营私。那些由于受骗而忘我奋斗、无私奉献的，在中共夺权后都不能成为国家的主导政治力量。

1972年，李契克在学院里找了一些有政治共识的人成立了一个反对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四个人(后来的“四人帮”)的小组，在洛阳进行群众走访，串连工人和农民，还有学校的教师，决心和中共高层的犯罪行为作斗争。那时谁要公开提出反毛，就只能自己先被摧毁，所以李契克就以反对“四人帮”来影射反毛和反对中共统治犯罪。

李契克说：中共很狡猾，把“四人帮”和毛泽东的罪恶割裂开来。实际上，“四人帮”和毛泽东的罪恶是连在一起的，毛泽东是罪魁祸首。

后来他们的活动被人揭发，李契克被关在一个废弃的汽车库里受到隔离审查8个月，之后其个人党案里被狠狠地记了一笔，说：他政治上很反动，具有严重的政治问题，等等。他被调入河北省军区的一个海防连队当兵。

在毛泽东死后和“四人帮”垮台后，李契克被平反，他在连队继续当兵，后来被提干。80年，李契克通过考试进入石家庄陆军学院任教。之后他被调入原昆明军区野战军任连队指导员。

(三) 军队中反对中共统治的力量

李契克从未忘记寻找和创造条件与中共统治势力作斗争。他说自己的目标就是争取结束中共的霸国统治和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解放。他认为，军队不应该成为中共的一个私有化的工具，而应该担负为国家民族利益而战的职责。

通过组织反对“四人帮”的活动，他感到：应该采取更为有效的方式与中共罪恶统治作斗争。他要在军队里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在军队与退伍军人中建立反对中共罪恶统治和实现民族解放的力量。

在84年4月28日的老山战斗中，李契克所在团是老山主攻团，他任指导员的9连是主攻连队之一。老山战斗由进攻转入防御后，李契克被提升为营副教导员，他在战后很快被提升为副团职干部。

李契克说：军队受中共腐恶统治政治的影响，军风日益腐败，他很厌恶军中的腐恶行为，所以平时不受重用，而部队作战，全靠腐恶长官的奴才带兵是不行的。

85年，作为“老山主攻团”政治处主任，李契克利用与不同军区参加轮流作战部队干部接触的机会，结识了很多人，并与一些人由友谊发展为紧密的政治连接……

李契克发现，在军队中存在着一股不满中共统治制度的力量。军队中有很多人，特别是基层官兵，非常厌恶中共的腐恶统治，不甘心为一个欺压广大人民、掠夺社会价值的强盗统治势力去卖命、效力。广大军人与其家属也在遭受中共统治势力的欺压灾害，他们是与中共统治势力作斗争的潜在力量。

李契克说：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基层官兵更替快。中共统治势力重点收买的是在军中拥有重权的高级军官，利用其对军队实施严密的监控。这种专制高压使军中反对中共罪恶统治的力量在短时期内难以形成较强的合力。但任何时候，军队中都有对中共罪恶统治不满的群体。

89年“六四”镇压之后，李契克与其在军内外的政治伙伴商议：武装力量和广大民众都是中共统治的受害者，不能任凭中共统治势力在这两部份群体中制造矛盾，利用中共掌控的武装力量血腥镇压人民，应该把受损害的军人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利害连接起来，使其形成合力共同斗争……

当时大家决定：需要有人退出军队(转业等)，作地方和军队的衔接工作，促进广大人民和官兵的共同斗争，李契克是其中之一。

(四) 突发事件提前出国

90年初，李契克被任命为正团职军官。很快，他提出要求转业，退出军队。兰州军区的干部们感到惊讶，不解其意……

92年，李契克被转入青海省军区系统。他在身体的创伤治愈后，继续争取退役，未被批准。李契克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作民兵工作。他频繁地下基层，与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编写教材鼓励广大民兵增强爱国意识，告诉民兵：要爱人民的国家而不要爱党国……

93年初，李契克被调到青海省海南州军分区工作。他对领导说，不要对他下新的命令，不要提职，他只是临时帮助工作，若提拔他，他不会接受。由于他退役的态度坚决，终于在95年被批准退役，回到家乡北京。

李契克退役后不久，他在青海省发展的一个外围成员，被公安部门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那位人士的妻子给李契克打电话，告诫李契克：一定要当心，她的丈夫被莫名其妙地抓捕了，若有什么意外，可能会牵扯到李契克和她丈夫的密切联系。

当李契克就这一情况与一些政治伙伴紧急商议后，决定提前离开中国大陆。他们原计划李契克到地方作一段军人与民众的衔接工作之后，再到海外寻找一定的国际性支持，共同促成这场斗争。但由于突发事件，迫使李契克提前出国。

(五) 出国后公开表示退出中共

李契克于96年3月5日抵达香港，于次日---3月6日---公开退党。他在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上写了下面的一句话：“我志愿退出中国共产党。 退党人：李契克 1996。3。6”

李契克把那张退党声明给许多人看，包括民联阵在香港的负责人等一些中国大陆民运人士，一些香港民主人士，等等。

李契克说：当时公开表示退党，并不是为了新闻效应，而首先是从心理上觉得踏实，其实在思想上早就脱离中共了。军队中有许多人早已唾弃中共，只是还不便公开声明退党。

李契克指出：中共由于其强盗统治的本质，必然对人民实行法西斯恐怖专政。其对国家社会的灾害性作用愈来愈严重。他说：其实不是中共有高超的统治艺术，而是其利用广大军民纯洁善良的素质特征和中华民族传统性的价值条件等等，冒充“真理的化身”摧残民族，肆意进行统治犯罪。然而，广大军民对其统治灾害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说：很多军人在战场上以血肉之躯冲锋陷阵，义无反顾，他们其实是把中共与中国区别开来了，他们不满中共的恶霸统治，但是他们不忘守卫国土……

他说：总有一天，广大军民会站起来，共同加入到结束中共罪恶统治的斗争之中，胜利必定属于广大中国人民。